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丑闻也成畅销书

　　“畅销书”这个词是舶来品。英语中best是副词“最”，seller是“出售之物”，best seller指卖得最快的东西，用来指书便是畅销书·由此可见畅销书不等于广泛流传的书，更不等于好书，而是指此书最能获利也。昔有洛阳纸贵之说，晋代左思著《三都赋》成，洛阳豪贵之家争相传写，竟使纸价昂贵起来。但这是说传抄者自己掏腰包去买纸，并无出版社从中坐收渔利，故洛阳纸贵可用来称誉著作流传之广，《三都赋》却绝非畅销书可言。
　　自从有了出版社，书的死活便由销路来决定了。任你才高八斗，写出来的书字字珠玑，只要读者像铁公鸡般一毛不拔，便只能削价出售或当废纸卖，甚至胎死腹中，书未成形便告天折矣。这种说法对读者似乎有些不恭，难道读者都有眼无珠？非也。常言道货卖与识家，奈何识货者囊中羞涩，豪富者又不识货，这么一说又扯远了，不说也罢。其实社会意识决定于社会存在，读者的兴趣就取决于社会风气。法国十七世纪的贵族作家奥诺莱·杜尔菲(一五六八一一六二五)，竟能把牧羊人塞拉东和牧羊女阿丝特莱的卿卿我我，写成整整五大卷六十册的田园体小说《阿丝特莱》(一六○七一一六二七)，而且使整个法国贵族社会在二、三十年间都为他们的命运叹息，正是由于聚集在沙龙里的没落贵族们精神极为空虚的缘故。法国《读书》杂志第一八九期(一九九一年六月号)关于苏联的评论颇能发人深省，特摘录如下：
　 (苏联)《图书评论》周刊刚刚发表了苏联的第一份“畅销书”名单……名列榜首的是不安分的俄罗斯联邦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的自传(发行两百十二万六千册)，远远超过索尔仁尼琴的《第一圈》(发行一百十七万五千册)。尽管如此，索尔仁尼琴可以引以自慰的是，他在民意测验中连续两年被评为在苏联最受欢迎的作家。
　　自从改革以来，苏联读者有了极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巨著或历史传记消失了。目前畅销的书有三类：宗教书籍(圣经的发行量极大)、侦探小说和色情书刊。大量关于自己动手酿酒获利、星相指南或自卫术的广告还不包括在内。知识界人士痛心地指出，自从出版商懂得必须迎合公众的新的趣味才能获利之后，文学的末日已经来临……
　　读罢不禁也发了一番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感叹。但不知是这类感叹世代都有，还是自己人到中年，已开始步九斤老太后尘的缘故？总之叹也无用，何必杞人忧天，还是谈谈畅销书。如果说商品经济发达、道德水准降低，导致庸俗书刊的流行，那么西方又该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前几年我在巴黎的时候，见到色情书刊遍布街头(法国也有“扫黄”，不过标准不同)，问津者寥寥无几，侦探小说更是廉价处理，买一个面包的钱可以买好几本，可见这类书刊并不畅销。那么法国还有什么畅销书？正在百思不得其解，想不到法国这一期《读书》杂志就提供了答案。在题为《丑闻是怎样写出来的》的调查报告中，编者指出近来种种揭露丑闻的书十分畅销，甚至使“外国旅游者在书店里瞠目结舌”。过去都由记者来揭露内幕，现在这类纪实报道已不受欢迎，因为报纸大都有政治背景，而且要刊登广告，难免具有倾向性，所以公众怀疑记者与内幕必有瓜葛。受欢迎的是由政府机构内部受排挤的人自己写的书，一来内容可靠，二来出版社比报纸公正。例如由执法者来揭露司法的腐败；税务员指责税务局如何放跑大走私犯、只抓普通的逃税人；议员为了洗刷自己而透露内幕，警察局的人由于内讧而泄密等等。有个名叫戈迪诺的财政稽核，一九八九年六月在一家报纸上揭露密特朗总统在一九八八年竞选中接受过不正当的资助，后来便因“过分好奇和热情”而被降职。他四处呼吁无效，一气之下便写了一本名为《不可能进行的调查》的书，竟售出近二十万册！
　　调查报告还举了一个美国的有趣例子。传记作家基蒂·凯莱女士专写名人的传记以揭露他们的私生活，例如雅克琳·肯尼迪、南茜·里根、名演员伊丽莎白·泰勒和歌星弗朗克·西纳特拉等等，因为名人的私生活愈是下流，就越能引起公众的兴趣。不料有个名叫乔治·卡尔波西的作家，今年六十七岁，已写过七十本书，他忽发奇想，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写了一本《基蒂生平》，把基蒂写得和南茜一样贪婪、残忍、固执，说她酗酒、生不出孩子、精神不正常等等。今年夏天，基蒂的《南茜生平》和卡尔波西的《基蒂生平》不仅并列在书店的书架上，而且都成了畅销书，这也是西方出版界的一则奇闻。
　　出版界一向宣称“严守中立”。例如出版商阿尔班·米歇尔出了大量抨击左派政府的小册子，但他表示自己不是右派：“如果右派发生了丑闻，我也会毫不犹疑地出书。”公允之状令人起敬，其实只是说说而已。谁人不知打老虎才有人看，打死狗有什么意思？编者按指出：出版商与其说是在研究什么销售的决窍，不如说是在把握政治形势和时代气氛，千方百计迎合读者的心理，以便从畅销书中稳获厚利。我们的一些出版社刚刚学了一点赚钱之道，看来与西方的出版商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