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说杨诗

　　奇士不可杀，杀之成天神；
　　奇文不可读，读之伤天民。
　　——龚自珍
　　记不得是谁给晋朝的老酒鬼刘伶编造一个故事，说刘伶的妻妾恨丈夫天天烂醉，便合谋把刘伶诱骗到一个丈把高的大酒缸，用梯子扶他上去看看缸中美酒。刘伶高兴地爬到缸口，妻妾便一把将他推入缸中，将他淹死。过了三天，妻妾爬上酒缸一看，这醉鬼半醒半醉地坐在缸底，酒早已被他吸干了，眼睛朝上对妻妾说：你们怎么搞的，不是答应让我痛饮三缸，解闷消愁，谁知却只让我喝这一缸，弄得我不得痛快。
　　现代的刘伶——宪益老儿，自然不会被戴乃迭夫人推入酒缸害死(除非他俩双双自动跳进酒缸)，但是幻耶真耶，不免也有人企图淹死这讨厌老头，免得此人酒后不肯安定偏要“污染”。
　　宪益泡在酒缸里，今年八十岁了，人没有淹死，却泡出一本《银翘集》。
　　“久无金屋藏娇念，幸有银翘解毒丸”，像这样精彩的名句，除了学识天分，还得加上酒精，才能泡得出来。
　　我年轻时就很羡慕人会做诗、写字什么的。可是那时读了老杜《饮中八仙歌》，就已经感觉到酒和文艺的关系，“李白斗酒诗百篇”、“张旭三杯酒圣传”……而我从小就与酒无缘，小时候饮过一次，头晕呕吐，狼狈不堪。从此，就深信自己即使从生理上来说，也决不是做诗的料。到后来和宪益交往日深，就更加相信自己俗骨生成。“诗酒风流”这句话，我沾不上边。
　　的确，十多二十年来，和杨宪益常常做打油诗，但当时家家户户买粮买油，都得凭“粮票”和“油票”，我们家和任何市民一样，每人每月配给油票五两，体内的含油量不多，即便打起“油”来，自己也觉干瘪无味。但我之为人，一向狡猾狡猾的，我用的是“抛砖引玉”之法，目的是把宪益的佳作引将出来。我自己也搞不清这算是“阳谋”还是“阴谋”，但宪益在那个时期，确实诗兴颇浓，写了不少好诗。
　　明遗民张岱(宗子)说：“盖诗文祗此数字，出高人之手，遂现空灵，一落凡夫俗子便成腐臭。”(《冰雪文序》)此话说得十分入理。
　　一九八五年，我因患痛风不良于行，在医院中卧床写打油诗消遣，曾寄给宪益博笑，宪益果然中了“抛砖引玉”之计，写来四首“打油”，现录二首如下：
　　一笑相倾腿便歪，犹思欢宴访蓬莱；可怜贪嘴黄和尚，从此天天吃素斋。
　　好色贪杯尚不妨，狂言美食实堪伤；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乔公见祖光。
　　因为痛风，医院禁荤，天天吃素，不免在诗中发点牢骚。不料杨公来诗，却把李义山咏北齐后主那首七绝：“一笑相倾国便亡”，以及末二句“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硬安在我头上。把“国便亡”改成“腿便歪”，当时觉得啼笑皆非。记得那时天还热，腿走不动，只好乖乖地躺在病床上，这“玉体横陈”原是北齐后主的荒唐故事，却又把卧病在床玉体欠安的区区，联系上去。第一首第二句“访蓬莱”，是当时原有参加日本书法界活动之邀，所以是纪实。
　　画龙点睛的第四首末一句：“已报乔公见祖光”，这原与鄙人的痛风病风马牛不相及，用此“今典”，只不过是朋友们关心而已。
　　我常常把中国旧体诗和西方现代派绘画做荒唐对比。两者的共同点是，都使人有美的感受。但都不容易理解。西方的现代派大师，都有扎实过硬的基本工，旧体诗的大家，亦不例外。
　　近年跟香港的饶宗颐、美国王方宇教授研讨八大山人的诗。饶、王两公博学于文，把八大诗中的僻典怪句，从佛经、从《世说新语》等书中，挖将出来。例如：
　　闻君善吹笛，已自无踪迹，
　　乘舟上车去，不辨主与客。
　　原来只是从《世说》中，王子猷为桓伊吹笛的故事变化为诗，古典是找出来了，但八大究竟指的什么？为什么要写此诗，今人还是朦然。理由是：古典有了根据，今典还是无从把握。除非是解人，而俗语说得好：“解人难得”。
　　杨宪益的诗，好处也正在于此。近人有“朦胧诗派”，其实，中国自《诗经》以来，早已“朦胧”得可以，“关关睢鸠，在河之洲”，与“君子好逑”何涉？犹痛风之躺在床上与“乔公见祖光”无关一样。
　　在我保存下来的宪益诗稿中，不少这一类的妙句：乃迭夫人正在看张贤亮的新作《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他老兄诗兴忽发，其中写成绝妙的：
　　如今狗肉充羊肉，半个男人是女人；
　　岁暮无聊常酒滞，风寒不耐久坑蹲。
　　“狗肉羊肉”，“男人女人”这又是风马牛不相及之事，但宪益七歪八缠，搞在一起，却别有风味，打油诗一作“歪诗”，诗歪得妙，或歪打正着，便是好句。这种胡搅蛮缠，不自今代诗人杨宪益起，杜甫老先生的“红豆啄残鹦鹉粟，碧梧吹老凤凰枝”，酒鬼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等等，俯拾即是，你如果一本正经地责问老杜：“红豆啄鹦鹉是错的，应当是鹦鹉啄红豆”！那么，诗王杜甫，就只好被你活活气死。
　　男人女人之外，宪益在来信中又把“风寒不耐久坑蹲”作了些解释：“几天之内，准备全部从办公室撤退，不再久占茅坑不拉屎了。想起湛容在《散漫的人》(按：这是谌容以宪益为影子写的一篇著名中篇小说)中的名句：‘大风吹屁股，冷气入肛门’，故写了‘风寒’句。‘蹲’字不好用，再续下去，恐怕困难了。”
　　旧体诗不好解，用古典还可查书，至于今典，有好多事，传媒云者，往往“大雅之堂”(是“不登”的)。而个人身边的今典，不经作者道破，也无法明白。但个人身边的事，和当时的气候风习等往往有关，例如“风寒不耐久坑蹲”之类。
　　无从明白之诗有好处，这并不是谬论。你读过李义山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你明白他说的什么吗？可是千年来不少人摇头晃脑地一面吟诵，一面叹赏，一面还瞎猜什么“锦瑟是否令狐家的婢妾”等等，让你发挥想像，“雾里看花，水中捉月，觑着无由得近伊！”真是其味无穷。我们的前辈朱孟实先生有一段名言：
　　中国向来注诗者好谈“微言大义”。从毛苌做《诗序》一直到张惠言批《词选》，往往把许多本无深文奥义的诗，看作隐射诗，固不免穿凿附会。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中国诗人好作隐语的习惯，向来很深。屈原的“香草美人”大半有所寄托，是多数学者的公论，无论这公论是否可靠，它对于诗的影响很大，实无庸讳言。阮籍《咏怀诗》，多不可解处，颜延之说他“志在刺讥而文多引避，百世之下，难以情测”。这个评语，可以应用到许多咏物诗。陶潜《咏荆轲》，杜甫《登慈恩寺塔》之类的作品各有寓意，我们如果丢开它们的寓意，它们自然也是好诗。但是终不免没有把它了解透彻……(朱光潜《诗论》)
　　孟实先生此话，道出“隐”是诗的主要因素之一，文艺作品和新闻报导，政治宣传、科技论文本质不同，宜“曲”不宜“直”。“大声疾呼”的，既不是诗，也起不到文艺创作的应有效果。袁子才曾经说过：天上管文章的是“文曲星”，却不叫文“直”星。
　　《银翘集》的作者，是否酒星和文曲星下凡，且待小说考证家去证实。但《银翘集》这本诗，却是我们时代的产物。
　　《文心雕龙》说：“谐之言皆也。词浅会俗，皆悦笑也。昔齐威酣乐，而淳于说甘酒；楚襄宴集，而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
　　谐字从“皆”，不但形声，兼有“大众化”的涵义。读过杨宪益诗的人，大都有一种共同感觉：一是朴素清新的俏皮，二是沉痛伤心的笑谑。“辞浅会俗，皆悦笑也”。
　　冬天的蚊子和冬天的乌龟，选为诗题，已自突屼。其《冬蚊》云：
　　经冬蚊子尚嗡嗡，不适时宜笑小虫；
　　非是讨嫌多讲话，只缘一动便招风。
　　其《冬龟》云：
　　冬龟不动不呜呼，免触霉头体自舒；
　　惟恐被人当废物，一朝扫进化灰炉。
　　蚊子翅膀一动，便会“招风”；乌龟不动吧，又怕被人当废物扔进化灰炉火葬了，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
　　好汉最长窝里斗，老夫怕吃眼前亏。
　　这是宪益在某次文代会上偶得的佳句，论对仗，不下于“久无金屋藏娇念，幸有银翘解毒丸。”论内容，更是令人忍悛不禁。说是“怕”吃，其实知道这老头的人，改为“专吃”更贴切些。《银翘集》中，此类佳作，真是俯拾即是。
　　我虽然佩服达尔文到恩格斯，但关于无毛的人是有毛的猴子变的学说，还有一点子想不通。不过我相信遗传说，如果人的祖先是猴子的话，最好的明证不是别的，而是顽皮嬉戏的性格遗传。
　　没有请教过杨宪益的生年属性，但我知道张之洞属猴，是从小说中看到的。张之洞在清末是方面大员，和我们杨宪益博士身世不同，但张之洞除了板着面孔上朝之外，其生活上佻皮捣蛋，甚至写入《孽海花》中。猴子的性格被写在文学作品中刻画得淋漓痛快的，莫过于花果山水帘洞中那一位。《西游记》一书人人爱读，也只是因为孙悟空具备了屼傲、自由自在，具有顽皮不羁的性格以及游戏无碍的本领的缘故。
　　猴子在山野中顽皮游戏，掷果子，跃踉树丛，翻溪跳涧，无非是在吃、睡以外做点排遣时日的活动，没有什么严重意义。正如古人说的，“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宪益兄写诗，也正如猴子跳树、翻山一样，不是说宪益就是猴子(其实我们也都是猴子)，只不过说明人类除了吃、睡、生孩子之外，还必须做点别的活动，使大家和自己的日子都过得有意思，心情舒畅。猴子的顽皮游戏，是猴子生命的一部分，高等动物的人类，把这种活动加以升华，叫做文娱活动。
　　杨宪益并不讳言从小佻皮，早年留英读大学时，在一个黄昏，曾在伦敦宿舍的窗口，用石头远远把逐个街灯砸得稀巴烂。这种顽皮举动，自然是像傅抱石先生在其得意作品中盖下的那方图章：“往往醉后”。
　　他游东北，见到兴城南的觉华岛，乃明朝海盗出没之处，今改名菊花岛，立有“菊花女”石像，于是顺手就凑了两句诗：“海盗居然成美女，旅游只管赚洋钱”。他游湘西，阻雨古丈县，写了一首七绝：“途中风雨正颠狂，又报前车遇塌方；还是暂留古丈好，虽然沉醉又何妨！”在旅途中阻于风雨，还有前路“塌方”，这在一般人的反应，一定愁苦焦急，怨声不绝，偏偏这位“散淡的人”不但毫无反应，并且觉得能留在古丈喝酒是一乐也。他应邀到西安参加外国文学研究规划会议，住在离西安四十里的丈八沟，离城较远，交通不便，于是他便写成“暂住秦城作楚囚，假山假水景清幽。何当回转尘寰去，掉尾泥中得自由。”秦城原作陕西一城解，但他移作今典，即史无前例时代许多各界名人住过的地方。末两句是用庄子的乌龟寓言：“往矣，吾将拽尾于涂中。”意思是天上的弼马温，比不上人间的水帘洞大王自在。当然又是“猴子的把戏”……。
　　古人有“游戏文章”之说，外国文艺理论家，也认为文学艺术，无非是游戏的持续。
　　传说民国初年，一位土匪出身的军阀，从来未见过足球赛，人家请他上台参观，看完之后，该军阀当众训话：“你们争来抢去，不过是为了一个球儿，这等傻事不要做了，本帅明天每人发给你一个球，这不就用不着去抢了吗？”这个蠢材军阀，不懂得游戏原不是为了每人争一个球，游戏只是人类精力的排遣。是人类祖先自由自在生活的遗传。
　　许多家庭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曾经有过不怎么自在的，不短的日子。他们那时的心情，略如张岱《自题小像》中的几句话“功名耶落空，富贵耶如梦，忠臣耶怕痛，锄头耶怕重，……”宪益不怕痛，但时代不同了，并没有人给他“咔嚓”一刀，扛锄头嘛，宪益是怕重的，他只能动动笔头。由于中英文都有卓越的修养，他翻译过《红楼梦》和其它他愿意翻译或仅仅是“为了工作嘛”而从事的翻译，他有过“卅载辛勤真译匠，半生漂泊假洋人”之句。一九九三年，杨宪益受到香港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他老先生写诗一首自嘲。内有句云：“相鼠有皮真闹剧，沐猴而冠好威风”，相鼠有皮，典出诗经，本来是一首挖苦那“无耻”、“无仪”之辈的。他觉得居然有件博士服，是一闹剧。沐猴而冠，则公然自认是孙悟空了。《银翘集》中这种自嘲的诗也很多，但还是“辞浅会俗”，皆悦笑也。自然，这“悦笑”与嘻皮笑脸，有深沉和肤浅的严格区分。明朝的尚书赵南星，因狠心打腐，被魏忠贤矫旨落籍，遣戍代州，他老兄就在戍所，写成《笑府》一书。赵南星生不逢时，却留给后世一丝傲笑，这笑话有血有泪，带着人世的伤痕。
　　“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诸葛先生唱《空城计》时气定神闲，但这一瞬间，沉重的历史使命，社稷安危，令他内心十分激动。这散淡的外表，内蕴着神圣的忧危。我无意把杨宪益“拔高”到诸葛亮。但眼下有些读书人那种茫茫然、戚戚然的心情，从那里去找到抒散呢？
　　幸有银翘解毒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