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的早春，人们的心情非常不平静。年初我特送他一本钱钟书的《谈艺录》，并在扉页题句：“是非公道在人心”(这是我赠诗的末句，前三句为：“文章翻案岂常情，左右逢源不二门。黑白纹抨输后手”)，希望他借所移情养性。这年四月，我年届古稀，写了四首“自寿诗”，邀请几位友好家宴时，大家一起吟哦。第四首正道出此种心情：
　　三月春风犹带寒，小楼今日故人欢。
　　书生议论曾何补，世事沧桑佐乱弹。
　　士气峥嵘焉可侮，民心向背最相关。
　　文章不怕违时尚，结习难除况退闲。
　　历史如此残酷，到了八十年代，我们的国家仍然摆脱不了灾难岁月。一九八九年的春天，诗中颈联不幸言中。
　　耀邦突然去世那天晚上，我匆匆写了篇悼文(发表于《新观察》一九八九年第八期)，其中主要谈近两三年中，他同我有诗的交往。一九八七年夏秋间，我曾先后将我的《论三峡工程》(一九八五年出版)和旧诗词《龙胆紫集》送与他。关于三峡之事，他对我有过微词，不同意在报上发表此书的序言。两本书他都通读了。一次在人大会堂散会时碰见，他特意告我，三峡的书他仔细看了。
　　耀邦是一个非常喜欢读书且博览群书的人。他只读过一年初中，十四岁便参加了革命。他的丰富学识，完全是长期自学和独立思考积累起来的。一九八七年后，他翻阅了自己十年中的全部文章和讲话等，还通读了马列全集和《资治通鉴》，并对旧诗发生了浓厚兴趣。几年接触中，我深感他的学识才华，来自勤奋、广交、乐群与深思。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四日，我应邀到他家，从下午两点多谈到晚上八点多。他说，从《龙胆紫集》才较全面了解到我这个人。集中收录的三百多首诗词，是“文革”时在秦城监狱八年中吟得的，内容两个方面：讴歌革命，回忆平生。关于在延安抢救运动时坐过牢，只有一首七绝涉及，想必他知其详。到中组部之前，我同耀邦并不熟识，但一九七八年我还在安徽流放时，得以先进医院治病，一九七九年一月回京复职，都是经过他亲自处理的。
　　一九八八年九月间，他让人送来三首诗，要我修改。一首七律《再登泰山》，另两首五言古风《赠李锐》、《戏题李锐<论三峡工程>》。三首诗我都作了些有关格律和文字的修改，关于律诗的平仄、对仗、粘接等格律规矩写了点说明，并送他十来本旧诗词，其中有王力的《诗词格律》。随后一次谈话，他感慨地说道：几乎不敢再作旧诗了。现将他赠我的两首诗录下，左边是原稿，右边是改稿：
　　赠李锐同志
　　延水创伤甚，　延水山洪猛，
　　庐山复蒙羞。　庐山云雾愁。
　　犟劲终不悔，　强项悲日月，
　　雕虫度春秋。　铁栅度春秋。
　　狂歌妖雾扫，　长歌驱毒氛，
　　拨乱竞同俦。　低唱觅同俦。
　　胸中浪潮涌，　潮浪胸中涌，
　　笔下蛟龙游。　蛟龙笔下游。
　　调反三峡坝，　调翻三峡案，
　　言诤九派流。　言重百家流。
　　潇湘一冷月，　云破潇湘月，
　　青光耀斗牛。　青光耀斗牛。
　　戏题李锐《论三峡工程》
　　妾本禹王女，　　 妾本巫山女，
　　含怨侍楚王。　　 含怨侍楚王。
　　泪是巫山雨，　　 泪滴三春雨，
　　愁比江水长。　　 愁染六月霜。
　　愁应随波去，　　 泪愁应随东逝水，
　　泪须飘远洋。　　 乘风直下太平洋。
　　乞君莫作断流想， 乞君莫作断流计，
　　流断永使妾哀伤。 天地灵药八千方。
　　　　　　　　　　 石壁立，平湖生，
　　　　　　　　　　 流断永使妾哀伤。
　　这两首诗，不知作者最后怎样定稿的。对照看起来，我的修改其实是多余的。第一首我强改为五言排律，除首两句外，都不如原作。“雕虫”自比“铁栅”贴切，点明《龙胆紫集》的由来。第二首作者借巫山神女之口，一气呵成，修改的反添了个要查出典的罗唆句。(巫山据传为天地放灵药之处，有灵药八橱。)大家知道，作旧诗需要一些旧学基础，这方面耀邦虽非行家，但从这两首诗来看，从意境、物象、情源到遣词、用韵，确是古风，读起来琅琅上口。有些老同志也喜欢作旧诗，但语多概念，缺乏诗意，不合格律倒是次要的，被人称为“老干部体”。我国的旧诗词源于民歌，《诗经》中的风、雅、颂，都是当时能弹唱的歌曲，即“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隋唐以后，诗渐与乐曲分开。“诗言志”，但主要是“动于情”，没有需要喷发的感情，哪里来的诗歌呢。古今中外，一律如此。刘勰：“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繁采寡情，味之必厌”。白居易：“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实，声义。”林语堂：“诗歌，那不过是渲染着感情的真理。”聂绀弩：“旧诗适合于表达某种情感，二十余年来，我恰有此种情感，故发而为诗。”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诗派：“诗乃泄情的管道。”别林斯基：“感情是诗情天性的动力之一；没有感情，就没有诗人，也没有诗歌。”
　　耀邦是一个富于感情的真诚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不失天真的人，他胸无城府，总是以善心待人)。一九八六年，我到过山东半岛尖端的成山头，相传秦皇、汉武几次来游。耀邦一九八四年到此，题词：“心潮澎湃”，“天尽头”，刻有石碑。可说诗情满怀，字亦豪放。一九九四年夏，中共组织史资料领导小组在荣成开会，我重游此地，见新建列队秦俑、秦始皇塑像等，重睹耀邦所题两石碑，不禁感慨系之，吟得一绝：
　　澎湃心潮天尽头，重来秦俑气赳赳。
　　八年修史事将毕，鉴往方无后顾忧。
　　粉碎四人帮之后，耀邦逐渐主政十年，拨乱反正最先做的两件大事，便是从意识形态批判“两个凡是”，从干部人事平反一切冤假错案。这需要何等气魄，何等胆识。他当时说过这样的话：“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不先办好这两件事，也不可能开辟改革开放的道路。回顾我们国家、我们党七十多年走过的道路，能够从“红小鬼”的队伍中，锻炼出来一个胡耀邦，这应当说，是中国历史的一种安慰，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安慰。
　　上述耀邦去世当夜我写的悼文中，写他于一九八八年到湖南、广西休息，到张家界时，成千游人挤挤于道，争相握手，要求留影；到南宁后，他只好足不出户了。因此文末有这样四句悼诗：
　　天下奇冤已扫清，神州莫再有冤灵。
　　此情此景张家界，活在人心便永生。
　　此诗第二句的含意，就不是这篇小文所能述及的了。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为纪念胡耀邦八十诞辰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