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好久不见的z来访。过去我们是很熟的，不过，从二十多年前开始，就不曾再遇见过。因此，实在可以说是久违；也因此，可以说明我们的开始认识，是在三十多年以前，实在也算得上很久很久了。见面以后杂七杂八地谈了一通，他告诉了我一些二十多年来的经历，也总脱不开一些悲欢离合的“老套”。近来很有一些朋友对过去一段日子的种种表示了厌倦，不愿意听，也不愿意再想，这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我自己，似乎也受到了这种意见的感染，例如，这里所谓的“老套”，就是这种思想的表现。不过，这“老套”的内容实在是千变万化、异常丰富的；就如z的经历，就与我的很不一样。我想这样的差别，是到处都存在着的，就和人类的指纹一样。为什么引起了人们的厌倦呢？原因也很多。其中之一怕是我们听到的往往是大同小异的故事，因为开掘不深，所以渐渐出现了公式化。那么，这就不是生活本身的过错，而是简单化的方法的责任。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一时也说不明白。
z是我的一位老读者，又喜欢书，第一次介绍他来的是风子，即著名的新文学版本学家和《书话》的作者。当时我们都有着搜求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品的狂热，什么初版本、毛边本、签名本……，真是有许多讲究与很浓厚的兴味，不过爱好也只是爱好而已，当时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会成为一种新兴的学问。z有许多藏书，其中一些是我过去没有见过的珍本，如鲁迅先生印制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就是第一次在他那里看到实物的。左联文献专家的D君三十年前找我打听新文学版本的事情，就曾由我带了去z处看实物，有如读化学上实验室的一般。
近来在编两本文集，找材料时碰到了很大的困难。过去发表在报纸上的一些文字，自己没有存稿；或虽有存稿后被抄没，结果还是一样。那些旧报纸也很少了，有地方有，但已被精装起来当作革命文物藏起，看一看也困难，何况是抄。就是想抄实在也没有这样的精力与时间。我在谈话中想起这事就诉苦，不料z却说，他那里还保存着几本我的旧作的剪报，除了我提出的一些，他还说出了不少连我也忘却了的篇目。他告诉我这些剪报和其他的单行本，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几经转移、藏匿才得保存下来，这些东西还旅行了不少地方，包括洞庭山中老屋灶下那样的所在。这实在是料想不到的事。东涂西抹积累下来的“语业”(这是近代词人朱祖谋为自己的词集所取的名字)，竟自有了与抗战中辗转逃难的宋版书同等的身价。
我立即提出了请他把贴报本见借的要求。几天以后，z就送了来，同时还带给我一大叠印本的旧作，有些是精装的。他希望我在每书前重新写一点题记。这些书都完整如新，有的毛边还不曾裁开，其中有一些我自己也没有了。听说有一位收藏家，每买新书，总是一式两册。一册留作平日阅读之用，一册则用牛皮纸包好藏起，不再翻动，因此他的藏书不但可以保持完整，还能长久“如新”。我想，z所采用的可能也是同样的方法。
这一包书其实还并不完整，至少还缺五六种。灾梨祸枣竟至如此之多，自己也觉得吃惊。如果不是二十多年来焚弃笔砚，那就不知道还要糟踏多少纸墨，也许会制造出使自己愧悔不及的东西来也说不定。这样一想，就又不免觉得有些侥幸，要暗暗道一声惭愧了。
题记也只好写一点。题记不过是随笔、题跋一类的东西，余纸不多，只得简短。在这里完全不涉及内容的评价，因为早就认定了这些都不是“传世之作”，没有资格厕身于文艺之林；连译本也一样，有些也早已为更新的翻译所替代了。随笔所及，记下的只不过是一些故事与闲文，即已先后印成上市，那么它们在出版目录里也都占有一席地位，就算是为新的版本学者提供一点参考吧。
《锦帆集》，一九四六年中华书局出版，“中华文艺丛刊”第四种。
此为余撰著之印为书册之第一种。巴金先生好意为之编入丛刊。印本甚少，颇不经见。然校勘草草，错字满眼。五年前香港有翻印本，友人曾以一本见寄，见之怃然，宛如隔世。z先生爱搜拙作，不弃葑菲，都十二种，一日携以见过，命重加题记，因以暇日，各缀小跋。尝论书籍之有善本，非必因内容之美，亦不全系于印制之精，常因流传之稀，转成奇货，其理与集邮同。然则此本或亦可厕于“善本”之列欤？
《旧戏新谈》，一九四八年八月开明书店初版。
此书由上海出版公司排版，未印，后因圣陶先生赏识，编入开明新书中，仍用原旧纸型，因此版式与开明他种不同，实《文汇报》排字房诸同人所排也。错字不少，再版时曾少更正。少年好事，除自制宣纸大册一本外，又于市上搜重磅道林纸印此特印本十许册，自存赠人。转眼三十年，自存之一册亦已盗掠不归。Z先生所藏此本并他书，于劫中亦辗转多方，深藏密锁，竟得获全，真出意外。携来重观，感慨记之。
附注：所谓“宣纸大册”，是我在排校竣工之后，买了宣纸请排字工友打的一份“大样”。因此版心仍是原样，只不过天地头特别宽大而已。马叙伦先生的题签，在开明本上只用了书名四字，这时就请刻字摊照原大雕版，下面还有“黄裳作 叙伦署”六个小字。此外还手写了一块“牌子”，也用木板雕成，双行，有边。文云，“民国三十七年春四月上海出版公司刊成以宣纸印制一册以自藏
黄裳”，订在全书之后。托荣宝斋装成四册，册前各有绫制书签，并用蓝色泥金纸作封面，宣绫包角，外面用锦套。这部“假古董”实在俗气，但在当时却甚为得意，记得曾抱了去给叶圣陶先生看。他看了微笑说道，“了不起，了不起”。今天想来，大约就象小孩子得到一件新耍货，来不及地拿去给大人欣赏，又不好谴责，只能“唔、唔”地对付过去的情形。
《关于美国兵》，一九四七年三月上海出版公司初版，“周报丛书”之一。
这是我三十多年前写的一本通讯集，先在《周报》上连载，一时颇受到了欢迎；后来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虽然先后只不过年把，可是“时移事换”，已经引不起读者的兴趣了。后来还得到了斥责，批评者说：“我不懂上海出版公司为什么会在这时此地出这么一本书。”是的，这情形我在这本书的“叙言”里早已料到并指出了。但虽然明知如此还是把它印了出来。原因首先当然是我很喜欢这本小书。这是我一年多生活见闻的记录，感慨的发泄。在写这本书时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有话想说的压迫感；也确实体味到生活对写作的微妙关系。“生活”，不是想“体验”就能体验出来的。生活与作者的心理反映也不是按照预定的计划可以安排得了的。等到生活的素材与思想的“发酵剂”融汇在一起并起了某种作用，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时，那就象开了水的锅，想按捺也办不到，只能听任它流出来。当然，流出的是美酒还是毒药水，还得靠另外的条件决定。
其次，我觉得表现在这本小书里的一些看法，今天看来，自然应该重新考虑了；不过我对中美关系的基本认识，可以说至今还是如此。此书写于一九四五年，在“叙言”里我说，“要说的话，牢骚多于称颂，感慨溢于谀辞，恐未必有合于敦睦之道”，这是一个方面。书出版的当时我所受到的斥责大致是“企图缓和中国人民对驻华美军恶劣到极点的印象”，“无耻的程度简直与‘处女膜未破论’者不相上下”，“对‘金元文化’的歌颂，作者也是不遗余力”，等等。最后沾了“过去有着光荣的历史的周报社”的光，没有被定为美国的文化走狗。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这本小书的“罪名”增多了。据“审查者”的批示，“罪名”大致如下：“吹捧史迪威等美帝头目”、“桂林放火”、“把美帝侵华说成是‘亲善’，象兄弟那样的亲热”，“宣扬美帝‘物质文明’”，“胡说圣诞节美机给了延安糖果、酒菜”。……
这就说明，这本小书从无论哪个角度看，都一无是处，罪大恶极。全书最后也是最早写成的一篇《关于翻译官》，曾寄给重庆的《大公报》，不予刊载，还是《周报》第一次用了。
这许多不同的反响，今天看来，是毫不奇怪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现象。
这本小书里的主要意见，卑之无甚高论，不过如下这么几点：“中国人对于美国的看法，一向是很好的”，美国也并非毫无阴暗面的“天堂”，美国的人民也不是铁板一块，也并非都是帝国主义分子，有不少人是对中国怀着美好的感情的，但我主张“君子之交淡如水”，“有许多地方，原不必十分卖力，弄得对方都有点不舒服的”。至于“金元文化”，确有其特点与优点，不能闭眼不予承认，有可能还该学习一点，自然不应弄到进退失据的地步，连外国的月亮也觉得比我们这里的圆。大致说来，如此而已。
《新北京》，一九五○年十二月上海出版公司出版，“艺文新辑”之一。此为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版印本。
此解放初在北京时所写通讯，曾刊于《文汇报》。师陀时在上海出版公司任编辑，索稿，因以付之。转眼三十年，所记诸人，多成宿草，此册遂亦成为历史陈迹矣。其访江南诸地之作，有记荣德生一文，后为我一大“罪状”，以曾为资本家“张目”也。当日实只匆匆一晤，归沪后又曾访荣毅仁于其办事处，索得德生生日纪念册一本用为参考。往还仅此，思之可笑。z先生出此册嘱为题记，遂牵连而记之也。
《西厢记与白蛇传》，一九五三年七月平明出版社一版。
此为初版本，再版时附录一种抽去。此亦“版本学”中一小掌故也。平明出版社颇用心印书，此册印制亦甚精雅，可观。
附记：所谓附录，是《跋祁彪佳<曲品>残稿》，后因已着手重刊祁氏书，遂于再版时抽去此文。这是毛边本，但表面却看不出来，是法文书的平装版式。当时傅雷所译巴尔扎克小说正陆续交平明印行。他是讲究书籍的印刷装订的，提议出版社采用这一类的印订方法，并不豪华，也不浪费，可是自然大雅，入手快然。平明所刊《高老头》、《贝姨》诸种，都同此式。实在算得是书林逸品，后来这些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增加了插图，但一律纸硬面“精装”，看了颇不舒服。就象淡装素服的村姑，忽然穿上一套貌似艳美实则粗劣的“华服”一样了。傅雷在印他的《约翰·克里斯托夫》译本时，曾特印了一种圣经纸、软皮面的精装本，真是够讲究的，大可代表新中国书籍印刷水平。不知这本子还有没有幸存的。我还看到过傅雷重译此书的稿本，那是用一部旧版译本校改的，蝇头钢笔字几乎布满了每一页的天地与行间，即使如此，也还是清清楚楚，一些都不使排字工人感到困难。
《猎人日记》，一九五四年四月平明出版社“屠格涅夫著作集”之一，圣经纸印，锦面精装本。
屠格涅夫此书，小年于《小说月报》读耿济之译本，即甚爱之，二十年后又取嘉奈特夫人英译重译一遍。溽暑闭门，脱衣执笔，忘却户外炎蒸世界，两月而毕，颇以为快。文学翻译有种种理论，主张方法亦各不同，不能具详。但我以为原作既已迻译为他国文字，而译者各有手眼，不能不发生作用。所谓能传原著风格云云，悬鹄虽高，多半英雄欺人语耳。尝问巴金五四以来文学译本名作以何种为第一，巴金说自然是鲁迅译的《死魂灵》。这是很有道理的。人们读果戈理，同时也是读鲁迅。因此，译书不妨多出复本，由读者选择去取可耳。林琴南、严又陵译书，不因其时代已远，新译继出而失去生命，其故在此，z先生命作题记，因漫述所见如此。
《哥略夫里奥夫家族》，俄国谢德林著。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平明出版社“新译文丛刊”初版。
此书已由英文转译。原著者A.Yarmolinsky。余所译旧俄作者长篇凡三种，此本译出最晚，此后即束手不更译书矣。近出版社欲重印此书，问可有订正之处？然原本假之友人，早已还去，遂无由校改，再印亦不知何日。
附：《卖艺人家》，黄宗江著。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森林出版社出版。戋戋一册小书，只一百页，但道林纸毛边，印制颇精。Z君也一起拿来要我写几个字，也许因为封面的书名是我写的吧。但这到底是旁人的著作，不能胡乱涂写。虽然可以说一点这本小书出版的故事。
森林出版社在哪里？版权页上写道，“上海邮政信箱六四五号”。不但此也，它的发行人是辛白宇，而印刷者竟是一家“森林印刷厂”。一切看来都颇有出版印刷托拉斯的气味。当然这全部都是戏法。一切都藏在诗人王辛笛的大皮包里。
这确是一本好书。作者在书里所讲的故事，他那种不合“规范”的文字风格，……都是很特别也很美的。作者原来的职业是话剧演员，后来又写过舞台剧本、电影剧本。三十年来没有脱下军装，前些时到美国参加奥尼尔的纪念会，报上发表了他穿T－shirt的一张照片，“说明”是中国著名的师级剧作家。……真是使人眼花缭乱。不过我认为这本小书依旧是他的“名作”，当然名作决不仅只这一种。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写毕
《一脚踏进朝鲜的泥淖里》，一九五一年泥土社版。
抗美援朝之初，我在报上发表过一个连载，用日记体通过一个侵朝美国军人矛盾痛苦的内心活动，揭露这场非正义侵略战争的实质。这是一部注定要失败的作品。我没有到过朝鲜战场，依据的只不过是一点过去对美国兵观察所得的知识，此外就是纸上的新闻报导和作者的想象。不过当时胆子很大，顾虑很少，加上一种非常的“赶任务”热情，几乎是毫无困难地写出来了。
当时正好雪峰在编一套“文艺丛书”，我就请朋友把稿子拿去给他看。没有好久，退回来了。退稿的意见因为是间接传来的，委婉而简单，已经记不清楚。不过我想他的决定是正确的。这实在是一种用不足为训的方法搞出来的“创作”，不应该鼓励、助长这种风气。
忽然有一天，一位朋友因筹措结婚费用来找我帮忙。当时办喜事虽然用不着今天这样的“豪华”，但在普通的“文化人”也是不容易的。我就拿出了这本退稿，说如有办法卖掉，就算作我的贺礼，书就是这样印了出来，很快卖完，无声无臭，太太平平，后来也不曾作为“罪状”遭到批判。
《和平鸽的翅子展开了》，一九五一年八月平明出版社初版，“新时代文丛”第二辑之一。
一九五○年十月，《文汇报》改进版面，增加评论。由唐弢为本市新闻版写“上海新语”，我为第四版写“文娱杂谈”，这些都是千字左右的短文。前后持续了将近一年。
在这本小册子的“后记”里，我就已明白地感到，因为读者政治觉悟的迅速提高，这些短评，在结集的当时，有些就已明显地失去了时效，不能不加以删除了。留下的部分如果还有一点点意义，恐怕也只在于多少保存了这个大时代的面影、痕迹。
从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戏曲改革，直到批判《武训传》，这一系列政治运动和文艺改革，都在这些短评中得到反映。短评在报上发表时是不属名的，代表的是报纸的意见，但又是通过我的手写出来的，因此也应该负着自己应负的责任。在写这些短评的当时，确是相信说出的是正确、负责的意见。但有些议论，不必多久，就已显出了偏颇、片面甚至荒唐。例如有一篇《不许有空白》的短评，就简直是蛮横地肯定并支持了一种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作法，“从五月二十五日起，本市各戏院，将有七天的宣传周演出，一致上演配合‘严厉镇压反革命’的当前任务的戏曲。”
这种“不许有空白”的结果，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不必在这里多说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并不高明更不正确的意见，却依旧受到了长期的宽容和保护。就在十年动乱彻底审查中，我的一切言行，全部被认为无不“反动”之时，也没有谁对这些昏话说过半个不字。
《远山堂明曲品剧品校录》，明祁彪佳著。一九五五年四月上海出版公司第一版；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古典文学出版社新一版。
一九五一年前后，余始于沪市见山陵祁氏澹生堂遗书。皆三百年来深藏密锁之物，一旦论秤售之纸铺，辗转流入杭州、上海，无有过而问之者。余肆力收取，所得多残零小册。其巨帙名编无力举之，则以介之徐森玉、郑西谛，力请收入国藏，免于毁失。余所得小品以彪佳稿本《曲品》、《剧品》为尤精，二书于明人戏曲作品，著录繁富，远逾通常曲录，信是人间未见之书，亦戏剧研究者渴欲得之资粮也。乃加校录，并述祁氏藏书故事，撰为跋尾，付之重刊。杀青之日，以原本赠北京图书馆。又一年，更增辑山陵祁氏遗事，再版印行，迄今二十五年，传本亦已稀见。后有戏曲论著汇编本，虽仅存白文，尽去附录，然原著流传，赖以不坠。书初刊时，叶德均教授曾撰评论，纠谬补遗，多所匡正。当日印此戋戋小册，亦非容易，中间委曲，颇难尽述。因知重印古籍，其事甚巨，不努力将终少成就也。
《一箭仇》、《武松》，盖叫天主演，黄裳编，一九五五年新美术出版社版。
五十年代初，余编《盖叫天的舞台艺术》纪录片，曾选取盖老名作若干折，每折取其精彩片段，皆非全璧，观者憾之。又曾于片前撰“舞谱”，请盖老就其基本身段谱，分析综合，进行总结。一以示后学规范，亦可见于不同剧目场景中择取运用之途径。以为必有益于学者观众。盖老亦欣然同意，费十数日之琢磨，制成初谱。惜格于样式，未得批准。为弥补此憾，乃商之新美术出版社，以戏曲画册形式，加以介绍。一九五五年春，盖老演出于上海，遂约编辑同志，排日观摩，商量选取镜头角度及有关场次，进行现场拍摄。更加选定，遂成此编。所得照片，凡数百帧，溢出于册中所收者数倍。选取标准，初不在于情节之贯串，而特重于代表性身段之起伏变化。手此一册，则盖老当日舞台身影，大致得以再现。如《一箭仇》中“拜庄”之神情；起战场后之亮靴底、枪架子；托枪、剑枪、棍破枪、单刀枪等疾风骤雨各有风格之打法；回庄以后偷营以前，描摩史文恭内心活动之种种特性鲜明之舞蹈语言；直至最后之徒手肉搏，与武松“拉拳”，被武松踢成“抢背”、削去风帽。终被“水擒”。《一箭仇》为盖老名作，经数十年之琢磨、丰富，于一情节简单之武剧中，探索出塑造骄矜武勇人物性格之途径，所凭借者多半为舞蹈语言。身段之美，绝无俦侣。武戏文唱，其真确之解释如此，非徒示庄重、呆若木鸡也。
此一尝试，窃以为于保存古典舞剧形象资料，不无用处。继此出版社又曾出版梅兰芳《醉酒》等，亦同此意。惜未扩大范围，继续工作，所存成果，仅此而已。
《玉簪记》，明高濂著，黄裳校注，一九五六年十月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第一版。
《
楼记》，无名氏著，黄裳校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第一版。
二种皆据“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本校注，各撰一跋。先是得见川剧有此二种，极赏之。归而检明时旧本，知犹存原来规范，改动无多，遂有重刊之意。中国戏剧之发展壮大，大似婆娑老树。岁月既迁，根株广被。往往于辽远地区生根滋长，外貌不同，源流则一，犹榕树之有气根也。有时本干已枯，而梢末别吐新枝，着花更艳。如老桩盆景，往往动人目睛。此种本皆文化史上普通现象，中国历史悠久，实例最多，往往俯拾即是。惜尚无人排比钩稽、疏通脉络，作通盘之考察，撰宏观之通史。苟循此径以求，则史之丰满生动，必将百倍于既存著作，可无疑也。
《林冲》，黄裳著，中国电影出版社一九五七年九月第一版。
五十年代前期我在电影厂工作过一个短时期，成绩不好。除了为盖叫天先生编了一部舞台艺术的记录片外，就只写了这个改编《水浒》的《林冲》。两者都不是“创作”，也没有什么意思。本来还在写一个《白蛇传》的本子，已经作了不少准备，开始了初稿。一天一位领导我们工作的同志见访，告诉我这个题目另有一位同志想写，劝我不如放弃了吧。于是就放弃。这本《林冲》，也已改了不少次，不知道是否通得过，只能呆等。又一天，遇到一位从北京来的领导同志，他对我说“《林冲》的本子，快点改出来吧。不好再拖了。”于是又匆匆修改、通过、开拍。这是我写电影剧本所得的简单经验，好象颇富于传奇性。不知道别的写电影剧本的作者是否也有同样的感想，在我看来，花在写作上的时间，连十分之一也不到，许多力气消耗在莫名其妙的地方了。
《插图的故事》
我曾陆续写过一些谈古版画的文字，主要是谈晚明木刻插图的。后于一九五七年结集，交出版社出版。一切都已安排就绪，大量插图的铜版也已作好。一天，忽然一本装订得很好的原稿又从出版社回到我的手中，作为货真价实的“待刊稿本”，杂置书丛，直至今日。本来象这样的待刊稿还有一些，但只有这一本是曾经过一次旅行的，所以破例记在这里，z君带给我看的一包书，其实并不完整。朋友劝我少加补充，作为补遗。因回忆补写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