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用效率诠释正义”何以苍白？

　　值此风云际会的时刻，重读陈国富《用效率诠释正义》(《读书》二○○一年第五期)，感触良多。“按照波斯纳的定义，正义不仅指一定程度的经济平等，而且它最一般的涵义就是效率。所有法律活动和全部法律制度都应当以有效地配置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为目的。”(68页)这确是法律和经济学联姻在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那里产下的宁馨儿。我们听得见，抱着“效率”宁馨儿额手称庆的，除了言必称科斯的“产权清晰”们，声音最响的当数主张把国有资产尽快“卖”掉的“既得利益集团”。可事实上，由于现实中有了效率意义之外的正义，遂使波氏理论存在着不能克服的外在障碍。
　　我从该文看出，波氏理论遭到右面的曲解与左面的误解：右的方面把效率等同于正义，从此趋利避害追求利润最大化，而置经济平等于不顾；左的方面指责其只讲效率不讲正义，是用经济价值替换法律价值，“更高的效率不一定意味着更好的社会”。(71页)是波斯纳“大意失正义”，还是前者的假传圣旨，抑或后者的一叶障目？都是。因为如果“只有当权利和责任的配置能实现最大化的收益或最小化的成本才是正义的”(69页)仅仅是在为市场自由主义的高效率提供法律保障和伦理支援的话，那么，又如何解释大多数人“权利和责任的配置”只能以最大化的成本实现最小化的收益——80%的人口仅得20%的地球资源，中国的富裕阶层“占人口8.7%、但个人储蓄占储蓄总额60%以上”(《中国财经报》二○○二年九月十三日第四版，王绍光文)——这种劳动异化的非正义？换句话说，若没有效率意义之外的正义，社会财富增加得再多，以致富可敌若干国的也大有人在，又有什么用呢，地球上每天都有多少人在挨饿乃至饿死！难道是波氏真的没意识到，“实现最大化的收益或最小化的成本才是正义的”，其内在逻辑即相反的非正义，同时现实的只有少部分人得享“效率的正义”已把自己的理论证伪？既是波斯纳“大意失正义”，又为何说右的方面是“假传圣旨”？因为他们非但丢弃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平等”顺水把舟推向死浜，还故意掩盖了波氏的“大意”——除了天真的经济学家，哪个既得利益者会不知道“效益”更多地来自“损失”处？至于左的方面，竟然没有看出其中谬误的要害所在，只能无效地放几颗冷枪。科斯或者波斯纳有关产权越清晰便越有效率的观点，我深信且赞赏；但越有效率是否越有正义，那可不一定。某些人在援引“科斯定理”时，把产权概念仅指向财产权利，是一种有目的的选择性取舍。实际上，在“科斯定理”中，一切法定权利都属于产权，当然包括《联合国宪章》规定、庶几所有国家法律所认可的、人的生存权利、教育权利、发展权利。
　　正因为历史和现实总是以与波氏理论不和谐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才知道了在过去两千多年里，“没有效率的非正义”若干次举起了正义的大旗，乃至把最近一次胜利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最“没有效率的非正义”成了最正义；反之，“效率的正义”则成了非正义的阶级敌人。而且，总是围绕这个恰如被巫师画上符咒的“贫富的均与不均”问题。也知道了从最“没有效率的非正义”的现代民族国家土壤里，滋生出了市井恐怖分子，以更极端的方式向“效率”“讨还正义”。“用效率诠释正义”在现行世界格局与国内秩序下，显得何其苍白而虚弱！
　　最后提醒一句：不但经济民主能证明“效率”的非正义，生态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