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库特·冯尼格说：NO！

　　我自小对作家有一种敬畏感。他能让你哭，也能让你笑，能让你热血沸腾，也能让你大彻大悟。总之，我觉得他们都是些超凡入圣的人，是一个难以捉摸的谜。虽然我们人人都是个谜，但谜和谜有所不同。
　　记得我第一次被介绍给一位名作家的时候，我真有一种朝圣般的感觉，那种虔敬使我感到极度的慌乱，以致我已记不清我最先会见的是谁，然而我一直记得环绕在他们周围的光环。
　　等到我自己开始写东西，我才明白，作家，其实和一般人没什么两样。写东西的时候好象挺明白，凡事轮到自己头上，照样是一塌糊涂。
　　常常有陌生的读者给我写信或登门拜访——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向我倾诉他们心中的秘密、忧虑、恐惧、徬徨……以为从我这里可以找到什么灵丹妙药。我心里一片惶惶，我实在想对他们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误会，我这里还有一大堆的苦恼、难题，不知道该问谁去呢！
　　他们不信，好象我在拿他们的赤诚寻开心。
　　这的确不能让人理解：你既然能写出几行文字，你怎么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真正地不知道。
　　也还有什么也不为，而纯粹是为了看看你到底是仨鼻子还是五只眼儿的。
　　常有这样的不速之客，突然登门，你只好放下手中正在写的，或脑子里正在想的，令你兴奋不已的东西，愕然地瞧着他或她嘻嘻笑着的并不说什么话的嘴巴，你得小心翼翼地打探他的来意，不能冒昧，生怕给人家一个不耐烦的印象。
　　“没什么事儿，就是来瞧瞧。”大凡这样的客人都比较直率。
　　“那您怎么会知道我的地址呢？”
　　“我(或我姨、我哥、我爹)和某编辑特熟。”
　　我恍然大悟，我大概是被当成几瓶子酒或几包点心让人给送礼了。
　　等到送走客人，那使人兴奋不已的感觉却再也抓不回来了。创作上的最初的最闪光的感觉几乎是难以再得的，就连文字也是如此。当我回过头再去看自己写过的东西时，有些句子会使我奇怪当时是怎么写出来的？要是让我重新再写，我相信我写不出来了。
　　再说，就算我那几行文字写出来，又有多大用呢？
　　我只是觉得非常对不起我的女儿和母亲。我家的居住条件不是很好，有时客人一拨接着一拨，高谈阔论，慷慨激昂，搞得很晚，而母亲上了年纪，身体不好，需要休息。
　　前年夏天，女儿考大学，需要复习功课，她只好躲到楼道里去复习，可楼道里光线太暗，蚊子也咬得人难受，她又躲进厕所，但厕所也挡不住我们的高腔大嗓。她急得哭了。她是一个懂事的孩子，那哭声很低，除了当母亲的，别人是不会听见的。我真是如坐针毡。我不敢怠慢客人，暗示人家说话小声点儿，只有支支吾吾地应和着。我早已听不见人家在说些什么，一心去辨听从厕所里传来的，压抑着的嘤嘤的哭声，我痛感自己的罪过。谁都知道，那一年高考的录取率是一百个高中毕业生里取三个。谢天谢地，她终于考上了大学，如果她考不上，我想我是应当负有责任的，谁让她不幸而有我这样一个无能的妈妈。
　　如果仅仅这样，我倒还可以接受，因为我有时也会到动物园去看看猴子。
　　更有的是因为听了社会上关于我的种种传言，想来看看到底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妖怪的。我常从他们失望的眼神中感到，他们原以为会看到一个女妖。有时他们还会当面把这些传言扔到我的脸上来。但细想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理解的。黑格尔曾说，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我不知我是否援引失误。
　　又再说，我算老几？一位认识小泽征尔的朋友对我说，连小泽征尔这样世界闻名的指挥家，居然也会碰上这样的怪事，常有不相识的人登门，让他给做一个生鱼片。因为都传说小泽征尔做的生鱼片极其可口，我倒以为那些人觉着吃他做的生鱼片的同时，还会吃出一首斯特劳斯的圆舞曲。
　　我在前一章里已经说过，虽然美国人是极其讲究形式的，他们只在被允许或约定的时间内会见所要拜会的人，但也不乏这种心血来潮的人。因此美国有许多精神分析专家。一九二六年国际精神分析学会有二百九十四名会员，到了一九七七年则发展为四千名，其中半数住在美国。我这次在美国虽然接触面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仍然接触了两位女精神分析专家，一位在洛杉矶，一位在旧金山。据说此行在美国的经济收入相当可观。我奇怪在美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热衷于找精神分析专家。我曾问过其中一位，精神分析专家都干些什么？她说，比如谁碰到了难以解决，又不好和亲人朋友商议的难题；谁感情上有了什么解不开的疙瘩等等，便来找精神分析专家，以求从自己的精神障碍里得到解脱……云云。我不认为这是什么正儿八经的回答，这回答只是因为对方觉得我是个完全不懂此道的人。如果精神分析就是这个，恐怕巫师就是最好的精神分析专家，而一切从事于国际事务以及国家治理的文武官员全可以回家歇着去了。
　　但我可以奉告的是，在美国，精神病学界似乎认为，一九八○年前后某个时候会是弗洛伊德时代的结束。有人这样说明那些权威的：具有影响力的精神分析专家，他们动辄采用精神分析，甚至那些若由弗洛伊德本人判断也会认为不太适宜而拒诊的病人，也被迫接受这种方式的治疗。一位年轻的精神分析家说：“精神分析的妙处是，即使病人不见好转，你也认为该那么干。”
　　介绍这点情况没别的意思，只是为有些(仅仅是有些)赶时髦而并非搞研究的人提供一点行情。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希特勒的法西斯专制迫使欧洲许多优秀的艺术家、科学家迁往美国，从而使美国成为世界知识、艺术的主要中心；虽然参加这次中美作家会议的美方作家大多是在当代美国文学中享有第一流声誉的作家，然而我并没有那种朝圣的感觉。也许因为在这之前，我曾花了不少时间去阅读美国目前最走红的一些作家的作品，我心里有了底。我觉得中国当代很多作家的水准，决不低于美国当代作家的水准。虽然在文化学习的系统化方面，或者说是作家学者化的问题上，我们和他们有较大的差别之外——但这一差别是可以通过努力学习而消除的——我们却得天独厚地具有他们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这就是中国作家对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学习和实践，使他们可以更深刻地透视、剖析社会现象的内涵，从而使他们的作品具有对社会的历史感和使命感。从文学史上来看，也不乏这样的实例，凡是伟大的作品，尽管作家本人也许是不自觉地，但客观上他一定遵循了唯物主义的创作观，现实主义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因而才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了不朽的生命力：即使在美国，当前也有这样的一些作家。而在中国，作家们则是自觉地在遵循这一原理。我们知道，自发和自觉总是不一样的。
　　再者，我们的社会生活给中国作家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创作源泉。
　　资本主义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不论就其物质结构或意识形态而言，它的模式早已固定，只是沿着一个固定的齿轮旋转下去，再没有什么新鲜的玩艺儿了。象一个已届垂暮年龄的老人，只有坐在公园一个角落的长椅上，回首当年的份儿了。(不是角落的椅子已经让年轻的人占满)更何况那个齿轮已经磨掉了牙，开始不断地打滑。而社会主义却是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它才有几十年的历史，它年轻，它幼稚，它也许会跌跤，它也许会哭泣，然而它正在长大，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它在发展中，前进中，它会成功，它会欢笑。它正在经历着那些只能坐长椅的垂暮之年的人已无法经历的活鲜鲜的生活，有多少东西等着作家去写，去写，去写！而不会觉得生活的枯竭或是毫无意义的千篇一律的重复。即使那些“永恒的主题”，我们也将以新的目光去看待它，找出不同的角度和新鲜的感觉。
　　当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坐在一旁指责并嘲笑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不会使汤勺吃饭的时候，那对谁是一种悲剧呢？
　　我想有个朋友说过的一句话很妙，当一头大象在莽林中所向披靡地前进的时候，计较几个蚊子或几个苍蝇叮了几口又有什么意义呢？
　　不论厄普代克，或奥茨，或辛格……我们这里全有，并不比他们差。有人曾批评我说此话太狂，基于以上的观念，我并不认为我是毫无根据地口出狂言。
　　也许有人会说，“辛格可是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啊！”别迷信那个奖。世界上没有一种纯客观的奖，诺贝尔奖也不例外，它也逃脱不了政治倾向和种族歧视的制约。
　　我们知道世界文豪列夫·托尔斯泰或契诃夫都不曾获诺贝尔奖，而两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的作家却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此项文学大奖。就文学成就而言，只能是高山与丘陵。希望这两位苏联作家不要以为这是我对他们文学才能的不敬，我不过实话实说而已，如果一个作家害怕面对现实，干脆把自己的笔撅了算了。
　　对于这种情况，有人解释为遵职诺贝尔的遗愿，此奖只授予那些理想主义者。那么，马克思难道不是理想主义者吗？他在一百多年前便理想了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契诃夫不是理想主义者吗？一八九六年他就在《带阁楼的房子》里写过这样的话：
　　“……从一清早到天黑弯着腰操劳，由于力不胜任的劳动而生病，一生一世为饥饿和生病的孩子发抖，一生一世怕死，怕病，一生一世找医生看病，很早就憔悴，很早就衰老，在污垢和恶臭里死掉。他们的孩子长大成人，重演那套旧故事，这种情形已经有好几百年，千千万万的人生活得比动物还糟——只为了有一口饭吃就得经常担惊害怕。他们处境的全部惨痛在于他们从来没有功夫想到他们的灵魂，他们的形象和样式。饥饿、寒冷、动物性的恐惧、辛苦的劳动，就跟雪崩那样地通往精神活动去的道路全部堵住，而精神活动恰好是人跟动物的区别所在，而且是唯一可以值得人活下去的东西。
　　“应当把人从辛苦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才行…
　　“……要是我们全体，城里人和乡下人，没有一个例外，一齐同意，凡人类用来满足生理方面的需要而要耗费的劳动由大家来平均负担，我们每个人一天也许只要工作两三个钟头就够了……”
　　我猜想契诃夫未必读过马克思主义，然而对人类理想社会的追求，是我们这个星球的终点。
　　还可以通过一个我以为是极其荒唐的事例，来说明有色人种的文学在诺贝尔奖上被忽视的状况。一九三八年有一个叫做赛珍珠的在中国长大的美国人因写了一本什么《大地》而得诺贝尔奖。这要不是一个蓄意制造的恶作剧，至少也说明了当时评奖委员会的先生们的不学无术，种族偏见，或孤陋寡闻。我终于明白了他们的那套把戏，这就是所谓文明世界里并不那么文明的事实，而且这压根儿不值得大惊小怪。诺贝尔奖终究要公之于众，多多少少要受到一些公众舆论的监督，至于公众看不见的那些地方，会怎样呢？
　　说了这些，我并非企图无视美国文学的优秀传统。我只不过把我们双方当前的情况，做一个相当粗浅的比较。他们有他们的优点，我们有我们的优点，一味地认为我们比他们差，或一味地认为我们比他们强都会失之冷静。
　　当然，能有机会参加这次中美作家会议，我感到高兴，它将促进我们在文化上的交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化现象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大概总有它的道理，总有它可以让人看一看的地方。
　　我们这里有句常用的话，叫做“文如其人”。我相信它。但是，读翻译作品却不尽然，它除了反映作家的风格，也反映了翻译家的风格。如果你不懂原文，便很难分清究竟哪些是作家的风格，哪些又是翻译家的风格，到底和作家隔了一层。例如我很崇敬的翻译家傅雷同志和汝龙同志，他们把罗曼·罗兰和契诃夫简直是翻活了。可是当我读罗曼·罗兰和契诃夫的时候，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感到，我也是在读傅雷和汝龙。我今天能写几行文字，虽然要感谢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但也要感谢我们的翻译家们。
　　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次和美国作家的直接接触，了解一下他们是如何感觉，如何构思，如何表现，甚至是如何做人的……
　　我后来发现，由于语言上的障碍，这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我几乎放弃。然而作家自有一种独特的、与人相通的方式。
　　头天晚上，我们在比弗莱山上一个阔佬家里做客，女主人(一位精神分析专家)想要制造一种热烈的友好气氛，发给每位客人一件真正的乐器，或一件可以敲出声响的东西，指挥大家齐奏并齐唱。第二天开会，库特·冯尼格做会议上的第一次发言，他的第一句话便是：“昨天晚上唱的，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坏的音乐……”
　　美国的文学评论家们把他列为“黑色幽默派”作家。也许不该这么分，我总以为某作家就是他自己。作家不是工厂里生产出来的机器或机器零件，把他们归在这一类或那一类是库房保管员的办法，把螺母跟螺母放一块，螺钉跟螺钉放一块，为的是有人来领料的时候拿起来方便。据说库特·冯尼格自己也反对评论家们硬给他冠上这样一顶帽子。我想劝他想开点，你既然当了名人你就得随人家愿意把你涂成什么颜色便涂成什么颜色，这是古今中外一切名人所在劫难逃的不幸。你根本管不了那许多，你也解释不过来，你只有认了。
　　可是，他有一头和马克·吐温差不多的卷发，两撇和马克·吐温差不多的胡子。
　　在某位电视巨头家里做客时，他又站起来演讲：“我们在最富有的人家里做客。但是，什么是富人呢？就是有钱的可怜人。”在座诸公，仿佛未听见一般。男女主人也不曾显出不悦。美国人在这方面比较开化、宽容、大度、豁达，同时也习惯于把幽默和恶意分得一清二楚。不过这句话却一直伴我游完了以后的旅程。
　　后来有人祝酒：“再不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了。”在座的虽然都是有头脑、有知识的作家、艺术家，谁也不见得会相信这句话，但人人都为之而热烈的鼓掌。何必那么认真呢？哪怕为了这句祝词里所寄托的那种反战的愿望也好。比如有人曾送我一条绣有绿色“福”字的白纱手帕，我们都不相信那手帕确会带给我什么福气，甚至也不会用它来寄托什么巴望，那不过是一种小小的情趣而已。然而库特·冯尼格却大声地反驳，这是痴人说梦。
　　你能不对他感到兴趣么？你能不去猜想他是否总是喜欢扫人兴的么？可是扫人兴的话未必不是实话，而实话往往使人扫兴。我不知他这个幽默作家是怎么当的，啊？
　　怎么当的？
　　他说：“我惊讶这次作家会议上，作家们个个都是雄辩滔滔，而我过去参加的作家会，作家们什么都不会说……”
　　？！？！？！
　　我不知这句话里是不是包括了我，如果包括了我，我要提出我的抗议。
　　“我之所以成为作家，是因为我不会说……”
　　！！！
　　这句话的版权应该属于我，可惜我们没有参加国际版税组织，不过我还应该加上一句，使这句话更加完整。我之所以写，还因为至今我也没有学会做人。这里面有着极其惨痛的教训，然而我始终不会总结经验。
　　如果从他的发言来看，确实，你多半不知他想说的是什么。
　　“我觉得写是愚蠢的，作家可以想的很慢，一个月想一句话，一个月之后这句话总有点意思吧？
　　“我是个乡下人，死以前我想对我的社会有些了解，不敢说我了解中国……
　　“美国的孔子，索罗，他是我的典范，他一辈子就写他生活的那个村子，他说，要提防所有穿新衣服的事情……
　　“作家要不断地提醒自己，你们下午干什么？我高兴我们下午有活干了……
　　“我管我做什么，我要为社会服务，如果我的书对社会没有用，我就对写作没兴趣了……
　　“我在年轻时爱美国人，到了中年才发现他们是有缺陷的，那就是种族主义——美国就是世界。”
　　…………
　　只是在最后，当大家合影留念的时候，我才突然知道了他是怎么回事儿。
　　摄影师问了一句：“OK？”
　　当时大家都已坐好、站好，每个人都拿出了自己的最佳姿势，只等摄影师按快门了，他却突然大叫一声：“NO！”
　　大家忍俊不住，只好哄然大笑。只见闪光灯耀眼地一闪，我想，完了，这回人们为拍照酝酿了许久的情绪和摆出的最佳姿态，全让他的一声NO给搅和了。
　　但这一声NO使我了解了他是如何感觉，如何构思，如何表现，甚至是如何做人的。我没有枉此一行。只是满意之余，还有一丝苍凉。好象一个隐遁在暗处，等着上场的另一个丑角，在看一个干什么都挺起劲的傻瓜，拣了一个谁也不愿扮的，顶能暴露演员缺陷的角色，在舞台那雪亮的灯光下，把别的演员不肯亮给观众的缺陷，尽力让观众瞧个够儿似的。
　　我想，要是从他那愤世嫉俗的冷傲以及尖酸刻薄的语言去理解他，那就错了。但我们是那样地习惯于匆匆忙忙地下结论，而我尤其如此，因而我常常说话显得随便，没有分寸，误解了好多事，好多人。但愿人们常常纠正我，我是愿意改正的。其实人是非常复杂的生物，尤其是一些性格乖僻的人，他所表现出来的，未必就真是那么回事，否则鲁迅先生为什么会说“长歌当哭”呢？
　　其实，冯尼格的内心是悲凉的，比谁都更需要温暖的，充满了强烈的爱憎的。
　　我在最后的发言中谈到了我对他的这些看法，并且我说：“我不知我说对了没有？”
　　他什么话也不说，只是横穿过舞台，来到我的身边，和我握手。
　　而我想说，谢谢，冯尼格，你终于知道我知道了你，没有误解你。在遥远的中国，你有一个知道你的读者，我是说，你有许多的读者。因此，你完全可以了解中国，那并不很难，你不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