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魅力缘何经久不衰？

　　一九六一年，简·雅各布(Jane Jacobs)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专著《美国大城市生与死》(以下简称《生与死》)，在美国社会引起巨大轰动。当时美国规划界的“主流”认定这本书“除了给规划带来麻烦，其余什么也没有”。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三十八年过去了，这本书不仅取得了出版上的骄人业绩，而且逐渐为许多美国规划师所接受：《生与死》经常被引用，而一些规划师更坦陈这本书是他们创作灵感的源泉，有些人甚至承认是受到这本书的触动才步入城市规划这一行业。此外，《生与死》还被一些著名院校如MIT、哈佛等的建筑系、规划系列为学生必读书目，并成为包括社会学研究在内的许多研究领域的常见参考书。书中的一些观点，如著名的“多样性”和“街道眼”等，甚至还被一般市民所熟知和使用。可以说，这本书在“二战”后的美国城市规划实践乃至社会发展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么，这本书的魅力为何会经久不衰？它的核心思想到底是什么？它们对今天的美国乃至世界城市规划还有哪些突出意义？
　　一九一六年，简·雅各布出生于宾西法尼亚州的克兰顿，高中毕业后曾在一家地方报社工作过一年。大萧条时期，她来到纽约，并很快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不久，她嫁给一位建筑师，定居在格林威治村的休斯顿大街。与此同时，她得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为美国战争信息办公室和国务院写作。显然是受到丈夫职业的影响，从一九五二年起，她开始在《建筑论坛》(Architectural Forum)担任助理编辑。
　　雅各布喜欢在纽约的街道上步行，并在步行中逐渐发现城市尤其是她所居住的格林威治村的魅力。随着她在纽约居留时间的增长，她的文章开始更多地涉及到城市设计问题。一九五八年，雅各布为著名的《财富》杂志撰写了一篇关于城市中心区的文章《市中心为人民而存在》。在这篇文章中，她充满激情地批判了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大规模旧城更新项目，同时赞美了曼哈顿现状环境中街道生活的欢乐与祥和。实际上，后来《生与死》的许多核心内容在这篇短小精炼的文章中已初显雏形。该文随即被一部关于城市问题的颇为畅销的集子《爆炸的大都市》选中，使得雅各布的作品开始引起《财富》杂志、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包括L.芒福德在内的众多纽约文化界人士的关注。一九五九年，当得知雅各布想写一本关于城市设计的书之后，洛克菲勒基金会立即慷慨解囊，资助她去美国各大城市旅行并专注于写作。一年多以后，《生与死》这本二十万字的著作问世了。
　　《生与死》这部著作在文字上洋洋洒洒，落落大方，它虽出自城市规划的“外行”之手，却是“关于美国城市的权威论述：城市安全从何而来？怎样使城市良性运转？为什么这么多由政府领导的挽救城市的尝试以失败而告终？”
　　归纳起来，雅各布写作《生与死》的主要成就有以下三点：唤起人们对城市复杂多样生活的热爱；对“街道眼”(Street Eye)的发现；反对大规模计划。
　　在书中，雅各布通过非专业化的清晰语言，将人们与人们的活动、活动的场所交织起来，为我们展示出一幅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画面。为了阐明她的“城市生态学”，雅各布以其生动活泼的笔触勾画了人们之间各种复杂的交互活动；孩子们在公共空间中嬉戏玩耍、邻居们在街边店铺前散步聊天，街坊们在上班途中会意地点头问候……等等。她将这些活动称为“街道芭蕾”(Street Ballet)，而这与芒福德的“城市戏剧”(Urban Drama)观念、W.怀特强调公共广场的重要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雅各布推崇城市的多样性。她认为，城市是人类聚居的产物，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城市里，而这些人的兴趣、能力、需求、财富甚至口味又都千差万别。因此，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来看，城市都需要尽可能错综复杂并且相互支持的功用的多样性，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因此，“多样性是城市的天性”。她犀利地指出，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将田园城市运动与勒·柯布西耶倡导的国际主义学说杂糅在一起，在推崇区划的同时，贬低了高密度、小尺度街坊和开放空间的混合使用，从而破坏了城市的多样性。而所谓功能纯化的地区如中心商业区、市郊住宅区和文化密集区，实际都是机能不良的地区。针对衰败的大城市中心，她又进一步提出，挽救现代城市的首要措施是必须认识到城市的多样性与传统空间的混合利用之间的相互支持。在这一点上，她与后来的“后现代主义建筑师”如：L.克里尔、A.文丘里等不谋而合，遥相呼应。《生与死》中还提出了著名的四点补救措施：保留老房子从而为传统的中小企业提供场所；保持较高的居住密度从而产生复杂的需求；增加沿街的小店铺从而增加街道的活动；减小街块的尺度从而增加居民的接触。
　　同时，雅各布还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街道空间的安全感。她观察到，传统街坊有一种“自我防卫”的机制，邻居(包括孩子)之间可以通过相互的经常照面来区分熟人和陌生人从而获得安全感，而潜在的“要做坏事的人”则会感到来自邻居的目光监督。雅各布据此发展了所谓“街道眼”的概念，主张保持小尺度的街区和街道上的各种小店铺，用以增加街道生活中人们相互见面的机会，从而增强街道的安全感。
　　雅各布对五十至六十年代美国城市中的大规模计划(主要指公共住房建筑、城市更新、高速路计划等)深恶痛绝，《生与死》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对这些计划进行批判。雅各布指出，大规模改造计划缺少弹性和选择性，排斥中小商业，必然会对城市的多样性产生破坏，是一种“天生浪费的方式”：耗费巨资却贡献不大；并未真正减少贫民窟，而仅仅是将贫民窟移动到别处，在更大的范围里造就新的贫民窟；使资金更多更容易地流失到投机市场中，给城市经济带来不良影响。因此，“大规模计划只能使建筑师们血液澎湃，使政客、地产商们血液澎湃，而广大普通居民则总是成为牺牲品。”她主张“必须改变城市建设中资金的使用方式”，“从追求洪水般的剧烈变化到追求连续的、逐渐的、复杂的和精致的变化。”
　　六十年代初正是美国大规模旧城更新计划甚嚣尘上的时期，雅各布的这部作品无疑是对当时规划界主流理论思想的强有力批驳。此后，对自上而下的大规模旧城更新的反抗与批评声逐渐增多。可以说，《生与死》在整个欧美开创了一个对现代城市规划进行反思的时代。需要指出的是，《生与死》不仅是一部理论著作，还具有惊人的实践意义：雅各布在书中为曼哈顿南端所提出的全面规划设想后来就被当局采用并加以实施。
　　当然，雅各布并未能够勇敢地面对城市现象中的所有重大问题。今天再读《生与死》这本书，有必要指出其中明显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雅各布对小型商业企业，尤其是小规模、街道层次的零售商业的偏爱，使她几乎全然忽略甚至排斥大型企业(诸如房地产业和财产管理产业、金融部门、建筑产业等)对城市的作用。事实上，城市的发展早已说明，这些大型企业无一不在现代城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大”与“小”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城市的多样性本身就意味着大企业的不可或缺。雅各布虽然提出了“小并不等于多样性”，但在当时小企业普遍遭到大企业排挤而面临生存危机的情况下，她的感情因素占了上风。
　　《生与死》中也缺乏对社会分层现象和贫穷问题的深刻认识，对于美国城市严重的种族问题更是避而远之。在她所描绘的城市图景中，没有劳资对抗；“街道芭蕾”所宣扬的也是无阶级的“多样性”。在她眼中，人们会自发地组织生活，毋需领导便会过得很好，而一切规划师都是专横古怪的清教徒和乌托邦梦想家。她心目中的理想城市里生产、商业与消费自然运转，一切都是那么的平和而又令人兴奋……但是，《生与死》鼓励人们返回城市中心带来的却是低收入街区的中产阶级化，贫民们仍然遭到驱赶，并在城市边缘滋生新的贫民窟。今天，已有学者感叹，纽约已被中产阶级化和旅游业改变为两个世界：一个富人的纽约和一个穷人与移民者的纽约。
　　此外，雅各布虽然对城市的社会经济现象洞察秋毫，但她却没有提出私有企业和公共供给之间的平衡概念及其对城市规划的影响。当她倡导以“多样化的区划”取代同一化时，她觉察到两者之间需要某种调节手段，但却只字不提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未能对大城市规划中的这个关键问题展开必要的思考。
　　“一九六一年《生与死》的出版，无异于在城市规划界引发了一场地震。”正如《生与死》开篇所言“这是一本抨击当代城市规划的书”：公共绿地总是好的吗？拥挤是可怕的吗？以大规模清理重建为手段的旧城更新能真正清除贫民窟吗？……雅各布对那些本已成为“金科玉律”的观念大胆地提出了公开质疑！更为重要的是，这部书是“现代主义”建筑与城市规划的第一个挑战者。她不但批判了芒福德与霍华德、盖迪斯、欧文、斯坦因等规划界的精英们，而且还反对L.柯布西埃和国际风格的建筑——城市主义者，认为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政府大规模投资项目的“奴仆”。她甚至讥讽那些被建筑与规划界顶礼膜拜的经典著作，称其为“光辉的田园城市美化运动”。——简而言之，她对当时的整个城市规划界发动了猛烈攻击！难怪一九六二年，芒福德在《纽约人》上以《雅各布大妈治疗城市癌症的家庭药方》为题，发表了一篇颇为恼火的评论进行回击。
　　今天冷静地来看《生与死》及其创作过程，我们会发现，雅各布酣畅淋漓的抨击，并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对城市规划的简单的彻底否定，实际上她反对的是以大规模重建计划为基本手段的所谓“现代城市规划”。雅各布也并非故意选择城市规划作为攻击目标，作为职业记者的一种雄辩技巧，她需要为城市问题找到一个替罪羊，而较之推动大规模开发项目背后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而言，城市规划无疑是一个更为安全的靶子。
　　今天，研究者们常常将《生与死》视为美国公共住宅、大型高速公路项目和城市更新的终结者。不过，当我们重新审视美国旧城更新的发展历史，会发现上述大规模计划的失败还有其更加深刻的原因。事实上，几乎就在雅各布写《生与死》的同时，这些由政府主导的计划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公共住宅计划，是“罗斯福新政”后联邦政府在住宅方面的重要举措，即试图通过直接介入住宅市场来解决低收入阶层住房问题。但这项单一的住宅建造计划不仅没有解决“贫民窟”这类社会问题，反而带来了巨额的资金浪费，结果在五十年代中期招致国会的强烈反对，很快就走向穷途末路。
　　城市更新计划则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才逐渐衰落。一九五四年，美国政府将修订后的住宅法案确定为清除衰败地区的城市更新计划，允许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在实施住宅计划时将不超过10%的土地用于非住宅用途。这项计划表面上看反映了政府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平衡，但从本质上说，是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试图利用联邦政府的计划和预算来夺取城市中心区的土地。随着计划的推进，非住宅用途的用地比例不断增加，一九五九年以后达到了35%，个别项目甚至超过了三分之二。“这一过程与真正的城市更新目标并不一致，因为它完全用获利更高的商业取代了居住用途”。而即便是保留下来的居住用地，也是用高级公寓取代了原有的低房租老房子。更新计划使原有社区遭致灭顶之灾，并引发来自社区居民的反抗热潮。然而，尽管早在五十年代末，联邦政府已意识到更新计划对联邦预算的需求是“没有止境的”，但迫于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的压力，直到一九七三年，这项“城市更新”计划才被国会宣布废止，取而代之的是“住房与社区开发”计划。
　　大规模高速路建设也是战后由政府推动的一项重要计划，但许多美国市民在五十年代中期就发现，穿越市区的高速路并不像政府所宣称的那样能够防止贫民窟入侵，相反却总是摧毁商业的“黄金地段”与原本完好的社区。到五十年代末，在旧金山市市民的启发带动下，阻止高速路穿越社区的“社区保护”运动不断涌现，导致高速路计划最终不了了之。《生与死》一书虽不是这一行动的首倡者，但毫无疑问，雅各布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参与抵制穿越纽约下曼哈顿的高速路运动)和《生与死》这本书启发了千百万美国市民，从而加速了这项工程的寿终正寝。
　　七十年代以后，各种类型的强调以社区和居民为主体的小规模社区规划，逐渐成为美国城市旧城更新的主要形式。显然，这与《生与死》大力推崇的传统的“小而灵活规划”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正如雅各布自己所言“时尚的背后是社会经济的原因”，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真实原因却是非常复杂的。由于遭受石油危机等的打击，欧美经济在整个七十年代几乎一直处于萧条状态。雅各布及其后来者的社区理想无疑有助于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况且，社区自治与居民参与所代表的民主含义也为政府将衰败社区的复兴、老人与儿童的看护、解决无家可归者的住房等社会责任转移出去提供了合理与必要的修辞。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由于美国经济持续繁荣，出现了新的雄心勃勃的投资者，大规模计划开始“死灰复燃”。一些自称是“新城市主义”者的规划师们试图以新的方式重建城市中心和郊区。前几年引起轰动的Seaside和Celebration计划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尽管设计师杜安尼经常不断地引用《生与死》中的词句来阐释其设计，但研究者却发现：这两个工程都是在开阔的未开发土地上建成的，而这正是雅各布认为最不可能产生城市多样性的方式；设计者提出的二十至四十户/英亩的密度，也与雅各布坚持的产生多样性所需要的一百户/英亩相去甚远。实际上，Seaside和Celebration计划仍然使用了现代主义的线性的、统一控制的设计概念，庞大的社区在同一时间内迅速设计建造而成，而这与雅各布提出的产生城市多样性的四个必要条件(其中要求有不同时代的老房子共存)是背道而驰的。
　　由此可见，虽然《生与死》的影响如此巨大而深远，并且许多规划师都奉其为圣典，但其真谛至今尚未完全被人们所理解与接受，有些甚至被曲解或错误地使用。曾经指导雅各布写作《生与死》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蒙哥马利教授风趣地说，如果“新城市主义”者们实现了其设想的巨大尺度的城市设计，是否将会有一个新的雅各布站出来，写一本新的关于大城市生与死的书呢？
　　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旧城更新仍然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重要课题，特别是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而言。虽然人们有必要适当调整视角以寻求新问题的新答案，但在有关旧城更新的许多重大问题上，《生与死》中的许多观点仍然有无可替代的启发作用。
　　Jane Jacobs，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New York：Random House，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