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亮工是明清易代之际的一个畸人。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有亮工小传，略云：
“周亮工字元亮，号栎园，又号减斋。祥符人。崇祯十三年进士，官潍县知县，行取浙江道监察御史。顺治二年，官两淮盐法道，调扬州兵备道，迁福建按察使布政使，入为左副都御史，迁户部右侍郎。为福建总督佟岱劾其贪酷论死。会赦得释。康熙元年，起补山东海防道，调江安粮储道，被劾论绞，再遇赦。卒于十一年，年六十。”
周亮工是《贰臣传》中的人物。他在福建先后八年，正值清初动乱，对安定地方，御灾捍患都作了好多工作，正如他的学生汪楫在《闽小纪》序中所说。
“夫闽地当革故鼎新之后，民穷赋急。加以戈船出没海上，征兵乞饷，日夕不宁。先生以观察而于治狱之外，而治兵，而治赋，而衡文，事势纷错。”
钱陆灿、姜宸英所撰墓志墓碣中对亮工在闽经历，有更为详尽的叙述。这些出于朋旧笔下的记载，难保没有溢美的地方，但至少可以说，他是个能吏。而在能吏手下的人民却不一定能过上人的生活，也是明明白白的。周亮工的被劾，应当说是“事出有因”，不过据姜宸英的意思，则是“以公名高，为时所忌。”“自负其能，失当奉旨”。等到任左副都御史时，又“上章言闽事，报可。又密有所建白，言激切，颇摘抉用事者，骤擢户部右侍郎，而闻者咋舌曰，祸始此矣。”这里的“用事者”，姜宸英自然不敢实指，但说的是中枢的大员则无疑。邓之诚说，“(亮工)屡踬屡起，由列正宗恶之。当时满汉相倾，成为风气，亮工不死，属有王举。”这里根据的不知道是什么，但其为清初统治阶级上层的内部矛盾，是无可疑的。
周亮工不只是一个能吏而已。他在清初文化界的地位与作用是更为重要的。他喜欢交接遗民，为他们刻集他爱好书画，有许多诗人画家朋友，写有《读画录》。他好藏古墨，又好印章，写有《印人传》。在福建八年，写成四卷《闽小纪》，着重记录风土、物产、风俗、人物，是一部有意思的社会文化史小书。他还在狱中编成《因树屋书影》十卷；又辑有讲测字的专书《字触》，这都可以看出他的兴趣之广泛。他所选刻的《尺牍新钞》、《藏弆集》、《结邻集》等书，影响就更大。继承了晚明的风习，虽意在选文，但也保留了不少史实资料。这一系列杂著的影响实在比他自己的诗文结集《赖古堂集》要重要得多。邓之诚说他“诗文未能成家”但“才名稍亚钱吴”，这些杂著是起了大作用的。
《赖古堂集》是禁书，但实在看不出其中有什么违碍的地方。周亮工是小心翼翼的，不敢触及当时仍处于第一位的民族矛盾。文集中有一篇《书戚三郎事》，是记录江阴城陷后的杀戮之惨的。文章开头说，“江阴城陷，微戮抗命者。”轻轻一笔就为“江阴十日”的惨剧定了调子。可是全文却写得十分刻露，还涂上了一些神怪的保护色，到底揭露了清兵的残杀罪行。可以想见作者在下笔时的战战兢兢。
要说周亮工一点没有故国之思，那也不是事实。《赖古堂诗集》卷三有“钱牧斋先生赋诗相送，张石子、颜晋俦皆有和，次韵留别”诗，可以说是集中写得最好的诗篇之一，原因也是诗中含有浓厚的感情因子，揭露了清初文士特别是“贰臣”们的阴暗心理：
“寒潮入夜不增波，苦忆敲冰渡浊河。失路自怜酒伴少，看山无奈泪痕多。交情雨雪犹分袂，时事东南未罢戈。冻尽劳劳亭下柳，那堪重听故人歌。”
“湖上留别”二绝，大抵是作者最后的作品：
“轻舟欲去荡千回，老境颓唐有限杯。放鹤亭前闻牧马，孤山处士不栽梅。”“欲去梅花着意看，严风烈烈岁将残。游人莫厌西湖水，经燠径寒不肯乾。”
这是康熙辛亥游吴越时所作，为乱后西湖写真，也写尽了作者的迟暮心情。
邓之诚说，“初亮工知潍县，值满洲兵南下，齐东诸城皆破，独潍以坚守获全。潍人德之，为建生祠。及再起青州道，过潍见生祠，大哭而去。殆有痛于作两截人耶？”
邓先生说得不错。贰臣的心事，有时就是如此的，最后不能不陷入精神失常的状态。《年谱》记。
“庚戌，五十九岁，在江宁。春二月，一夕，慷慨太息，尽取生平著作与板行者尽毁之。”
亮工在绝望心情中把他平生精力所聚的著作、书板亲手毁去了。内心空虚、忏悔达到如此强烈的程度，在历史上还是不多见的。
曹寅的《楝亭文钞》中有一篇“重修周栎园先生祠堂记”，说到周亮工的“好士”，“公之好士，一艺之精，必奖进之。
谦揖让，解衣推食，虽富贵与颠沛不少变。”这是周亮工生平的一大特色，也是他能赢得声誉的重要原因。曹寅又说起亮工与曹氏两代交情：
“余总角侍先司空于江宁，时公方督察十府粮储，与先司空交最善。以余通家子，常抱置膝上，命背诵古文，为之指摘共句读”。
这不能不使人想到曹寅一生的事业，虽然出发点并不相同，曹的“好士”仿佛也是从亮工那里接受下来的传统，后来更发扬光大了。
乾隆五十二年，覆勘四库全书，详校官祝堃发现了周亮工的诗中有“人皆汉魏上，花亦义熙余”句，以为违碍，结果将亮工全部著作，连同“提要”中涉及亮工姓氏的地方，一律剔出，抽改。陈垣曾得当年馆中精写提要底本，其中保存有后来不见于殿本“提要”的《赖古堂诗集》一节提要文字，略云：
“亮工所著《书影》，载论诗诸条，皆极排七子，其《赖古堂印谱》，并有一私印曰‘不读王李钟谭之诗’。故其诗多刻意为新语，而所作终不逮其所论，去王李诚远，去钟谭咫尺间耳”。
“提要”的话是有根据的。亮工有“与林铁崖”一书：
“伯敬、友夏只是好新，落笔遂不顾所安耳。他且勿论，即如《穆天子传》、《汲冢周书》，类凡缺字类作□。武王几铭，‘皇、惟敬□□先垢□
□’示缺文也。两君目□为口字，友夏云，四口字叠出，妙语不以为纤。伯敬云，读口戕口，竦然骨惊。不知几铭与四口字何涉，岂三代时便学作钟谭诗耶？即此已可笑，何况其他”。
这里将锺谭的浅陋真是说得神气活现，同时也揭露了公安竟陵派故作奇峭艰涩的毛病，是很有见识的。虽然亮工自己的文字也不免有这种缺陷，如《闽小纪》即是如此，一个时代的文风是很不容易摆脱干净、不受牢笼的。到了《读画录》，就要好得多。亮工对文章之美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见解，如“与黄济叔”小札所说：
“夜来与冠五小饮，遂尔大醉，灯下任笔题尊册，不觉无伦无次，知不免大方胡卢也。兰次一段，自觉琐屑，然古人文字偏于极琐屑处，写得其人须眉生动。不孝虽非其人，窃有志焉。知公不以为嫌也。”
这一节话，正好可以移来作《读画录》、《印人传》的评语，其中确有许多写生的精妙片段。他是懂得运用精选的细节，塑造人物的道理的。在另一封信中，亮工还说他和黄济叔彼此在篆刻诗文中互受启发、影响，使作品得以进入更高的层次、境界，他把这种情状说成是“吾两人交相动”，也是很有意思的创作经验。顺便还斥责了同时出现的大量平庸低劣作品，“今人满部诗文，大套印谱，细细搜寻，总如疲牛拽重车，入泥淖中，何处使人动。”
与“满部诗文”相对的正是晚明兴起的小品。亮工作品中成就较大的也并非大块文章而是典型的小品文字。《赖古堂诗集)卷十二有一题云，“重阳后二日得萧伯玉许介寿两家日记，喜其三数行一则，易于作辍，遂尽数叶”，诗有两首：
“坐作同矜萧伯玉，疎狂独爱许瓯香。连篇累帧真难竟，引睡能消字几行。”“繁华犹梦东京好，凋敝难为白下情。只有数行读不得，故园旧事太分明。”
从这两首诗里不只可以看出小品在读者中间的影响，更提示了读者层次与需要的不同。文学也不只是长篇巨作的天下，短小的篇章只要是言之有物，文字简净，意趣明达的，也自有其读者，也有其价值。特别是年纪大一些的读者，这方面的要求也更高些，这几乎是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事实。周亮工用自己的笔墨实践，提供了象《读画录》、《印人传》这样的作品，算是他所提出的创作理想的体现。现在摘取他为陈章侯(洪绶)所写的小传的片段，看看他的笔墨风格。亮工为老莲做详传，但不同于通常的传记。他常常选取一二细节供以点染传主的某种特色，如《读画录》中记：
“章侯性诞僻，好游于酒。人所致金钱随手尽。尤喜为贫不得志人作画，周其乏，凡贫士藉其生者数十百家。若豪贵有势力者索之，虽千金不为搦笔也。一龌龊显者诱之入舟云，将鉴定宋元人笔墨。舟既发，乃出绢素强之画。章侯科头裸体，漫骂不绝。显者不听，遂自沉于水，显者拂然，乃自先去，凂他人代求之，终一笔不施也。以此多为人诟厉，年五十六，卒于山阴。”
亮工这里没有说老莲死去的细节，但从上文推断，可知是怎样一种结局。邓之诚先生从丁野鹤的诗集《陆舫诗草》中找到一首题为“哀浙士陈章侯(时有黄祖之祸)”的诗：
“到处看君图画游，每从兰社问陈侯。西湖未隐林逋鹤，北海难同郭泰舟。鼓就三挝仍作赋，名高百尺莫登楼。惊看溺影山鸡舞，始信才多不自谋。”
邓先生在诗后的注语说，“案此诗作于顺治九年，陈洪绶以不画死，他书未及。”看诗意，老莲大约是死于某一显宦的迫害，与周亮工在小传中所写的情景相似，这也许就是一种“不写之写”的手法吧。
亮工《赖古堂集》卷二十二又有“题陈章侯画寄林铁崖”一文，对老莲性格及作画种种都有生动的描写，不同于《读画录》。
“章侯与予交二十年。十五年前只在都门为余作归去图一幅，再索之，舌敝颖秃弗应也。庚寅北上，与此君晤于湖上，其坚不落笔如昔。明年余复入闽，再晤于定香桥。君欣然曰，此余为子作画时矣。急命绢素，或拈黄叶菜，佐绍兴深黑酿，或令萧叔青倚槛歌，然不数声辄令止。或以一手爬头垢，或以双指搔脚爪，或瞪目不语，或手持不聿、口戏顽童，率无半刻定静。自定香桥移余寓，自余寓移湖干，移道观，移舫，移昭庆。迨祖余津亭，独
笔墨，凡十又一日，计为余作大小横直幅四十有二”。
关于陈老莲，已经有过几本研究的小册子和年谱，不过好象都没有引用过这些材料。其实我看周亮工这些描写，才是老莲的真实而生动的写照，是传记的绝好资料，同时也是亮工文字风格的极好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