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书叶小集

　　四大家诗词集
　　集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刘大白四家的旧体诗词印成一本书的，是晓冈编的《郭沫若鲁迅刘大白郁达夫四大家诗词钞》，时在一九五○年二月，上海秀州出版社出版。
　　余藏此书三十有年，始终不悉编者的背景，近来因为撰写殷尘著《郭沫若归国秘记》一文(见《读书》一九八二年第六期)，始获友人指教晓冈为金祖同之另一笔名，那么《四大家诗词钞》亦殷尘所编也。抗日战争期间，上海沦陷，金祖同开设一家旧书店，即以秀州为名。而且这家书店时关时闭地一直延续到上海解放之后。
　　本书序文亦署名晓冈，写于一九四九年七月，洋洋洒洒，显示了作者才气横溢。他自称“是一个方生未死从旧泥沼挣扎蜕变而尚未脱出的人，二十年来还留着不少残余和尾巴的迹象”。这种带有自我解剖的独白还是符合金祖同的实际的。序中又摘引了一九三七年秋天他日记中对新文学诸大家旧体诗的评价，今天看来也许未必全部准确，须知那时他还只有二十几岁。他说：“新文艺中人旧诗，田汉以豪放胜，达夫以悱侧胜，鲁迅以刻划胜，蛰存以细腻胜，大杰以宛转胜，阿英以生涩胜，大白以自然胜，秋白以低徊胜，沫若则一似其小说之不加修饰浑成胜也。”他一口气竟能点出这么多现代作家的旧体诗词的特点，至少说明他看书之多，很早就关心现代作家们的旧体诗词创作了。没有一定的修养和眼光是不会注意及此的。
　　集内把郭沫若排在第一位，当我们了解到他同郭沫若从日本一道归国抗战，并写了《郭沫若归国秘记》一书或可理解。何以又先选刘大白的作品，并对诗词本身多所诠释呢？固然大白先生的诗名和旧体诗词是有资格入选的，当我们又知道金祖同当时的妻子刘满子是大白先生幼女的时候，也就容易理解了。不过编者亦有解释：“新文学家之能旧诗词者当然不只此四人，不过却以此四位并田汉先生为翘楚，田先生年来很少结集，诗篇多散见报章，一时不容易凑集起来，我们留置着和阿英、刘大杰、王统照、茅盾等为续集，不过在这样日子来做这样一件事，我们如果说是由于时代的许可吧？但似乎也有着未必许可的一面。”这里已透露了金祖同思想上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加深，可能也导至他稍后的轻生。他本应该从旧泥沼里蜕变出来，他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他竟不曾勇敢地完成这一蜕变。
　　三十多年后再来看这本诗词选集，当然显得分量很轻了，因为后人又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就当时来说，也还是收录了外面不能轻易见到的一些作品，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不是还不曾见到再版过刘大白的旧体诗词吗？而他那个庞大的收编阿英、王统照、施蛰存、刘大杰诸人诗作的计划若果实现了，也该是现代文学出版史上的一件盛举。
　　又因为这本书完全是才子式的编法，缺乏严格的校对，错字不少，诸如范“爱农”错成“哀农”便是。封面四大家的头像，据友人说是出自老画家鲁少飞的手笔。
　　《骆驼》和《骆驼草》
　　一九二六年七月，北平北新书局印行了一本文艺杂谈《骆驼》第一集。刊物方型，道林纸精印，内附精美的插图十余幅，都是法国米勒的名画，因为刊物收有张定璜译的一篇米勒传。
　　封面“骆驼”二字为草书，中间有一静物水彩小画。扉页上贴有一张小纸条，书曰：“这个小杂志出版，承下村泰三君作封面画，沈尹默君题字，并承别的诸位朋友帮助，至为感谢。民国十五年七月，骆驼同人。”此刊每页下边又印有下一页开头的第一个汉字，这是欧洲古典印刷的方法，页码下边印出下一页的字头，据说是为了阅读的方便和检验是否缺页。其实中国的读者未必习惯。
　　所谓“骆驼同人”或“骆驼社”，实只周作人和徐祖正二人，或者说主要是徐祖正，因为后者自号室名为“骆驼书屋”。他是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后在北京大学任教，也是《语丝》杂志的撰稿人。《骆驼》第一集以主要篇幅发表了他的长篇小说《兰生第的日记》。此外有周作人的译作两篇，一为《希腊牧歌抄》，一为蔼理斯所著《论左拉》。另外还有沈尹默的《秋明小词》和陶晶孙的《盲肠炎》。
　　编后有《沙漠之梦》两篇，周作人一篇说，《骆驼》原拟一九二四年出版；徐祖正一篇说：“两年半以前我们几个人想合办一种纯文艺的杂志，内中要登我们的力作。”当然，他的《兰生第的日记》也是“力作”了。不过，读那作品犹如读不顺畅的翻译文学一样，如有这样的句子：“她这封信是直截的否拒了我的爱。……我反尔去注意她当作拒绝理由泄露给我的那段失败谈。”“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受了外来小说的影响，某些作者常常爱说一些洋腔洋调，看看《兰生第的日记》便知道这种文风不明不白到了什么程度。
　　鲁迅先生见过《骆驼》这个刊物，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六日《鲁迅日记》里记载：“下午得小峰信并《骆驼》两本，即复。”但，未见评论。
　　《骆驼》的创刊第一集，事实上亦是终刊号。
　　如果说《骆驼》还只是发表创作和翻译的纯文艺性刊物的话，那么四年后于一九三○年五月十二日在北平创刊的《骆驼草》则更近于《语丝》的形式，最主要的是增加了评论。
　　刊物为十六开本，每期八页，共出了二十六期，至同年十一月三日终刊。主要撰稿人还是《骆驼》的成员周作人和徐祖正，不过从刊物上连载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和他不断与读者、作者的通信联系来看，应该说是废名负责日常编务。
　　从《骆驼草》上的一篇发刊词，可以看出编者们的矛盾。他们标榜自己只当“秀才”，不管政治，并为此宣告：“不谈国事。既然立志做秀才，谈干什么呢？”然而，“不谈国事”难道不正是一种政治表现？何况他们又主张：“文艺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于讲闲话，玩古董，都是料不到的，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不好亦知其丑，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其实这种宣言也是自我解嘲，他们何尝只想玩玩古董。就在创刊号上便有废名化名为丁武而写的攻击鲁迅的文章。那是讽刺由郁达夫、鲁迅领衔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的，文中竟说鲁迅“丧心病狂”。这哪里是不谈政治，又怎么象立志当“秀才”的人干的？
　　鲁迅看透了《骆驼草》的用心，他在一九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复信友人时说：“《骆驼草》已见过，丁午当系丙文无疑，但那一篇短评，实在晦涩不过。以全体而论，也没有《语丝》开始时候那么活泼。”废名的原名叫冯文炳，那时正投身周作人的门下，遇有机会骂骂鲁迅亦就不足为奇了。鲁迅先生对此似乎并未反击，这让我想起先生对当时北平诸公的看法：“与为伍则难堪，与战斗则不得”，这种滋味是很不好受的。
　　丁武在第三期上又发表了《闲话》，表面在恭维鲁迅的小说，却不屑于道及鲁迅杂文的社会批评作用。这也是当时一部分反对鲁迅的人惯用的手法，不是有人说鲁迅最大的成就只是《中国小说史略》吗？他们哪里是在严肃地评价鲁迅，而是貌似公允，却心存别样目的。这样的“闲话”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在《骆驼草》上，徐祖正也发表了多篇文艺论文，对所谓普罗文艺语多偏见，还写了如《文学运动与政治相关性》这类题目的文章，恰好也否定了刊物“不谈国事”的宣言。倒是周作人的文章真的没有什么锋芒，保持了苦涩和闲适的笔调。
　　周作人写了一篇《村里的戏班子》，描述了绍兴乡下的风俗。文中引了一首俗歌：
　　台上紫云班，台下都走散。
　　连连关庙门，东边墙壁都爬坍。
　　连连扯得住，只剩一担馄饨担。
　　鲁迅在《偶成》里也引用过它，但文字稍有不同：
　　台上群玉班，台下都走散。
　　连忙关庙门，两边墙壁都爬塌(平声)，
　　连忙扯得牢，只剩下一担馄饨担。
　　乃弟所记出于民俗趣味，这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在乃兄的笔下却用来讥讽统治阶级串演的愚民政策怎样地不得人心，生动而又贴切，可以说把一首民间俗歌用活了。凡是不存偏见的人，当可从中得到一点启示。
　　说《骆驼草》继承了《语丝》的余风，如果是指形式而言还差不多，就其主要倾向和思想内容而言则淡多了，至少象《语丝》对旧社会发出的不平和微词已不是那么明显了。《语丝》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为《骆驼草》写稿的还有俞平伯、冯至、许玉诺、吴伯箫等作家，当然这不会被人误会成都是骆驼社的同人，因为连主持其事的编者们也一再声明，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这么一个文艺社团。
　　周作人晚年书信
　　一九三三年七月，青光书局出版了一本《周作人书信》。一九七一年一月香港南天书业公司影印了这本书，又在前面加印了周作人于六十年代写给海外人士的书信三十几封，改书名为《知堂书信集》。新补入的书信是据原信影印的，个别字太模糊难以辨识，但可靠性是不必怀疑的。
　　一九七二年五月，香港太平洋图书公司又印了一本《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也是写给海外人士的，起于一九六四年六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止，时届“文革”前夕。这一批信可以说是周作人最后的手笔，因为这年年底他便逝世了。
　　作家的书信是研究作家思想的重要史料，周作人的这一批书信当然亦不例外。我们不能因为他人品的高低而论定这批信有无价值，所以我是怀了极大的兴趣读完了这一批书信的。还有若干封信不见前述二书，却可从一九七四年四月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的《知堂回想录》的插页中查到。合共一百四十几封。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周作人逝世前，他生活在一个解放了的时代。这个时代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有意义的，在周作人身上亦有反映。新社会对于周作人采取了利用其所长，给他以生活和工作的条件，让他为人民做点有益的工作，并逐步转变他的思想立场。这个政策无疑是正确的，得人心的，也是有效的。近二十年来的译著生活，周作人确实亦有过贡献，后人会给以公断。正如目前已有人公允地评价了周作人在“五四”前后早期的贡献一样，他的晚年生活也可以研究，这种风气首先就值得提倡。
　　当我读完了周作人晚年的这批书信以后，我感到他在思想上也并非毫无变化。比如当他发现国外某一个国家当时政治上有变化，或海外某些势力想同他的稿件发生瓜葛时，他明智地避开了。但是，我同时也突出地感到，他在思想上还有不少方面是沿袭了他自从退居苦雨斋喝苦茶、不再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以后的脉络，坚持了他反对鲁迅的观点，甚至为自己当年落水当汉奸而进行辩解。究竟如何看待晚年的周作人，光看他的译著，不看他这时期的真实思想也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
　　鲁迅与周作人之间的分歧，决非个人之间的争执，这已是稍具现代文学史常识的人都了解的，可是周作人至死不悟，并且仍然在攻击和诬蔑鲁迅先生。他的这种表现当然不是一时的意气用事，亦非家族弟兄之间个人的矛盾，只能从思想和阶级的分歧来寻求解释，而且周作人攻击的矛头又何止限于鲁迅先生个人？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九日，周作人致书海外人士鲍耀明，信中谈到一九二五年鲁迅为《京报副刊》写的那篇《青年必读书》。当时鲁迅拒开书单，指出青年当时最重要的在于行，而不是言。这是鲁迅早期杂文中的名篇。四十年后，周作人却说：“《必读书》的鲁迅答案实乃他的‘高调’——不必读书——之一，说得不好听一点，他好立异唱高，故意的与别人拗一调。他另外有给朋友的儿子开的书目，却是十分简要的。胡适之提倡‘少谈主义，多谈问题’，在《每周评论》上曾展开讨论过，那时反对的方面记得有李大钊，而他并不参加。后来说他曾反对胡适等有功，与李大钊并重，这也是追加的神话罢了。陆放翁说，‘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就是那么一回事。”鲁迅的一些正确的言论，周作人认为是标新立异，故意唱高调。他丑化鲁迅哗众取宠，有意同别人在闹别扭。至于说胡适的“少谈主义”鲁迅并不反对，简直是说胡话。
　　又，一封不明年份写于五月十六日的信(从信的内容看，可能亦在一九六六年)，周作人重弹老调说：“现在人之捧鲁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相上看见，是在高高的台上，一人坐椅上，虽是尊敬他，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即是他生前所谓思想界的权威的纸糊高冠是也。恐九原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要恭维人不过火，即不至于献丑，实在是大不容易的事。”这里攻击的矛头是指向谁的呢？是谁一向给鲁迅以崇高的评价，难道是哪一个个人吗？
　　六十年代某年三月二十日，周作人致书曹聚仁，对于曹著《鲁迅评传》颇为推崇。曹聚仁先生当年同鲁迅先生有交往，我总认为他是怀着好意来写这部评传的，可惜他的某些论点未必正确。周作人以为曹著“特见尤为不少”，何谓“特见”？实际上恰恰是书中的某些错误见解，如作者以为鲁迅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便是。周作人入眼的恰好是这一点，他说：“云其意见根本是虚无的正是十分正确。因为尊者不当他是‘神’看待，所以能够如此。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有些实是戏弄，我从照片看见上海的坟头所设塑像，那实在可以算作最大的侮弄……”在周作人的心目中，正确与谬误正是这样颠倒着，而他一再迁怒于鲁迅先生的塑像，用心也够恶劣的了。
　　周作人又制造谰言，说什么鲁迅著作中有不少他写的文章。这一点许广平同志生前已经给予驳斥，因此周亦一再攻击许广平。周在信中诬许对他的发难是由于与许个人之间有纠纷，云云，这更是无赖的嘴脸。这也提醒我们，对周作人所写回忆鲁迅的文章，我们可以参考，但不能全信。
　　一切为自己落水而表白的人多用这样一种欺人之谈，即美化自己当“苦难”临头时，抱有自愿入地狱的难言之隐。周作人亦是这么说的。他先说自己于抗战时滞留北平是为了保护北京大学又说是受了一家老小的拖累；后来当汉奸则是为了拯救人民。这些不知羞耻的话见于他写于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八日的信中：“关于督办事(指周作人担任伪政府教育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因为自己相信比较可靠，对于教育有以比别个人出来，少一点反动的行为也。……我却有文学院长的底缺，那时因为敷衍我，给我咨询委员会的头衔，南京也给国府委员(虽然我并不是什么国民党)，此外又任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当时友人也有劝我不要干的，但由于上述的理由遂决心接受。”周作人不仅没有悔恨之意，相反地还为自己粉饰。抛开遮羞的面纱，这里的自供亦是赤裸裸的，说穿了还不是心甘情愿地附逆敌人。连起码的民族气节都丧失了，还谈什么“少一点反动”，实在令人不齿！周作人的这些话见之于他的书信就更为真实，从中往往可以看到公开发表作品里所看不到的东西。这也是我平时为什么喜欢看作家书信的一个原因。
　　自然，即使如此，周作人的这一百几十封书信自有其存在的价值，何况他在信中还谈及不少有关现代文学的史料，也可以供我们参考。
　　一九八二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