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哲学史和思想史怎样分家？

　　《中国思想通史》的第一卷前，侯外庐同志有篇不到两千字的序。它开宗明义第一句就说到了《通史》的内容和特点：“是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在一起”，“着重了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说明”。记得去年的一次座谈会上，人民大学有位研究生曾经说过，他们对哲学史越学越没兴趣，原因是它和一般思想史大同小异，很难区别它们各自有什么特点。说的是哲学史，为什么要拉扯上思想史？从这儿使我联想到目前哲学和哲学史界关于哲学史研究对象的争论。
　　哲学史和思想史分不了家，并非始自今日，而是由来已久的事了。二十多年前，任继愈同志讲到解放前中国哲学史研究状况时，就曾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说：“‘五四’以来，就已出版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著作来看，有‘哲学史’、‘思想史’、‘政治思想史’、‘学术史’、‘学术思想史’等等。名色不同，它们所涉及的对象倒是差不多的。”解放后三十多年，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指导思想上有了根本变化，各方面也都取得了许多成果。这些都是解放前无可相比的。但是，唯独在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上，依然和解放前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哲学史和思想史，或哲学史和政治思想史，一直是彼此彼此，谁也分不清它们的界限在哪里。
　　说句公道话，如果笼统地讲哲学史和思想史不分家，似乎有点各有其咎，不分曲直的味儿。其实，思想史的研究从来不曾出现过所谓对象的问题。最有说服力的就是《中国思想通史》。自它问世以来已有不少商榷文章，包括象土地国有、古史分期这样重大问题，乃至某个思想家或思想流派的评价，都有这样那样不同的意见，但谁也未曾提出过象思想史研究对象这样的问题。今后的思想史研究当然肯定还会不断深入，不过若就它的研究对象说，恐怕总不能超出侯外老讲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范围。或许就是这个缘故罢，所以人们讲到哲学史对象不明确时，总喜欢用思想史当作标尺。可见哲学史和思想史不分家，用句哲学上的行话说，矛盾的主要方面还在哲学史。这就难怪为什么总是搞哲学史的同志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不是他们不安分，爱唠叨，是这门学科研究的现状把这个问题突出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一门学科有无明确的研究对象，是它成熟与否的标志。中国哲学史到现在连研究对象还是个争论的问题，可见它远非象某些人断言的那样，已是基石牢固，早有定论了。去年夏天，《中国哲学史研究》编辑部曾经召开过一次“为中国哲学史学的科学化而努力”的讨论会。这个题目本身也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不然所谓“科学化”云云，岂不完全落了空？当时与会同志认为，要建立科学的中国哲学史，有理论问题，方法论的问题，还有资料方面的问题。但就象会后的报道所讲的，会上大家谈得最多的，还是中国哲学史的定义，即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这个老问题。说它是老问题，是由于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提出了。那时有不少同志根据哲学史研究实际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应该按照列宁的说法，把哲学史当作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例如韩树英同志就说过，“只有从认识发展的角度去看，哲学史才会成为有内在联系的合乎规律的科学”。现在许多同志重新提出这个问题，也还是主张恢复列宁的这个哲学史定义。
　　列宁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哲学史“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列宁全集》第三八卷第三九九页)。有的同志曾检对原文，发现这儿的“整个”，俄文是“вооъще”，既有“整个”的意思，又有“一般”的意思，而揆诸上下文，它译为“一般”于理较确，据说日译本和英译本就是译作“一般”的。如果这样的话，那列宁的话就明确无误是哲学史的准确定义了。“一般认识”当然是区别于任何某一具体学科对世界的认识，而是人类对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一般规律的认识，也就是哲学认识论。而人类全部认识领域，则正象列宁在这段话下面讲的，它应包括：“各门科学的历史”、“儿童智力发展的历史”、“动物智力发展的历史”、“语言的历史”、“心理学”、“感觉器官的生理学”。最后，列宁又总括说：“这就是那些应当构成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知识领域”。对这段话我的理解是，各种科学史、文化史，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当作认识史，因为正象庞朴同志不久前在一篇文章中说的，各种科学活动、文化活动，乃至宗教迷信，同时也都可以当作人类的一种认识活动。虽然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对象、方法和规律，各自不同的历史，这些都同一般哲学认识论有着质的区别。但研究哲学史同样要了解它们，不能以为单靠几个哲学概念、套语，就能够通行无阻地步人哲学史堂奥的。这可以说是哲学和其他具体学科，也是和其他学科历史的共性。但是，列宁这儿说的各种科学史、文化史，只是“构成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知识领域”。知识不等同于认识，各门具体科学，也不就等于是哲学认识论，所以，各种科学史、文化史，它们只是认识史的一个侧面、局部，只是哲学史的“知识领域”，并不就是哲学史，也不就是哲学史直接研究的对象。虽然它们是研究哲学史所必须了解的，但并不能代替对人类一般认识史的研究。这就如同研究各种科学史、文化史，离不开哲学的指导，也应当了解哲学史，但却不能用一般认识论的概念、规律去硬套它们一样。所以，和有的同志意见相反，我认为列宁这段论述强调的，恰恰是哲学史与其他各种科学史、文化史相区别的特殊性，而不是说明它们之间共性的。因此，现在人们简称哲学史就是认识史，我觉得与列宁说法的精神还是一致的。
　　哲学史就是认识史，列宁的这一定义，不但明确揭示了哲学史的研究对象，而且也将哲学史与思想史、哲学史和一般学术史区分了开来。问题在于对“哲学史”这一概念本身，应该根据目前科学研究的进展，作一些不同层次的分类。我认为对哲学史至少可以分成三个层次：(一)哲学是一种认识论的科学，这是哲学的本质属性。因此哲学史的任务，就是要探讨人类理论思维发展的历史规律，也就是人类认识发展史。列宁的定义，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揭示了哲学史研究的对象；(二)哲学又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同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道德、文化，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都有着非常深刻的联系，产生这样那样的社会作用，阐明这些问题则应该属于思想史研究范围的任务；(三)历史上诸多哲学流派，它们的师承传受、著作编纂及存佚流传等，同时又是一种文化知识系统，这些问题的研究应该属于学术史范围的事。当然，这三个层次不是彼此划地为牢，互不搭界，它们相互之间还是有着不少联系的。但从各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来说，它们的界限应该还是清楚的。
　　广义地说，探讨哲学思想的社会作用和哲学著作的纂述存佚等类问题，都可以看作是哲学史的内容，也就是说，思想史、学术史中都有部分与哲学史有关的内容，它们有的甚至可以独立成为一门学科，例如哲学史史，就是一门介乎哲学史和学术史之间的边缘学科，但就目前人们对哲学本质的认识说，哲学史主要内容还是研究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规律的。哲学史这门学科出现已有很久的历史，中国历史上秦汉之际一些思想家的著作，那些正史中的“儒林传”“道学传”，还有象《宋元学案》、《明儒学案》，都可以看作就是那时的哲学史著作。在西方，有人就把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当作最早的一部哲学史著作，其他象西塞罗、第欧根尼等人的历史著述中，有关哲学史的内容就更多。到了十五世纪的意大利，有的学者还写了专门的哲学史著作，而远在黑格尔之前二百多年，英国的托马斯·斯丹雷(Thomas Stanley)和德国的乔治·霍恩(Georg Horniua)，则已有了以“哲学史”名篇的巨著问世。可是恩格斯却说，黑格尔才是“第一个了解哲学史的人”，他的《哲学史讲演录》是“一部天才的著作”，这是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就是黑格尔第一次把人类思维认识活动，当作是一个处在不断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他的哲学史就是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揭示认识规律发展的历史。所以，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问世，就成了近代科学意义上哲学史出现的标志。诚然，黑格尔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的哲学史同样也是唯心主义的，因为它把人类认识活动必然的有次序的进程，只是当作“为理念所规定的”“思想的自我发展”。但正如恩格斯所说过的，应该把方法和通过方法所获得的成果区别开来。黑格尔关于哲学史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他明确地规定了哲学史研究的对象。我这样说是否有把已经抛弃了的资产阶级观点重新拾掇起来的嫌疑？我想未必。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学术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每门学科都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研究对象，而在研究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何况我说的是列宁的哲学史定义，它已是对黑格尔的说法作了唯物主义的改造。所以，哲学史研究的应该是人类认识史，它无须把历史上哲学家那些社会思想、伦理思想，乃至一般的政治主张，都包罗无遗地网罗进来，好象一个人一旦成了哲学家，他的一言一行都会有哲学的闪光。这些内容可以放心地交给思想史，无须哲学史越俎代庖。不然，哲学史同思想史分不了家的局面，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结束呢？
　　人们或许会奇怪，既然哲学史研究对象列宁早就明确地提了出来，为什么哲学和哲学史界却争论不休？此中缘由曲折当然很多，局外人未必有兴致了解它。如果一定要找它的症结，我认为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在作怪就是重要原因之一。一九四七年苏联哲学界围绕亚历山大洛夫编著的《西欧哲学史》这本书展开了一场讨论，日丹诺夫曾为这个讨论作了一个总结，并给哲学史下了一个定义：“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末，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解放以后，这个定义传到了我国，又被简化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原来一句补充说明的话成了正式的定义。那时的哲学史就都是这么讲，这么写的。一九五七年哲学史界曾有一次讨论会。就在那次会上，有的同志对日丹诺夫定义提出了疑问，有的还明确主张采用列宁的哲学史定义。两个定义，一个是列宁的，一个是日丹诺夫的，单从它们的不同出处，应该是前者更具有权威性，何况经过了一段实践证明它是正确的。结果却非始料之所及，经过这次会议，不但没有能动摇日丹诺夫定义，反而它们成了谁也碰不得的金科玉律了。不过，观念性的结论总是扭不过人们的实践，此后的哲学史研究和教学，虽则大家公认它的权威性，无奈哲学史上许多事实却总是同它合不了辙。这大概就是为什么现在人们又要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的缘由吧。
　　予生也晚，当然无缘躬逢二十多年前那场盛会。不过我当学生的时候，虽不是哲学科班，却偏有爱读哲学史书文的癖好，而且也有幸听过几位名家的哲学史课。开始我还有那么一股兴致，久而久之就有点腻味了。这本书和那本书，这篇文章和另一些文章，除了具体的材料不尽相同以外，讲的道理就是那么干巴巴的几条。难道哲学史竟是这样的枯燥乏味？还是我冥顽未化，根本就无法领尝一脔它的美味？岂料苍天无目，后来我也成了忝充哲学史研究队伍中的一员，这样原来那些问题就如影之随形，时时缠我烦恼，逼得我翻阅了过去讨论的若干资料，还不时向一些师友请教，逐渐有了点想法。所以这次讨论，也就尾随某些时贤之后呐喊了几句，同时也多少领略了围绕这一问题争论的奥妙。
　　与二十多年前相比，这次讨论有个不小的变化，就是几乎所有赞成日丹诺夫定义的同志也都承认它是有缺点的：只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斗争。于是有的同志说，只要加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还有相对统一性，这个缺点就没有了。当然谁都可以这么去加，正如有的同志认为还要加上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斗争一样。只是这样加了之后，就已经不是日丹诺夫，而是其他什么人的定义了。把一个哲学史定义的缺点，说成是少一句或多一句，好象它只是一个文章学的问题，但事实却远非如此简单，这是个重大理论问题，要说清楚它是什么性质，必须从理论和历史两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苏联哲学界三十年代后期，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只讲矛盾的对立和斗争，不讲矛盾的同一或统一，这种理论上畸形的始作俑者就是斯大林本人。毛泽东同志曾经批评过斯大林，说他“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他“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毛泽东同志还强调指出，“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日丹诺夫只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和斗争，不讲它们的互相联结和转化，只是一般的缺点呢，还是象毛泽东同志说的“根本错误”呢？答案无疑是后者。日丹诺夫就是斯大林“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中的一个。最近，王若水同志在《辩证法的命运》一文中讲到，从列宁讲“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和“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到斯大林只讲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这一理论上的重大变化是辩证法的倒退。日丹诺夫定义正是这个理论上“倒退”的产儿。“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把矛盾的同一性抽去，剩下的就不是有缺点的辩证法，而是形而上学了。难道谁有能耐将一个形而上学的命题，加一点什么进去，就会变成辩证法的命题吗？如果这样，那哲学命题岂不如同小孩手中的积木，可以任意加减了吗？日丹诺夫定义既然在理论上是“根本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为什么我们长期抛弃不了它呢？那就要从我们自己思想上找原因了。是不是由于我们思想上也多少有点僵化，所以才会那么偏爱日丹诺夫，反倒阻碍了我们接受列宁的哲学史定义？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