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水集》的《自序》中，先师曾谈到他对自编论文集一直“兴趣不大”的原因：“旧作反正已经发表了，如有人要看，可以在旧刊物上找到，何必再费功夫去搜集汇编？有这个时间，再为集体工作多尽一点力量，或多写一二篇新作，不是更好吗？”尽管我们曾以他几十年前已经批驳过的错误陈说至今依然在流传为例，向他说明汇编出版论文集的必要性，并终于促成了《长水集》的问世，但实际上他始终没有改变原来的想法。自我一九八○年担任他的助手后，他发表的论著多数都将原稿命我校读，出版后也都将他亲自改定的副本交我保存。积累渐多，我就请示他是否考虑编为续编，但他总是回答：“文章已经发表了，编论文集的事以后你们可以做。有时间的话，我还不如多写一点，该写的题目多得很。”
　　另一方面，他也的确没有什么时间顾及个人的研究，更不用说续编论文集的事。一九八二年，当他耗费了二十多年心血主持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刚开始出版，不少后期工作还有待完成时，一项新的更艰巨的任务又摆在他的面前：由政协委员提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决定编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地图集》；其中《历史地图集》的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名由他担任总编辑，主持图集的编绘。当时他已年过七十，一九七八年的一次中风使他住院一年半，并从此半身不遂，工作和生活都受到很大影响。不少友人劝他不要再承担这样大的集体项目，一位老先生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我的经验就是不参加集体项目，这些年才能写出几部书来。我劝你不要再揽这样的事，把来不及写的文章写出来。”但他还是毅然受命，一九八二年年底在北京主持了第一次编委会。
　　工作开始以后，就遇到了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时从未有过的困难。经费奇缺，不仅分到各个图组的经费极少，连支付绘图费都不够，就是他这位总编辑能使用的也相当有限。编绘人员虽然几乎包括了国内各主要单位和历史地理学界的大部分同行，但大家同时承担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很多，国家重点项目也不少，不可能集中精力于这一项。由于图集涉及历史自然和人文地理的各个分支，许多图组很难找到可以利用的成果，在国内外也都没有先例可循，前期研究的任务很重。这与当年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时要人有人，要钱有钱，一路绿灯，编绘内容又集中在疆域政区，他以四五十岁的盛年驾轻就熟的情况实在不可同日而语。但他还是亲自拟订图组和大部分图目，审定各种工作条例和文件，主持历次编委会和工作会议，审阅了大多数已完成的图幅。特别是在保持和提高图幅的质量方面，他总是认真考虑、反复推敲，竭尽全力。
　　一九九一年春，他最后一次在北京主持图集的工作会议，常常显得精力不济，所以我与中国社科院科研局的高德同志(现任图集编委秘书长)商定，下一次会议时不再请他到北京去，我们可以随时用电话请示。他得知后对我说：“从八二年以来，编委会副主任中已经走了夏鼐、翁独健，我也不会等到图集出全的，但希望能看到第一册。”他还不止一次对我说过：“现在大家对《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评价那么高，老实说这是因为以前没有。但这毕竟只有疆域政区，称历史地图集是名不符实的，只有《国家历史地图集》搞出来了才能算数。这件事情完成了，我这一辈子也就不白活了。”我深知，他把编绘出一本足以反映我国历史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研究成果的、世界第一流的巨型地图集当作他一生的最终追求，作为他对祖国、对学术的最后奉献，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一切困难和个人的利益早已置之度外了。
　　在他重病卧床的十个月间，已经无法说话或写字，每当我们向他提到图集或给他看高德同志的来信时，他常常号啕大哭，不能自已。我将图集编委会主任张友渔同志逝世的消息告诉他时，他更是久久不能平静。只是在我从北京回来，告诉他图集第一册的图幅已大致完成，可以转入设计时，他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弥留之际，我对着他耳朵大声说：“你放心，我们一定把图集编出来。”我不知道他究竟能不能听到，但我相信这一定是他最愿意听到的话。
　　我多次听他早年的友人、同事谈过他勤奋工作的例子，在跟随他的十多年间我也亲身感受到他忘我的工作热忱。在我随他数十次的外出期间，从未有过一天他是在十二点钟以前入睡的。在最后一次发病前的那几天，他都是到后半夜才结束当天(实际已是前一天)的工作的。如果他把这些精力花在自己的论著上，他晚年的产量完全可以是现在的数倍。可是他积累了不少札记并早已开始准备的《水经注》研究却来不及动笔，他计划主持的历代文化区的演变的课题只得取消，连自己的论文集都未能有审订的机会。
　　季龙先师曾经以“锲而不舍，终身以之”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也常常以此激励我们。在他的最后岁月，面对一次次袭来的病魔，他总是坦然处之，依旧不倦地从事科研和教学，真正做到了锲而不舍，死而后已。
　　一九八八年七月底，我随他在京西宾馆出席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整天的会议加上晚上接连会客，他已非常疲惫。午夜十二时半洗完澡时，我发现他站立不稳，言语不清，就劝他赶快上床休息。就在这时，他突然昏迷倒下，经医生急救后送往三○一医院，他才慢慢清醒过来。医生严肃地对他说：“老同志，不能再这样工作下去了。”但第二天上午，他又出现在会场，金冲及先生等人再三劝阻，他才回房间休息。我们原定在这次会后直接去东北参加《东北历史地理》的审稿会和黑龙江地区的考察，这是一个他很关心的项目，因此坚持要按计划去哈尔滨，我们只能以买不到车票为由使他返回上海。
　　一九九○年六月，他又因脑血栓住进了华东医院，当时他原来健全的右侧也已麻痹，右手无法握笔，连翻身都不能自主。经过一个月的治疗，病情虽有好转，但写字和走路仍很困难。我们都担心他还能不能出席将要在十一月份举行的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他却信心十足地说：“我不能坐在轮椅上进会场。”每天下午，他在护士的搀扶下练习走路，还坚持每天的日记。奇迹终于出现了，他不仅自己走上了开幕式的讲台，而且顺利地宣读了主题报告。
　　一九九一年七月三十日，他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国科学院增选学部委员的会议。深夜就寝前，他说忘了吃药，就又坐到了写字台前。过了好一会，我发现他还是坐在椅上，无论如何也叫不醒。我马上打电话叫来医生，可是在打了急救针后他还是昏睡不醒，于是又被送往三○一医院。回到上海后，他似乎不愿意谈论那天晚上的事。友人与学生们不时劝他珍惜身体，细水长流，他对我说：“我何尝不知道休息，不知道保命？但活着不工作、或者不能工作，又有什么意思？”工作早已成了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成了他不可取代的、或许是唯一的乐趣。
　　经常在他身边的我感到他的精力和体力都明显地衰退了，那天晚上的事更使我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于是加紧了续集的整理选编，在九月间打印出了一个目录请他审定。十月初，他打电话给我，问我哪一天可以在上午去他家，并说白天家里没有人，中午可以在他家吃饭，这样可以有时间谈些事。因为白天交通拥挤，从复旦大学往返淮海路他家往往得花好几个小时，我一般是晚上去的。我意识到他肯定有重要的事要我办，就约定了时间。七日上午九点多我到他家时，一向晚起的他已经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果然，他郑重地向我交代了捐资二万元，作为设立一项资助历史地理研究的基金的首批捐款，委托邹逸麟先生与我管理；他要求我们务必对捐款的来源保密。他还谈了对身后事的安排，包括骨灰撒海的意愿。我尽力用理智克制情感，认真记下他的嘱咐，并请示了一些细节问题。
　　其实在两年前他就与我谈过，想捐一笔钱资助历史地理研究。他说：“看到现在中青年做研究这样困难，《历史地理》出版一拖再拖，我很不安。我没有什么积蓄，但还能拿一点出来。你替我想个办法，怎样捐出去帮助大家。”我知道他因长期主持集体项目，个人论著不多，稿酬有限。他主持了二十多年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分得了七千元稿酬，平均每年不到三百元。上海市政府给《图集》颁特别奖，发了两千元奖金，他得了最多的一份一—二百二十元。他最大的一笔稿酬是一九八七年出版的《长水集》，也不过一万多元。而他病后家中开销颇大，一九八一年师母也中风瘫痪，直到八五年去世，护理、保健和保姆的费用一直是不小的负担。所以我几次劝他把钱留下，以待不时之需：“将来我可以替你办，现在你先留着。”但这次他却说：“我的时间不会多了，等我走了，恐怕你不一定办得成。”“我知道这点钱做不了什么事，如果我不死，以后还可以捐，你们也替我想想办法扩大基金。”我自然没有任何不接受的理由了。
　　午饭以后，他拿出《续编》目录稿，告诉我已想了几个栏目。我看到在《秦关中北边长城》一条后面写着“四毋斋丛考”，旁边的空处还写着“方志论丛”。他说可以将补白一类编在一起，名为“四毋斋丛考”，取孔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之意。又说：“这几年　有关方志的文章倒有好几篇，可以编为‘方志论丛’或‘地方史志论丛’。”“有几篇文章是不是可以合为‘悼念故旧’，但这个名称不大好，你帮我再想想。”“集子的名字也不一定再用《长水集》，可以换一个，但我一时还想不出，以后再说吧。”
　　还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续集》要不要收他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过程中所写的考释文字。原来在编绘工作基本结束后，研究所(当时是室)已经将大家写的释文一起汇编装钉了，除供同人因工作需要查阅外，还准备进一步整理出版。一九八一年我刚当他助手时，就已经开始抄录他所写的释文，以便他修改增补后可收入《续集》。但考虑到如果将他所写的释文单独整理，先行发表，必定会影响其他释文的顺利出版，他就要我停止抄录。尽管所里的整理计划因种种原因未能实行，那天他还是要我不要急于将释文收入，先与所长邹先生商量一下。
　　几天后，我根据他的意愿起草了一份“捐资意愿书”以及邹逸麟先生与我的“接受委托书”，将它们同修改后的《续编》目录一起邮寄给他。十八日中午十二时，他打电话到所里来，正好由我接到。在谈完其他事后，我问他信收到没有，他说：“收到了，你什么时候来我就签字。目录也没有什么意见，就这样编吧。”我与他约定第二天晚上去取回这两份文书和目录，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放下电话不久，他就在餐桌上突发脑溢血倒下，从此直到次年八月二十八日去世，再也没有能够说过一句话，写过一个字，这次电话成了他对我的最后嘱咐。
　　对于先师以“四毋”命名他写的一些补白，我一时并没有体会到他的深意，但在整理文稿的过程中却产生了深刻的感受；他的学术生涯已经对“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八个字赋予了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新意。
　　他的一生可以说从未离开过学校，不是读书，就是教书和研究，但他对真理不倦的追求却贯穿了一生的活动，即使是在书桌旁或讲台上。
　　十五岁时，为了抗议教会学校当局无理开除进步同学，他愤然离开了家乡的秀州中学，到上海进了由共产党人主办的上海大学，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了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
　　在暨南大学，他敬佩进步教授夏丐尊，认真听他的课，还随他一起见了鲁迅。当守旧的教授取代夏丐尊时，他就从中文系转入外文系。他不止一次带头轰走了混饭吃的骗人教授，给教务长许德珩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在他离开暨南后发生的学潮中，许德珩还在问：“又是谭其骧领头在闹吗？”
　　一九三四年，他协助顾颉刚先生发起成立禹贡学会，出版《禹贡》半月刊。在解释以《禹贡》这篇中国最早的地理著作为刊物名称时，他们写道：“以彼时闭塞之社会而有此广大之认识，其文辞又有此严整之组织，实为吾民族史不灭之光荣，今日一言‘禹域’，畴不思及华夏之不可侮与国土之不可裂者！”在“九·一八”以后的华北，这不啻是一篇抗日爱国的檄文。他还针对“迩来日人盛倡满蒙非中华旧有之说，以为侵略东北之借口”；专门著《辽代“东蒙”、“南满”境内之民族杂处》一文，以使国人了解“东北之土地，初不仅曾为吾中华朝廷所有，亦且曾为吾中华民众所有；不仅在汉族统治下为属于吾中国之土地，即在其他民族统治之下，亦曾为吾中华人民生息繁衍之地也。”
　　抗战期间，他在内迁遵义的浙江大学任教。担任他助手的吕东明是当地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在了解吕的党员身份的情况下，他多方给予保护，一直与吕保持着极深的情谊。在悼念一位早逝的学生的会上，他愤怒地斥责那些倒行逆施的反动派：“为什么该死的人不死，却让不该死的学生死呢？”这些话至今留在一位地下党员的日记上，成为他历史上的一页实录。
　　他的这种态度老而弥坚，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在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过程中，曾经因为对历史上海疆画法的意见与某部门相左，早已定了稿的七、八两册一拖几年不能出版。他认为自己的意见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对国家也无不利，坚决不同意改变。他表示：主编可以不当，图可以不出，原则不能迁就。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他应邀在复旦大学召开的“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讲话。事前他对我说：“我还是要说真话，绝不说假话。”在当时的气候下，我免不了为他捏了一把汗。果然，在短短几分钟的讲话中，他直截了当声明了自己的观点：
　　在我的脑子里，儒家思想和未来社会扯不上关系。一定要讲这两者有关系，是违心之论。
　　我认为中国之所以曾长期持续发展，汉族之所以长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主要是因为长期吸收各种文化，兼收并蓄，不排斥其它优秀文化。……我们不能搞民族虚无主义，如《河殇》把中国的落后完全归结于黄河、长城。‘全盘西化’是行不通的。但现在又有人说《河殇》否定传统文化，所以我们要肯定传统文化，甚至以为传统文化就是儒家思想文化，那同样是行不通的。现在如果提倡儒学，事实上已经回不到孔子那里去，倒很可能回到明清时代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那一套东西上去。明清时代的社会，是《金瓶梅》里面反映的社会，是《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等里面反映的社会。这四十年来，一些提倡传统文化的人，总是强调以前中国比外国强，中国的落后应归结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其实中国落后于西方至少已有五百年历史，远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落后只能怪自己。二十世纪只剩十年了，假如还要提倡儒家文化，拒绝接受他人的优秀文化，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与会学者报之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唐振常先生还当场起立说：“谭先生说的话，是我们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同意他的观点，但他坚持追求真理、坚持不说假话的崇高人格赢得了大家的尊敬。
　　但另一方面，他从不回避或掩失自己研究中的失误或不足，即使对数十年前的旧作或者仅仅发生在研究过程中也毫不例外。
　　在他的病中，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洪廷彦先生给我提供了他在一九七六年写的两封信和三篇关于清朝新疆伊犁西境几个湖泊位置的文章。这三篇文章分别作于七月十七日、二十日及二十七日，但在最后一篇中他写道：“所以我在七月十七日所写的那份资料里认为和什池以下的大段楚河形成于十八世纪以后，那是错的，在七月二十日所写的那份补充说明里建议和什池以下的一段作为季节河处理是可取的。”在二十日致洪先生的信中，他希望洪先生能在讨论会上为他“张目”，但又说：“这是假定你同意我的看法的话，要是你不同意的话，那当然应为你自己的看法张目。”值得注意的是，十七日、二十日两篇文章是他同时寄出的，但他没有改动前一篇，而是把探索的过程原原本本地保留下来；并且在二十七日的文章中坦率地加以说明。我将三篇文章一字不改地收入了《续编》，相信是符合他的意愿的。
　　发表在《历史地理》第十辑上的《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是先师来不及完成的最后一篇论文。由于我在撰写《中国人口发展史》和《中国移民简史》时曾向他提出了他在一九三五年发表的《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徒》一文对南迁人口数量的估计和移民分布区域的问题，他执意要在文章中写进一段自我批评的话：说“该文以大明侨州郡县的户口数当南渡人口的约数，从而得出南渡人口占当时南朝人口百分之几，又占西晋时北方人口百分之几这样的结论，实在很不严谨。……此文内容只讲到境内汉族的南迁而题为‘民族迁徙’，更属名实不相称。”实际上，这篇论文的开创性贡献和在中国移民研究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这样的写法既体现了他终身坚持的严谨求实的学风，也寄托着对我们学生一辈的殷切期望：“所以若欲将这个时代的人口移动作出较完备的论述，显然还有待于今后有志于此者的成十倍的努力。”
　　一九九一年十月十四日(实际是十五日凌晨)他给博士研究生靳润成的复信，是先师除日记以外留下的最后手迹。在信中他写道：“拙撰《释明代都司卫所制度》系二十多岁时所作，此后即未尝再事钻研，恐内容不免有差错疏漏，决不可奉为准绳。你在使用核对过程中，如发现问题，请随时予以指出见告。该文只讲到都司卫所的统隶关系，完全不接触制度的具体情况，这是由于我取材只限于《兵志》、《地理志》之故。现在你翻阅全部《明实录》，正可搜集制度方面的材料，把这方面的制度讲清楚。“这封信之成为他的绝笔或许纯属偶然，但严肃、求实的学风一以贯之，直到他学术生命的最后一刻却完全是必然的。
　　我凝视着桌上的文稿——明天就将寄往北京。时间虽然已过十二点，但在以往，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拿起电话，向季龙师报告这个消息，他必定还在伏案工作；或许他也会打个电话来，谈谈他忽然想到的事。而今，电话悄然无声，季龙师，我如何向您汇报？但我相信您会知道，而无须我多此一举，因为您的骨灰将随着悠悠长水汇入浩瀚大海，您已与大自然共存；而《中国历史地图集》、《长水集》和将要问世的《长水集续编》、《国家历史地图集》也将把您的贡献长留人间。您没有离开我们，永远不会离开我们。
　　一九九三年五月十八日二时于复旦大学寓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