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时代的召唤与时代的限制

　　任何一个考古队员，从他第一次挖开封土或表土以后，就长久地陷入了一个苦苦的思索。绝对真实的遗物和遗迹沉默着，逼迫他也诱惑他想破译、想解读、想洞彻这恼人的历史之谜，抓住真实。但这几乎是无望的；岁月如流，在田野和标本库以及书海里，衰老了一代又一代考古工作者。普通的、不使用考古学方法的历史研究者虽然也有对于历史的这种究明的渴望；但那与考古学有巨大的差别——因为考古队员真地触摸着逝者的遗留：从陶铜的冰凉触感到灰坑烧土的余温，都强烈地影响着思维，使他们无法回避这个学科的最朴素最原初的问题。仿佛这个满身泥土的学科有一句严厉的门规：或者当个特殊技术工人告终，或者攀援为思想家。从田野发掘出来，又从整理中揭示出来的、沉默的古代真实太不可思议了。它太辉煌、太费解、太深沉。没有一个考古工作者能够完全摆脱它带来的苦恼，但是也很少有人能坚持思考并企图作答。而且，在这里，考古学界与古代史学界严肃地分离了。
　　普通古代史学或称一般性的史学缺乏如考古学科这种谨严的方法论依据。后者必须走向结论。哪怕最纯粹的考据派，事实上也大多是依靠历史的蛛丝马迹求结论。客观的一般性历史学几乎不存在——因而它们在某一天被刷新被淘汰的危险也永远存在。
　　然而考古学却自它从十九世纪成为一门学科时起，就首先奠定了不被淘汰、即科学地限制结论的基础。这就是考古学依靠的地层层位学和器物标型学两大支柱，以及由这两根坚实支柱架起的“考古学文化”的理论。
　　考古学文化的魅力远远不是外行所可能体味的。它不是对古代的结论，却是对已发掘和整理清晰的古代现象的结论。它不涉及逝者全貌，却源源不断地发现着逝者的部分。它不妄言逝事的规律，却科学地宣布着一条条遗物的规律。它可以自身补充、纠正和发展，后来的资料和认识并不嘲笑以前那些极其片面极其单薄的积累。在总体的地层和器物的谱图上，甚至个别完全失误的发掘和总结都能很容易地被甄别剔除并被补救。包括文化二字，有哪一个人或哪一部辞书能解释清楚这个词汇呢？然而考古学文化却实现了这个概括。文化——所有相关的地理(包括风水)、文献、传说、技术水平、经济类型、遗物及居住、分布范围和外来因素，已知的一切与未知的一切，明显的一切及隐藏的一切，都可能由这个考古学文化本身来获得最具体的实感。
　　而且并不拒绝人们的好奇或自信。认为它是夏是商，属羌属胡，都会导致深入。无论人们用纯阶级斗争观点解释它，抑或用纯艺术观点解释它，一律开卷有益。甚至它接受各种技术和标签：无论是“开门办学”“或“评法批儒”，无论怎样使用C年代鉴定以及各种理化手段——基于层位学和标型学之上的考古学文化方法论都如同磐石，不为撼动。
　　当读着史论家的洋洋洒洒时，考古学很冷静。因为前者的那一套太容易了。我们不说，是因为了解事实(而且只是被发掘出来的一小部分事实)要复杂得多。当看着考据家的细致收罗时，考古学者很明白：他们只是为我们编制了索引；同样的文献我们也要全部摸一遍，而且还要与发掘资料一一对证。考古学文化是一个相当微妙的概念。它不仅限制了关于历史的空谈，也限制了关于文化的空谈。雄辩的地层学体系和标型学谱图，在一个省一个省、一个流域一个流域、一个又一个自然、历史、地理区划范围内建立起来，并随着频频的田野工作进展而繁衍开来，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之最。各式各样的专家涌现着；摸摸陶片就能断代的熟练，打一铲土就能明白地下的技能，已经成为外界的传说。在这巨塔的顶部，比如在北京大学，渐渐培育出读尽了相关的每一条史料也走遍了相关的每条河谷的特殊学者。他们的理论特征是——这理论能征服并提高野外发掘者流着汗水积蓄的年深月久的经验。还应当说，考古学并无误解中的所谓暮气；田野即社会底层的丰富有趣，与出土的瞬间展现在眼前的遗物遗迹的丰富有趣，从来挑逗着人的童心。若举例，一九七三年在湖北盘龙城，当我们从商代二里岗期墓的腰坑中真地亲手发掘出长达九十二厘米的玉戈时，我们欢喜欲狂，又唱又闹，那是人生中难忘的快乐时刻。
　　就这样考古学成熟了。绝大多数考古工作者在这种成熟期的学科里渐渐找到了归宿。极其庞杂眩目的考古学文化研究，极其劳累的田野考古发掘调查，满足了也麻痹了他们要向逝去的古代穷究的年轻冲动。
　　而从这样一个考古学之中，出现了一位学者。他不仅对考古学文化这一方法论感到不满足，而且正在咀嚼考古学因依的时代问题。尚不仅着眼如此，他的关心已经涉及考古学与艺术、价值以至“人”的关系问题。他就是俞伟超师。
　　其实曾经有过更使人耳目一新的声音。毛泽东曾就汉代农民起义中的张鲁发出议论，他论断：我国农民一穷二白的状态两千年来基本未变。这是一个根据现代真实对逝去的古代真实作出的揭破。
　　多少次，当我在甘肃在宁夏，亲眼看见农民们使用着二牛抬杠的犁耕着黄土高原的山峁坡地时，我便无法不联想汉代画像石上如出一辙的二牛抬杠画面，也无法不琢磨到毛泽东的方法论。
　　还有一处毛泽东对史学方法论的反驳。他说：研究历史，主要是研究近代史。否则一亿年以后怎么办？
　　这决非随心所欲的语言。应当感觉到在这断言之中深寓的道理。而值得留意的是，这种向身近的时间寻找的思路，与俞伟超师六十寿辰述怀时所讲的“古今一体”微微有一丝相系。我以为，对于历史学科方法论最彻底的质疑者是毛泽东；而俞伟超师出发于考古学的感悟，又证实了这个现象的存在：在中国，凡从知识人中走出来的佼佼者，都会经历扬弃旧史学的阶段。
　　俞伟超师指出：理解古代社会的钥匙就是现代社会。在这句很简单很好懂的话中，省略了不能尽数忆起的一步步跋涉，省略了艰涩的钩沉考据和痛苦的思想磨砺。他人很难尽知，本人也很难尽述。
　　也许，这种道路走尽的体会已经非常私人化了。明白以后，人便不愿也不能更多表达。最终的真知灼见总是这样朴素的话“难以深为解释”。然而，没有类似的启示体验，就不可能导致起码的理解。俞伟超师在终于感觉到考古学是一种以科学性制限的艺术之后，他无疑会面临艺术家式的孤单。一种附庸者和斥责者都不是理解者的孤单，在所谓艺术界已经多得成灾——今天出现在考古学的世界，显得意味深长。
　　在俞伟超师这部着力于考古学方法论的文集《考古学是什么》中，比比可见作者对考古学史、特别是对近代考古学起源的强调。他多次回溯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十九世纪哲学及科学之于考古学诞生的意义。这是他思路的特点。他很少言及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这个与近代考古学血缘更近的思潮。意味正在于此。一般说来，实证主义主张客观性，排除主观性即“人”的介入。而十九世纪思想的旗帜却正是“人”——这样，在对考古学的溯本求源的认知过程中，思想是对立的。俞伟超师在这里非常谨慎，他并没有指出这种对立，但他更从未强调十九世纪实证主义。
　　思路已经是道路问题。他模糊地、并不很稳定地寻找着新立场。事实上，他已经从近代考古学诞生的原点及哲学开始，企图对旧方法论实施革命的扬弃。他危险地向一切学科的基础、即关于人的认识倾斜；走向恢复人文科学本质的艰难求索。
　　思想只有具备如此色彩和特性，才有可能淬炼成真正的思想。当然已经用不着渲染道路的险恶。探求终于渐渐回到原初，从树根长出的地方重新寻找阳光和空间。或者他是无意的或被动的，但俞伟超师代表的命题已经相当重大。它并非像现世形形色色的伪学和艺术界的伪现代派那样，只缘无根无基才信口雌黄——俞伟超师代表的、从谨严而权威的中国考古学母体中发生的对新方法论的渴望，如同绘画中由欧洲写实主义大师们实现的现代主义变革一样，反映着深刻的原因，令人至少倾听和尊重。
　　残酷的是：准确的感悟或默默的内心判断，并不一定能够在当代被验证。真知灼见虽然不惧怕时间流逝，但是微弱的、甚至未经充分宣扬的真知灼见，是可能堙没的。思想最大的悲剧就是消失在思想家的墓圹里，而没有获得必要的散播。古人不易遭受这种不幸：诸子百家，不过百家而已；唐诗兴盛，也不过若干诗人——至少有考古学会记挂它们。而今天不同，今天是一个印刷垃圾的现代，是一个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现代，是一个文化侏儒多如牛毛而真知灼见无法求得共鸣的现代。何况俞伟超师追求的又并非一种单纯的哲学或思想，他面对的是极富实践性的考古学。
　　于是，矛盾的两难处境就来临了。一方面，俞伟超师深知自己获得的和追求的，都仅仅是一个简明的道理。他本人的心血脚印在获得了这么一个道理之后都变得无所谓有无。真理太朴素了。“天下万民，生而知之”，所以发现者缄口难言；教授无法在讲堂里启口，“畏于教书”。我坚信，这是当代一切悟道者的共通心态。它只能意会，无法注释。
　　而另一方面，考古学的实践性和现世这个时代的科学技术性，则流水推舟——一般把他从纯粹的思想拉走。这不仅表现在俞伟超师朦胧设想的新考古学方法论中已列举着种种技术方法和新思潮，更表现于俞伟超师对于二十世纪末叶的时代观。
　　二十世纪末叶究竟是世界末日还是新生前夜？是大时代十九世纪与下一个大时代之间漫长而混沌的过渡，还是它本身就应当被评价为一个大时代？
　　如果“人”是更根本的原则，那么以科学技术主义为中核的种种新思潮新方法，对于人道和人心，包括逝者的心情——究竟是在发动一场正义的揭示，还是在实施一次污浊的蹂躏？
　　俞伟超师对于这些问题，是充满善意和希望的。他的这部文集没有正面与这些问题相遇。或许，这样地提出问题，正是我们学生一代的稚嫩片面。
　　但正如一部近代考古学史、尤其是近代考古学崛起的过程说明的一样：考古学做为一种近代的人文学科和科学的历史学，千真万确是在一个大时代里应运而生的。那么，它的质变或再生，倘若真具备质变或再生的性质的话——也应该发生于一个大的时代。
　　还有一个发生地的附带问题。
　　当我逐渐地感受到中国考古学的份量时，其实已经身离于这个我求知的摇篮之外。我愈来愈感到中国考古学发达的原因，并不仅仅是由于灿烂不可思议的丰富遗存，以及土壤文化层的辨认难度造就的田野技能。如此两者兼备的国度不会有多少，但考古学革命发生地的根本条件尚不在此。
　　我指的是中国考古学及中国知识人之中的一部分有志之士与中国民众的特殊血肉关系。这种很少例证的关系是一种神秘的启发关系。志士由此入门，继而知道。中国考古队员工作时难以想象的劳累和底层化，成全了从这个领域中培育出这种人的可能性——我没有感到“列强”尤其是美国具备这种条件。堙没的历史真实隐存于现世底层的真实之中，因而古今有一体之道。但接近这种真实很难，现世的真实同样会拒绝接近，守卫心灵。我不大信任所谓民俗学或人类学，比如，我总怀疑背负着极为血腥的屠杀美洲原住民的历史的美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究竟有多少深度。它们与人类认识真理的规律相悖。受欧美影响而展开的中国民俗学人类学，说透了并没有提出过什么值得重视的认识——也许正是这一偏激感受的注释。
　　换言之，如果说十九世纪的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忽视了人的存在的话，挣脱二十世纪末的技术主义和拜金主义则将树立人的原则。人是复杂至极的。我们只能选择正义的真理。在未来的人文科学中，主体即研究者是谁将一天天成为分歧的焦点。分期或许会划得再晚一些：等到堙灭的文化和屈辱的人们不仅装备了全部仪器，而且找到了更清醒的方向，特别是冥冥之中时代已经为他们转变之后——念盼中的新考古学才会脱胎再生。
　　决定的巨手不知在哪里。但决定的因素一定是时代。出身于最谨严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堡垒——中国考古学，又经历了无数项田野发掘、类型整理和深奥钻研的我国考古学权威俞伟超师的热情呼唤，也许要等到下一个时代才会被人们忆起。
　　作为受业弟子，遵嘱写这篇文章使我感到心情沉重。师道也是一种深奥的哲理。尽管我无时无刻不在记着考古学对于我的持续影响和意义，但我毕竟离开了它而上了文学的歧路。我担心文学的眼光会导致立论的偏激，曾经面对这试卷久久犹豫。一九七五年我做为“工农兵学生”毕业于北京大学时，并没有经过毕业答辩。今天宛如十倍严厉的补考；这真是世事的平衡公正，它使我倍感笔上的压力。
　　使我鼓足勇气的是，我深感俞伟超师所从事的工作应该获得支持，我指的是——对于进步和真知的求索不该终于孤寂。
　　人们可以也应当有不同的观点和结论；但更应有正义的支持。二十世纪指日就要结束了，旧有的一切都已崩溃。何止新的方法论，连新的体制和新的价值、哲学、人——都在嘈杂声中涌现。比一切更重要的是判断力和正义。
　　一九九三年二月八日
　　(《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著，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