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陈康先生的遗产

　　《读书》二○○○年十二期刊载了刘小枫的文章《这女孩子的眼睛为我看路》，以纪念罗念生先生去世十周年。罗念生先生一生辛勤从事古希腊文学的研究和翻译，享誉国内外，值得我们永远缅怀。
　　在缅怀罗先生的同时，刘文提到：
　　上朝学界中有一位著名学人，在德国从名师专研柏拉图十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马上在一流大学(西南联大)当了教授，一九四九年后还移居美国，有幸没有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抛撒光阴。他留下了什么呢？不过一篇柏拉图对话的汉译及注释和几篇不足以开启柏拉图研究气象的论文。国朝学界的柏拉图研究，并没有在他的薪传下起步。本来，他有足够的学资和时间完成柏拉图对话的汉译，却没有付出这份心血(据说这位大师认为，柏拉图不可译)。……那位柏拉图专家认为柏拉图不可译，何以教柏拉图时仍然用现代的英译？分明是缺乏热情。在大学执教，自然有学生辈，蒙恩的学生自然敬师，于是，这样的学人就成了传说中的大师。为什么国朝学界总喜欢供奉传说的大师？(53页)
　　虽然没有直呼姓名，对中国希腊学研究略有所知的人一眼便知这是指陈康先生(又名陈忠寰C－H Chen)。陈先生是第一个在西方取得希腊哲学博士学位的人，回国时已以德文出版了一部大著，另外，陈先生留德十年，不是光研究柏拉图，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亚理士多德的。他回国的时候，中央大学及西南联大竞相聘请，双方争夺不下，最后达成协议让陈先生一年在中央大学，一年到西南联大。
　　陈先生一九四八年秋便开始执教于台湾大学哲学系，直到一九五八年，是年陈先生赴意大利参加第十二届国际哲学大会，而后为他当时的亚理士多德研究项目搜集材料而接受Emony大学的聘请赴美讲授希腊哲学。陈先生不仅是柏拉图专家，更是亚理士多德专家，他的大部分研究精力都是献给亚理士多德的。一九四○年陈先生还在柏林时，便以德文出版了Das Chorimos－problem bei Aristoteles(《亚理士多德论分离问题》)一书。一九七六年，他又以英文出版了集半生研究心血的巨著Sophia：The Science Aristotle Sought(《智慧：亚理士多德寻求的科学》)。他在一九四四年出版于重庆商务印书馆的柏拉图《巴曼尼德斯篇》，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译注。该篇对话原文不足五千字，陈先生的著作则长达二十万字。他是以注释的形式阐发对柏拉图哲学的中心问题及柏拉图前后期思想发展的研究心得。除此三部以不同文字写成的大著外，陈先生在大陆、台湾及西方主要哲学杂志，尤其是希腊哲学的专业刊物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论文。一九八五年江日新、关子尹在台湾编辑出版了《陈康哲学论文》。一九九○年汪子嵩、王太庆先生在商务印书馆编译出版了《陈康：论古希腊哲学》。
　　以我自己对中国及世界希腊哲学史研究状况的了解，陈先生所作的贡献，不仅在中国前无古人，在世界上亦留下了永恒的足迹。在陈先生之前没有任何中国人，像注释孔孟经典般注释过柏拉图、亚理士多德的著作。陈先生用中文发表的希腊哲学研究论文至今鲜有国人超越。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北大听陈先生的学生王太庆先生开设《西方哲学史史料学》。王先生以至少三分之一的课时介绍陈先生的工作，并不时告诫说，“中国的希腊哲学虽然建国后受冲击过多，还很薄弱，可陈先生奠定的基石是异常坚固的，其建立的标准是世界性的。多加揣摩，我们是有希望的”。现在王先生亦已仙逝，可言犹在耳。从世界希腊学术界看，陈先生的德文大著《亚理士多德论分离问题》是迄今为止有关此题目的最详尽的研究。他以“自足”解释“分离”而不同于传统的‘隔离”说，创建了一条极有影响的解释路子。“分离”问题是理解柏拉图亚理士多德形而上学的一个核心点，一九八四年及一九八五年两辑的《牛津古代哲学研究》中对“分离”问题又展开了一场大讨论，结果仍是不出传统的‘隔离”说及陈先生首先提出的“自足”说。陈先生的英文巨著《智慧：亚理士多德寻求的科学》从哲学角度论证了耶格尔基于文体评判之上的革命性解释，即亚理士多德哲学不是一个融贯的系统，而是由柏拉图主义发展到经验主义的。这部著作是以发生学解释亚理士多德这一阵营的代表性工作。陈先生自五十年代末移居美国至七十年代退休，在西方专业杂志上发表了十数篇长篇研究论文，每篇皆掷地有声，至今仍为西方希腊学者阅读参考。近几年出版的希腊哲学专著仍时常引用陈先生的文章便是明证。
　　至于说“柏拉图不可译”的问题，陈先生一九四四年应贺麟先生主持的‘西洋哲学名著编译会”之邀译柏拉图《巴曼尼德斯篇》，不仅没有拒绝，而且以罕有的严肃对待这项译注工作。其实，陈先生不是说希腊古典不可译，而是指在翻译某些概念、某些语句时，在中文里要做到“信”与“雅”或“义理”与‘文辞”并重是不可能的。他认为“信”是翻译的天经地义，“达”是相对于读者的知识水平的，而“雅”只是哲学著作翻译中的脂粉，只有在不妨害“信”的情形下才能讲究。“凡遇着文辞和义理不能兼顾的时候，我们自订的原则是：宁以义害辞，毋以辞害义。‘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诚然是历史上已经验证了的名言，然而我们还要补充以下两句话，即：文胜其质，行远愈耻。”(《巴曼尼德斯篇》，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二年印本，序10页)，陈先生对他的翻译哲学进一步解释说：
　　极求满足“信”这个条件的翻译不但时常“不雅”和“不辞”，而且有时还不能避免不习惯的词名；翻译一事的本性造成这样的情形。翻译哲学著作的目的是传达一个本土所未有的思想。但一种文字中习惯的词名，只表示那在这种文字里已产生的思想，而且也只能表示它。因此如若一个在极求满足“信”的条件下做翻译工作的人希望用习惯的词名传达在本土从未产生过的思想，那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在这样的情形下，若不牺牲文辞，必牺牲义理；不牺牲义理，必牺牲文辞。
　　于是我们看到，陈先生说的不是翻译柏拉图‘不可能”，而只是在翻译这样的经典时在某些情形下‘不可能”义理与文辞兼顾。对他自己来说，即使在这样的情形下，也不是‘不可译”，而只是要求翻译“宁以义害辞，毋以辞害义”。陈先生知道他的翻译会被人指斥为‘不雅”。可他坚定地说：“这样的指责不是可怕的。最可怕的乃是处事不忠实；为了粉饰‘文雅’不将原文中的真相，却更之以并不符合原义的代替品转授给一般胸中充满了爱智情绪而只能从翻译里求知识的人们，那是一件我们不敢为——且不忍为——的事！”(同上引，12页)
　　希腊文的文句结构远较现代欧洲文灵活。不同的译者基于对所译经典的不同理解，会对词句的联合产生不同看法。而不同字的联合会使得整个句子产生全然不同的意义。因此翻译希腊典籍，不只是一个懂希腊文的问题，而且也要求译者随时表现其对思想的理解。这样的翻译是真正意义上的再创造。在陈先生看来这样有学术价值的理想翻译，不仅对不懂原文的读者有用，对懂原文的专家也能有扩充眼界之效。真正好的中译本要体现出中国学者的独到理解。基于这样的目标，陈先生昂然说：
　　现在或将来如若这个编译会里的产品也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这绝非原则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于人为！)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么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略著于全世界；否则不外乎是往雅典去表现武艺，往斯巴达去表现悲剧，无人可与之竞争，因此也表现不出自己超过他人的特长来。(同上引，10页)
　　陈先生教书严谨，学问出众，理所当然地深受他的学生们的爱戴。汪子嵩、王太庆先生在他们编译的《陈康：论希腊哲学》一书的“编者的话”中如是写道：
　　陈康先生是我们的老师，……一九四四年陈先生在重庆中央大学授课，他译注的《柏拉图巴曼尼德斯篇》于是年正式出版，这本著作使我们耳目一新，为我们打开了哲学史的一个新天地，启发了我们研究希腊哲学的兴趣，……我们面聆先生教益不多，但从课堂里听到的，以及从他的著作中学到的，却深深感到陈先生教给我们的实事求是，不尚玄虚，不取道听途说，不作穿凿附会的方法，是研究哲学史，特别是研究古典希腊哲学史的一种重要方法。(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年版，1页)
　　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回国的学者中，陈先生是比较独特的。那时不少人喜欢谈学贯中西，喜欢创体系，而陈先生恪守他长年在德国训练成的类似于‘我注六经”的严谨的治古典学风。在为一九八五年台北联经出版的《陈康哲学论文集》所作的“作者自序”中，陈先生把前一种方法概括为“喜欢姜糖酒油盐倾注于一锅，用烹调‘大杂烩’的办法来表达自己集古今中外思想大成的玄想体系”。而对自己的遵循的学术方法他则作了以下描述：
　　每一结论，无论肯定与否定，皆从论证推来。论证皆循步骤，不作跳跃式的进行。分推论或下结论，皆以其对象为依照，各有它的客观基础，不作广泛空洞的断语。更避免玄虚到使人不能捉摸其意义的冥想来“饰智惊愚”……摆脱束缚，乘兴发言，是在写抒情诗，不是做实事求是的探讨。作诗和研究，二者悬殊，它们的方法必然不同。
　　这便是令汪子嵩王太庆先生这样的前辈心仪并力求推广的哲学史研究方法。陈先生对于真诚治学的中国作者永远是有血有肉的楷模，倒是“国朝学界”以写诗代做学问之风依然很盛。才使得可在雅典演悲剧，可在斯巴达显武艺的陈先生变成“传说”，才使得真正的严肃认真的学风变成“传说”。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去选择与陈康先生完全不同的学风，但是，我认为，问题不在于“国朝学界总喜欢供奉传说的大师”，而在于我们如何秉承前辈学人的严谨和谦和。
　　二○○一年五月于纽约布法罗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