标题伟大时代的小丑之见

　　一个由爱弥尔左拉的“我控诉！”所展开的知识分子的时代，最终同样用法语来宣布：“知识分子死了！”一九八○年萨特的逝世标志着知识分子时代的结束。在经历了一个思想的、动荡的、革命的、进步的时代之后，我们终于来到了一个宣告形而上学的终结、乌托邦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历史的终结的“上下都很平坦”的时代。九十年代，随着全球一体化时代的到来，世界历史进入了苍茫时刻。今天，我们似乎已经生存于时间、历史、思想、知识、制度的终结之处。我们进入的时代，好比恩格斯逝世之后的第二国际时代，一个没有思想扰乱的年代，一个无梦的和平繁荣的年代。这是一个思想和现实完美结合的没有“他者”的时代，一个拒绝了想象的时代，正如鲁迅在《破恶声论》里说的：“举天下无违言，寂漠为政，天地闭矣。”我们需要承受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我们需要承担法西斯主义的后果。由于这些后果，很多东西已经变得无法谈论，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当下的完全缺席，而是因为它们曾经被可悲地、彻底地出卖了。不仅青春和诗歌已经遥远，而且正义成为了一种不合时宜的存在。必须有足够长的时间，我们才可能重新意识到这种缺席所留下的空白。
　　我们习惯性地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正如鲁迅所说的，我们从来就没有抚哭叛徒的吊客，作为圣之时者，我们从来就没有为话语、知识、权力、真理、制度留下反思和评注的位置。思想和现实的完美结合，其结果必然是想象的放逐和死亡。九十年代文学以及文化的一个致命之处就是想象的贫乏和衰竭。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诗人转变为广告人，文学转变为纪实文学。文学在本质上是浪漫主义的，雪莱曾经把诗人比作夜莺，可是结果文学在今天变为了最势利的一种东西，一种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
　　一九八○年，当我走进大学校园的时候，我似乎站在一片生命的废墟上，满怀怆然。(今天，这种感觉重临心头。)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极度厌恶成为了最根本的思想背景和基本的思想立场。在这种意义上，乔治·奥威尔对于我们是一个重要的作家。他的寓言小说《1984》暗示了他与我们时代的一种缘份。奥威尔在《文学和极权主义》一文中说：“极权主义废除了思想自由，其彻底程度是以前任何时代闻所未闻的。而且认识到下面这一点很重要：它的思想控制不仅是负面的，而且是正面的。它不仅不许你表达——甚至具有——一定的思想，而且它规定了你应该怎么思想，它为你创造一种意识形态，它除了为你规定行为准则以外，还想管制你的感情生活。”“极权主义国家的特点是，它虽然控制思想，它并不固定思想。它确立不容置疑的信条，但是又逐日修改。它需要教条，因为它需要它的臣民的绝对服从，但它不能避免变化，因为这是权力政治的需要。”今天，“经济发展的最高利益”和无问题化的现代化主义使我们去重温奥威尔的智慧。
　　关于九十年代，一种普遍的看法是：思想淡出，学术凸显。有人甚至将思想和学术割裂与对立起来，拾起了老调子：“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可是岂不知，撇开主义，哪来问题；没有思想，何来学问？思想为里，学术为表。学术是珍珠，思想是那串珍珠的线索。不然，岂止是“支离破碎”！后现代主义想要质疑元话语，取消大叙事。可是没有大叙事，又何来小叙事？事实上，思想或话语一经改变，知识的面貌就会在顷刻间全然改观。九十年代的学者使人联想到尼采《苏鲁支语录》中那个著名的智者——权力马车前的一匹小驴。九十年代产生了多少吓人的伪学问！在全球化的时代里，革命被指认为一种罪恶，批判现实被改写成为“吃饭哲学”，腐败被当成是一种进步。中国的所谓知识分子已经几乎白领化了，他们的头脑已经被全球化的“精神饲料”填满，因此已经丧失了思想的能力与勇气。从“思想精英”们的精彩表演，我们可以看出，穿着制服的“思想”从来就不是真正的思想。
　　在这个放逐了思想和敌视思想的时代，那只“看不见的手”却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作用。经济学家凯恩斯在他那本引起了“凯恩斯革命”并造成了“凯恩斯时代”的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结尾写道：“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这当然不是在即刻，而是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理由是，在经济哲学以及政治哲学这方面，一个人到了二十五岁或三十岁以后，很少再会接受新说，故公务员、政客、甚至鼓动家应用于当前时局之种种理论往往不是最近的。然而早些晚些，不论是好是坏，危险的倒不是既得权益，而是思想。”
　　九十年代，一套知识生产和消费的机制正在生长和形成之中，一个知识的拜物教正在建立。学术规范是知识合法化的喇叭。知识合理化是伴随着现代化的合理化主义而来的。然而没有人对这一合理化进行质疑和挑战，揭露这个合理化的专断性质，揭露这一合理化本身仍然有待合法化。我们明白看到，在这一合理化过程中，思想将首先被作为不合理的东西而被排斥和取消掉。在知识的市场上，知识的消费、品牌的竞争以及资本的竞争已经很明显，正如在工业制造业中，三资企业占据竞争优势，具有良好的企业形象，在知识产业中也同样如此。在九十年代对于思想的排斥中，中性化成为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明显趋势。知识分子蜕变为学者，他们拒绝大问题，然后按部就班地经营一些小问题，逐步沦为大学体制的配件，成为固定的齿轮和螺丝钉，他们普遍地丧失了灵性和性情，为了消费而自动地生产更多的“知识”，并且通过品牌去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和社会地位。与作为思想守护者的知识分子相反，学者是知识的看守，他们忠实于既成秩序，他们所忧虑的是找不到学术时尚的韵脚。
　　在一九八四年——这个寓言化的年头上俯瞰，现代化的宿命已经昭然若揭，做公务员：从科员、科长、处长、局长到部长；做教师：从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到博导。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到八十年代“学科重建”以来，专业的分化已经开始。八十年代的“学科重建”说明白了是一场悄悄的心照不宣的“圈地运动”。九十年代老师的一辈已经把大的思潮、流派、作家做完了，学生的一辈就去找边边角角、荒天僻地，去找二流以至三流的作家。用现代文学圈内的说法是，现在局长、处长一级的作家已经被做完了，再接下去就是去找科长、科员一级的作家。学术合理化，就是要“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就像工厂流水线生产标准化的产品一样，体制化的大学也批量生产知识产品，学术职业化将生产思想狭窄的教授和中性的专家。正如赖特·米尔斯在《白领》一书中所说的“研究院大大发展起来，甚至可以机械性地授予博士学位”，“研究院常常组织得像‘封建制度’：学生把忠诚出卖给一个教授，取得他的保护，以免受其他教授排挤。风度翩翩、愿意走既定道路的年轻人会和真正埋头治学的创造性天才同样易于甚至更易于成功。”这样标准化的生产制度生产出来的学生将会是合乎学术规范的候补学者，将会按照既定的工艺流程自动批量地生产知识——“朴学”。他们将会成为学院各个不同门坎的大小哨兵，获取“终身教授”之类的头衔。他们是知识的忠实看守，但是，小至现实问题，大至人类命运，他们完全缺乏关怀能力。成为“小人儒”的一个现代的注脚。
　　所谓现代中国的问题，是作为同构的自我的问题。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突然暴露在一个陌生的世界上，因此不安，甚至焦虑。它必须通过知识的阐释重新确立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与世界建立一种经验性的关系。没有本质主义的中国，无论是政治的，还是文化的，只有“在世的中国”。
　　我们正面临一个消费的时代，一个精品的世界。《精品购物指南》代替了《毛主席语录》；“及时排除体内垃圾”代替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们正处在高速的现代化进程之中，我们已在经历一个猛烈的城市化过程。从农村到城市，我们的经验突然脱节。作为一种转型，作为一种记忆的摧毁，正如邱华栋的小说所表现的城市经验——都市表象的地毯式轰炸。城市是一种多彩的涂改液，有力地抹去了历史。城市是一种境遇，是变幻之神。它与其说是一个实体，不如说是一座符号的迷宫；它与其说是自然，不如说是艺术品。城市是一个戏剧化的空间，是一种建筑的辩证法。城市是一个现代神话，是能量的极度蓄积，但它又是一个解构主义文本，一个没有中心的自由游戏。
　　城市迅速摧毁了人类的家园经验。只有真正的“新生代”或“新人类”才有可能和城市建立一种融洽的血肉的关系。而我们却生活在城市边缘。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撷取波德莱尔作为现代文人的典型肖像：波希米亚人，拾拉圾者，游手好闲者。从根本上，我向往一种现代的游猎生活。报纸上秩然有序的分类广告，电视上蠢蠢欲动的物质洪流，城市街道纵横交错，商品橱窗琳琅满目，霓虹灯颠倒黑夜白昼，立交桥扰乱四面八方，在灿烂迷乱的街头，漫无目的地闲荡、好奇、张望、品味，目眩神迷。从大众社会和物质洪流的边缘投去偶然的一瞥，不经意地写下一些笔记和评注。三十年代，本雅明对于摄影和电影的伟大发现，鲁迅在上海“且介亭”写下的“立此存照”的新型文本，一些零散化的笔记和评注，对都市无意识的掘发，这就是所谓文化批评时代的到来，玄学式的文学批评的终结，一种新型知识的诞生：一种没有边界，也就是说改变了传统的知识类型和知识面貌的再生的知识。
　　福柯说：“历史注定我们要面对历史，要耐心构造话语的话语，要担负倾听已被说出的东西的任务。”在一个“终结”的时代之后，一切思想、知识、制度的界线都被拆除了，一切过去的知识都将转变为现在的知识，无论是古典的、现代的、解现代的知识都将成为我们思想的资源。九十年代的所谓“本土化”仍然是在“我执”与“他执”牵制之下不知怎么说才好的一种说法。早自王国维以来，世界就已豁然贯通。即以狭义之传统而言，它也不仅指三坟五典、四书五经，而且同时也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旧约》……
　　还是用福柯的话来做一个收束吧。“知识分子的角色并不是要告诉别人他们应该做什么。……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变他人的政治意愿，而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并参与政治意愿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