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一月，白天参观博物馆，晚上乱翻杂书，优哉悠哉，不亦乐乎。眼看归期将至，妻子追问，当初借回那册奇书时，你不是说定能考出批注者吗，结果如何？书前书后没有可供考据的签名或藏书章，单凭墨迹很难猜出其人——除非批注者是书法名家或刚好是自家的研究对象。图书馆电脑显示，该馆所藏《国故论衡》，确实只有孤零零的中册。至于该书何时入藏，是友人捐赠还是购自中国，没有相关线索。如此专业著述，又有相当内行的批注，不像是留英学生的课外读物。要说乃伦敦大学当初在中国所购之书，却不该只收中册。玩味再三，百思不得其解，可口头上还是不肯认输，这才招来妻子的嘲笑。 归期在即，再不服气也没有办法，收拾起整整一背包所借书籍，送回图书馆去。一路上自怨自艾，很是懊恼。路经罗素公园，停下来，就算是“告别演出”吧，在树荫底下再读一会儿书。虽说地处市中心，四周车水马龙，公园里却很幽静。男女老少，有的端坐长凳，有的横卧草地，各读各的书，互不相扰。很快凝神入定，重新翻阅即将归还的《国故论衡》。翻到《辨诗》一文，见有两处批语：“本书未改本有韵者下有皆字年校”、“以下不另行年校”。脑际掠过一如雷贯耳的大名——傅斯年(一八九六——一九五○)。没错，应该就是他！当初舍近求远，到处搜集线索，反而忽略了近在眼前的“年校”二字。 一旦想通，所有原先隐而不露的资料，全都被激活了。扉页提到“颉刚一日谓我云”，书末又有“民国五年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一日读通卷”，当系傅斯年就读北京大学预科时的旧物——书中的批注，与我们所知其时傅斯年的思想及学术状态若合符节。一九一九年夏天，傅斯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第二年初春，以官费留学生的身份，来到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学习实验心理学，此书于是随主人漂洋过海。一九二三年六月，主人转赴德国柏林大学研习近代物理学和比较语言学，该卷没有随行，就此流落异乡。好在落户同属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也算是得其所哉。前半截的考证，应该说是板上钉钉；后半截虽属假设，却也合情合理。 暂且按下“国故”何以失落，先说说此批注本如何有助于我们了解“傅斯年前史”。归国以后的傅斯年，其巨细无遗的大量资料现存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故杜正胜、王汎森等学者得以借助此“傅斯年档案”，成功地构建学术史、思想史乃至生活史上的傅斯年形象。至于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迅速崛起的“新秀”，有《新青年》及《新潮》上的五十一则文章——其中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就有《文学革新申议》、《文言合一草议》、《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怎样做白话文》、《戏剧改良各面观》、《论编制剧本》等七文——傅斯年的贡献更是早就为文学史家所关注。诚如王汎森所言，“重构傅斯年的生命史时，最为困难的是他的少年时代及在英、德读书的七年”(《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31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二○○一年版)。可后者毕竟还有若干笔记本及大量藏书被保留下来，学者仍可借以探测傅氏其时的学思状态。只有前者，除了若干友人的回忆文章，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我想略微延伸王君的思路，对于傅斯年，我们最缺的，其实还不是五岁入私塾，或十二岁津门求学的经历，而是从一九一三年夏考取北大预科，到一九一八年在新文化运动中脱颖而出这几年的资料。因为，六年求学北大的经历，对于傅斯年学识、思想及趣味形成所起的作用，实在非同小可。从为《新青年》撰稿，到主编《新潮》杂志，再到担任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学生游行总指挥，后两年的傅斯年，既在众目睽睽之下，也有自家文章为证。前四年呢？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一九八○年版)对于十八——二十二岁的傅君生活，除了节引当年同学毛子水、罗家伦、伍俶的回忆文章，未能提供进一步的资料。可有了这三则收入台湾大学一九五○年所刊《傅故校长哀挽录》的文章，再加上顾颉刚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我们总算对傅先生就读北大时的精神状态略有了解。将这四位老同学的回忆与批注本《国故论衡》相比勘，不难有所发现。 一九一七年胡适归国任教以前的中国学界，经学上的今文古文之争，及与之相关的章太炎、康有为的对立，依旧是中心话题，吸引众多文史学者。辛亥革命后，章氏弟子的大举入京，占据北大讲坛；再加上太炎先生本人的“时危挺剑入长安”，先在化石桥共和党本部讲授国学，后又因反袁被囚禁，使其声望如日中天，北大学生更是以阅读《国故论衡》等为荣。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顾颉刚强调一九一三年十二月随毛子水听章太炎系统讲授国学对于自家学术意识萌现的意义。当然，基于其疑古辨伪的功业与立场，顾氏最终还是落实在一九一五年开始接触康有为，明白了今文学家自有立足点，并非像章太炎所攻击的那么浅薄无聊，转而意识到“古文家的诋毁今文家大都不过为了党见，这种事情原是经师做的而不是学者做的”，故对太炎先生的爱敬之心日渐低落。 顾颉刚称，只因国文教师、文字学教师等都是章氏弟子，再加上当面听过章先生讲演，得到一回切实的指导，“因此，我自己规定了八种书，依了次序，按日圈点诵读”。这八种书是《史记》、《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中国历史教科书》、《国故论衡》、《大乘起信论》、《新旧约圣经》(参见顾潮《顾颉刚年谱》，3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前四种在意料之中，后四种方才显出顾氏读书特色。阅读《大乘起信论》乃是因章太炎演讲时大力推荐，了解《新旧约圣经》则缘于夏曾佑“讲中国古代史时常常用旧约作比较”。也就是说，后两种之进入“按日圈点诵读”书目，其实是《国故论衡》和《中国历史教科书》思路的延伸。比顾颉刚低两级、一九一五年进入北大预科的陶希圣，在《北京大学预科》中称，是国文教师沈尹默“叫我们买太炎先生的《国故论衡》读习”，并且指点我们阅读《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论六家要旨》、《文心雕龙》、《史通》、《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文史通义》、《国故论衡》等(见《北大旧事》，188—195页，三联书店一九九八年版)。相比之下，顾的特异之处，在于其读书不只带章门烙印，还深受夏曾佑的影响。而后者，按周予同的说法，其功绩在于“接受经今文学的启示，编写普通的历史教材，使转变期的新史学普及于一般青年们”。(参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53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 顾颉刚称“我的读书，总喜欢把自己的主张批抹在书上，虽是极佩服的人像太炎先生，也禁不住我的抨击”，接下来便是大段关于《国故论衡》中《文学总略》篇的批评。同样才气横溢的好友傅斯年，想来也在此潮流中。当年同学伍俶在《忆孟真》(《傅故校长哀挽录》，62—64页)中追忆，一九一六年下半年，北大校园里有个大胖子同学很特别，常常在同学的包围中议论风生： 我就很欣赏他的风度，到他台子上一看，放了几本《检论》，上面有了红色的批点，却没有仔细去看他。《检论》的批注本至今没发现，眼前这册《国故论衡》，倒确实是“红色的批点”。仔细品味，傅斯年也像顾颉刚一样，对太炎先生既“极佩服”，也不无“抨击”之语。而且，明显是借用今文家的眼光，来评估古文大家章太炎的论述。 傅斯年之批注《国故论衡》，目前存留下来的，主要分为论文与治经两类。先说前者。《文学总略》“《文心雕龙》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句上有批注： 彦和标文笔之分，不仅存时论，且驳之矣。故曰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立两目，自近代耳。其下文又驳颜延年以文笔分经传之讹，更抒己说，以为言翰之分，口舌笔墨间耳，初不可以有韵无韵当之，更不可以经传区之而判优劣。此为太炎之说所自本，读者宜审焉。同文“犹耳目不可只，而胸腹不可双”句有批注： 此即李申耆骈散不分之说。《论式》一文细圈密点，不难推知批注者对此文格外青睐。在“雅而不核，近于诵数，汉人之短也”处有批语： 通篇精旨。同文“大氐近论者取于名，近诗者取于纵横”句的批注为： 此论自章实斋启之，详《文史通义·诗教篇》。然柳子厚云，文有二道，著作比兴云云，实为以论诗二系别文章之先河。《辨诗》“因缘绪言，巧作刻削”句，也有批语： 此病六朝人最重，甚且改易古人名字。唐宋人殊少也。如“姬旦”可谓奇谈。以上三文的批注，基本上属于读书札记，并没有太多发挥。 相对来说，《原经》一文的批注更值得重视，因其牵涉民初学术潮流，起码可以让我们了解北大校园里的今、古文之争。此文开篇即有总评，表明北大预科即将毕业的傅斯年，其眼光已逐渐从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转移： 以下三篇多深抑今文之辞，余为经学，殊不专信古文，而年来更喜公羊家言，宜不相入也。然学问之道，非浅学者所可测。辨章然否，姑俟诸成学之日耳。在“尹吉甫史籀之成式”句上有批注： 《春秋》之书，杜征南谓周公之旧章，犹可取《左传》昭二年韩起语为证也。此谓尹吉甫《史籀》，似臆度之辞，求诸典籍，无此说也。在“今以春秋经不为史”句的批注是： 以春秋经不为史，清代治今文者多持此说，而最前者孔众仲也。在“然春秋所以独贵者”句，有批语： 以今文家而推崇丘明者，无过龚定庵，其尊史之旨，略同太炎。在“故六经皆孔子臆作”句批语： 持此说者康长素为力，其《孔子改制考》前数卷皆谓诸子托古，上古无稽，其说多不可信，虽今文师亦且驳之。然有两事可注意者，一儒家实改制度。孟子“吾先君莫之行，吾宗国鲁先君亦莫之行也”。此三年之丧出孔氏之明徵。其他盖亦量是。又所谓“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亦不可以为一切皆凭虚之言(此今文家最坏之论)。详札记。 |虽说《孔子改制考》卷十一、卷十三两次引录《孟子·滕文公上》关于丧礼的这段话，但均作“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可见傅斯年并非抄书，靠的是平日读书的积累。 “殊不专信古文”的傅斯年，在《国故论衡》中再三引录今文家的意见；但自称“年来更喜公羊家言”的傅氏，照样攻击“今文家最坏之论”。可惜详细记录傅斯年当初思考的“札记”没能保存下来，笔者不便多作发挥，以免“过度阐释”之讥。但北大预科三年级学生傅斯年之不专信古文或今文，这一基本立场，还是明显地呈现出来了。 这或许是当初北大文科的基本风貌。与傅斯年同时进入北大预科的同学沈德鸿(雁冰)，即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茅盾，在其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中，提及国文教师陈汉章曾撰文回答学生关于经今古文之争的提问： 这是一篇骈文，每句都有他自己作的注解。全文记不清楚了，大意是：他推重郑康成，主张经古文派和今文派不宜坚持家法，对古文派和今文派的学说，应择善而从。他对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很不满意……(上册94页)其时的北大教授，有各自鲜明的学术倾向，但已不再谨守今文或古文家法，甚至有借今、古文的缝隙，凸显自家的学术思考的。最能体现这一特色的，莫过于章氏门生而又接受崔适影响的钱玄同，据说他曾这样教诲顾颉刚： 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方好显露出他们的真相。《聊斋志异》上记着一段故事，说有一个桑生，先后接纳了两个奔女，不久莲香指李女为鬼，李女指莲香为狐；桑生初疑她们是嫉妒性的攻击，但经历了长时期的考验，就证明了莲香果真是狐，李女果真是鬼。我们今天，正该从今、古文两派的相互指摘之下接受他们双方的结论。(参见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之《序》，上海群联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单从互相撕破假面目这一角度看，钱说是站得住脚的。而且，如此读书，不失为一种取巧的办法。因为，没有比论敌更热心于钻研对方著作并发掘谬误的了。民初北大文科学生，很可能正是从解读经今、古文论战中，获得独立思考的空间，并培养某种程度的怀疑精神。比如，傅斯年一九一九年一月发表在《新潮》创刊号上的《清梁玉绳著<史记志疑>》，便是从清学脉络推论“可知学术之用，始于疑而终于信，不疑无以见信”，“与其过而信之，毋宁过而疑之”。 这种怀疑精神，既指向作为学派的今文与古文，也指向原先崇拜的著名学者。对太炎先生的学说，由热情拥抱转为挑战与质疑，在傅氏批注《国故论衡》时，已有明显表露。两个月后，傅斯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大预科，升入本科国文门(即后来的中国文学系)。随着眼界的日渐开阔，加上胡适归国任教所带来的新鲜气息，傅斯年不再满足于列太炎先生门墙或承某一学派衣钵。罗家伦在《元气淋漓的傅孟真》(《傅故校长哀挽录》，41—46页)中，有一段颇富戏剧性的悬想： 当时的真正国学大师如刘申叔(师培)、黄季刚(侃)、陈伯弢(汉章)几位先生，也非常之赞赏孟真，抱着老儒传经的观念，想他继承仪征学统或是太炎学派等衣钵。孟真有徘徊歧路的资格，可是有革命性，有近代头脑的孟真，绝不徘徊歧路，竟一跃而投身文学革命的阵营了。刘师培是否有意传衣钵于傅斯年，其实没有任何可供实证的资料。只是因傅氏国学修养深厚，在同学中颇有声誉，故罗家伦所论，其实是傅是否具有继承衣钵的“资格”。在罗氏的论述框架中，新旧截然对立，承太炎学派衣钵乃“徘徊歧路”，与“革命性”和“近代头脑”背道而驰。如此立论，过于看重此举之意识形态内涵，虽属政治家之“高瞻远瞩”，却难免生拉硬扯之嫌。 对于傅斯年日后之不大谈论太炎先生及其学说，我以为老同学毛子水《傅孟真先生传略》(《傅故校长哀挽录》，1—3页)中的分析，更为切合实际。 当时北京大学文史科学生读书的风气，受章太炎先生学说的影响很大。傅先生最初亦是崇信章氏的一人。终因资信卓荦，不久就冲出章氏的樊笼；到后来提到章氏，有时不免有轻蔑的语气。与其说这是辜负启蒙的恩德，毋宁说这是因为对于那种学派用力较深，所以对那种学派的弊病也看得清楚些，遂至憎恶也较深。 |这一论述，与傅斯年批注本《国故论衡》扉页所记顾颉刚之言，可谓异曲同工。遥想当初顾、毛、傅三人关系密切，所谓“太炎所最攻之人，即其所从以得力最多之人”，很可能是朋友聊天时的话题之一。几十年后，轮到为老友写悼文，毛子水对于傅氏不谈章太炎的解释，我以为是相当准确的。不是古已有之于今尤烈的“忘恩负义”，也很难套用时尚的“影响的焦虑”，我同意毛子水的说法，确实是用力较深，知其利也知其弊，故很难盲目崇拜。 与此相联系的，是傅斯年对北大文科教育的批评。一九二○年八月一日，进入伦敦大学研习实验心理学不久的傅斯年，致信胡适，“回想在大学时六年，一误于预科一部，再误于文科国文门，言之可叹”。这两句常被论者引用的名言，听起来惊心动魄。可联系上下文，问题便没那么严重了。脱离作为政治运动中心的北京，傅斯年开始潜心读书，“近来很不想做文章”、“于科学上有些兴味，望空而谈的文章便很觉得自惭了”。至于选择心理学作为主攻方向，认定“以此终身，倒也有趣”，必定使得其读书范围及方法改弦易辙。明白这一点，对下面这段抱怨，当不会觉得过分突兀：“近中温习化学、物理学、数学等，兴味很浓，回想在大学时六年，一误于预科一部，再误于文科国文门，言之可叹。” 如此辩解，并非完全抹杀傅斯年对北大文科教育的批评。只是此信之讨论国文教育，很大程度缘于俞平伯的“不辞而别”。一九二○年一月，傅斯年与俞平伯等一行乘船离沪，前往英国留学。海上漂泊将近两个月后，终于抵达英国港口利物浦，次日便乘车前往伦敦。可抵英不到两周，俞平伯因不习惯留学生活，悄悄乘船归国。傅斯年得到消息，急忙乘火车赶去马赛拦截，可惜未能追上。否则，以傅之热心与俞之固执，说不定还有一场“恶战”。 俞平伯的半途而返，让傅斯年大为感慨。虽然也承认俞氏此次归国“未必就是一败涂地”，因“‘输入新知’的机会虽断，‘整理国故’的机会未绝”，可还是耿耿于怀。出国前一年，傅斯年曾在《新潮》一卷四号上发表《故书新评》，称：“应当先研究西洋的有系统的学问，等到会使唤求学问的方法，然后不妨分点余力，去读故书。”依此思路，俞平伯的放弃留学，实在是没出息的表现。其实，以俞平伯的性情，勉为其难去读洋书，考博士，并非最佳选择。不过，在“五四”一代青年看来，留学乃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不二法门，俞氏之退却，实在太不明智。责任感很强的傅斯年，于是进而思考俞平伯留学失败的原因： 俞平伯人极诚重，性情最真挚，人又最聪明，偏偏一误于家庭，一成“大少爷”，便不得了了；又误于国文，一成“文人”，便脱离了这个真的世界而入一梦的世界。我自问我受国文的累已经不浅，把性情都变了些。如平伯者更可长叹。但望此后的青年学生，不再有这类现象就好了。傅斯年一九二○年八月一日致胡适的这封长信(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102—106页，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348—354页，黄山书社一九九四年版)，既是向师长汇报学习及生活状态，也是在努力清理自家思路，寻找安身立命之所。 留欧七年，傅斯年涉猎众多学科，由心理学而物理学而历史语言学，直到最后阶段，方才转向日后纵横驰骋的历史学。从伦敦大学转到柏林大学时，傅斯年大概不会料到自己日后还会与人文学术打交道，没有随身携带自家批注的《国故论衡》，一点也不奇怪。即便一开始在伦敦大学学的就是语言学或历史学，我猜想，以傅斯年的天分与志气，也可能照样遗失章氏为代表的“国故”——那是整个时代的文化氛围和学术潮流决定的，个人很难超脱。 留学归来，傅斯年重返文史研究领域，其眼光与趣味，已与出国前大相径庭，在“无中生有”创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更是刻意与“国故”/“国学”等划清界线。替院长拟致研究员聘书时(参见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古今论衡》一期，一九九八年十月)，傅氏以一贯的决绝口吻，直截了当地表明其对于“国学”的不满： 现在中央研究院有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非取抱残守缺、发挥其所谓国学，实欲以手足之力，取得日新月异之材料，借自然科学付与之工具而从事之，以期新知识之获得。材料不限国别，方术不择地域；既以追前贤成学之盛，亦以分异国造诣之隆。这种学术上的国际视野，确实与章太炎等老一辈“国学大师”迥异。但傅氏对于史学研究中自然科学方法之迷信，以及对国学家“抱残守缺”之讥讽，同样不无可议处。走出国故，拥抱西学——以及作为西学分支之海外汉学，对于留学生来说，乃是顺理成章。反而是如何理解、体贴传统中国及其学术，成了归国后必须“恶补”的功课。傅斯年那代学人，毕竟有过崇信并苦读《国故论衡》的阶段，即便“到后来提到章氏，有时不免有轻蔑的语气”，问题也不大。倒是从不屑于了解传统中国学问路数，满足于“分异国造诣之隆”者，谈论中国时，很容易出乖露丑——如此说来，不是每个留学生都有“资格”像傅斯年那样，果敢地将“国故”遗失在异国他乡。 原先只是争强斗胜，因跟妻子打赌而开始大海捞针。幸亏运气好，侥幸被我考出了批注者，于是想入非非，开始拾遗补阙，为学界提供“傅斯年前史”。最后思路陡然一转，变成追问傅斯年为何将此藏书遗留在伦敦，此举有无象征意义。如此峰回路转，一波三折，像是在读一部精彩的侦探小说，自觉很过瘾。只是轮到落笔为文，却感觉并不轻松。 二○○二年二月十一日，除夕日于京北西三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