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从抑商主义到抑农主义

　　翻开今年第五期《读书》的两篇文章，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若问喜从何来？来自那篇“路灯光影”。如何从世界史的大视野，重新审视古老年代中国和欧洲的定位和关联？本来是耸人听闻的大问题。在那本译称《白银资本》的获奖作中，G.弗兰克认为：从来没有过什么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者“闭关自守、停滞落后”的东方，这些不过是站在“欧洲路灯光影里”递远递暗的错觉。老外翻出新调，国人必然高兴，我读了心里也美滋滋的。可惜直面现实，差距总是存在。比如讲经济发展，人家“发达”国家已是“完成式”，我们“发展中”国家还是“进行式”。与其自我陶醉，何如冷静反思的好？
　　至于惧，我怕得有理。那篇“城乡分治，一国两策”，同龄人陆学艺实话实说，捅到了点子上。人家是重商主义加重农主义，我们是抑商主义加抑农主义，这不就是历史上的差距么？
　　中国历来不讲重商，而是压抑工商。理论是：农业是基础产业，是“本”；工商是衍生工具，是“末”。制作精美了，衣服漂亮了，据说不好，管仲的推论：“工事竞于刻镂，女事繁于文章，国之贫也。”荀子也说：“工商众则国贫”；要求“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那么，照韩非子的高见，“明王治国”，就要“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趋本务而寡末作”。《礼记》干脆定下王制：“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这就怪不得：中西经过从利玛窦访华到乾嘉禁教那段亲密交流之后，国人对待自鸣钟、望远镜和机动车，又作为“奇技淫巧”而排斥和取缔，从而关闭了工艺引进和技术交流之门。
　　抑商本来是为了重农。《韩非子·五蠹》已经察觉，商人以其权钱交换，“官爵可买，商工不卑”；商鞅也很担心：“食贱则农贫，钱重则商富。末事不禁，则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众之谓也。”商鞅分析农民面前有三条路：“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糊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这位后来惨遭车裂的决策者，就是要堵死农民转业当官、经商、务工的路，好死心塌地为帝王守战。随后，秦始皇就制定了打击商贸的政策，将“贾人”和逃亡农奴、入赘女婿一起充军流放。汉高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汉惠帝放宽了政策，但“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
　　那么，抑商重农的措施和效果究竟如何呢？晁错哀叹这里有很大矛盾：“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
　　《国语·齐语》要求农民：“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农之子恒为农，野处而不昵。”只有“农之子恒为农”，才是世世代代的驯服工具，回到商鞅的要求：“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
　　商鞅要求农民据以守战的，是设防的墙垣即“城”，而并非商贸的场所即“市”，城与市是分割的；《管子·权修》的逻辑是：“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而且，农民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在城内又没有居留权。抑末的结果是抑农，是城乡分割。最后，抑末的结果打击了农技的革新和工艺的发展，《说苑·反质》和《庄子·天地》都提到“入井灌韭”或“抱瓮灌园”的故事，我们的先祖并非不会使用桔槔即杠杆技术，尽管那时在埃及和意大利，也是刚用这种装置提水或吊送兵士过城垛，而我们的理论是：“有机智之巧，必有机智之败，我非不知也，不欲为也。”它从侧面回答了中国科技何以长期滞后的“李约瑟难题”。
　　亚细亚形态，包括保守的生产方式和相应的思维方式，毕竟是历史的事实。“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马克思)。发展市场，缩小乃至消灭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而不是相反，毕竟是我们的目标。
　　近二十年前，费孝通把《小城镇四记》拿给中央领导看，提出逐步消除而非继续强化“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建议，据说当时胡耀邦的意见，大概是十个字：“君言诚有理，从长计议之。”如今，温州地区已经有一百四十八个小城镇，一半的农民进了城。(据高小勇转述陈锡文的调查。)英国考文垂大学D.克拉克教授则说：“世界一半人口进入城市用了八千年，现在的预言是，再过不到八十年，剩余的人也将完成这个过程。”看来，该到了摒弃文过饰非，把严峻问题纳入议事日程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