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遗留给下个世纪什么问题

　　魏玛会议已经开过一年多，我一直犹豫，是否值得把那次并无成效的会议的信息带给汉语知识界。几个月前，《纽约书评》上刊登了大版广告宣传魏玛会议的事。看来，我作为当事人之一，还是有责任把这事告诉国朝文化人。
　　人类已度过好多次世纪末，就数这一次最忙：出丛书、开会议、搞工程、建梯队、立核心，一副现代化的“世纪末”样子。是不是无事忙？很难讲。魏玛会议就是欧洲知识界为想搞的一项世纪末文化事而开的。
　　一九九八年初，《写作国际》(Lettre Internacional)与德国哥德学院打算合作举办“世纪末”征文赛，沟通文化思想，促进精神交流。《写作国际》是欧洲大型洲际文化季刊，以十种欧洲语言出版，各类文人、学人、艺术人练文墨的场所，在欧洲文化界享有盛誉。征文赛悬奖五万马克(二等三万、三等两万)，一九九九年底在魏玛颁奖，获奖者会获赠机票出席颁奖，还会得到在德国写作数月的津贴。至于获奖文在《写作国际》上刊发和收入各语种的文集，更不在话下。当然，论文在正式颁奖活动之前，不得发表或参加其他比赛。除评委和工作人员不得参赛外，任何人都可以用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德文、西班牙文一试，中文限一万五千字，西文限七万键。
　　什么题目？魏玛会议就是为了征文赛定题而开的。征文赛面向全球知识人，题目据说也应征求全球知识人的意见。《写作国际》编辑部发出数百封信，向各类文化人(哲学家、社会学家、文化学家、作家、诗人、艺术家)征集“世纪性问题”。编辑部共收到九十五个问题，遂邀请十几位各国文化人到德国魏玛开会，讨论定出一个供征文竞赛的“问题”。
　　这就是一九九八年九月的魏玛会议。参加会议的共十五位，除我外，中国人还有侨居伦敦的诗人杨炼，其余来自德国、瑞士、法国、美国、俄国、墨西哥、摩洛哥、日本(未到会)、西班牙、斯洛文尼亚、意大利、匈牙利。我们首先要议论征集到的九十五个问题，然后每位参会者提出一个问题供会议议论，希望最终形成一个“世纪性问题”。
　　秋天的魏玛，有点像北京，气象清澈透明。八十九年前，这座德国历史文化名城一片灰色。如今，资本主义给这个城市里的多数房屋涂上了五颜六色，余下不多的灰色房屋也算一色。据说，原西德的富人来这里廉价买房，装修一新，再高价出售。富起来的还是资本主义的人，原东德人只出了一些暴发户，于是，总有人不患不自由而患不均。
　　从法兰克福去魏玛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当年魏玛共和国的事。魏玛自由主义宪政改革的失败成了通向纳粹的桥梁，纳粹政权使德国成为现代军事化工业强国。尽管纳粹帝国在国内施行恐怖统治，最后战败，也算是现代化民族国家成功之一例或现代性的一种模式——有些理论家如是说。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改革若不处理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公义问题，就会激起人民对专制下的平等的渴求，这种事不仅在德国发生过，在本世纪初的俄国也发生过。曾参与纳粹帝国的修宪的政治学家Carl Schmitt的宪政思想，在当今引起新左派和老右派的热烈兴趣，提醒自由主义理论得多多检审自己。魏玛自由主义政制与纳粹全权主义政制都是宪政，有什么不同？在魏玛讨论“世纪性问题”，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征集到的九十五个问题五花八门，涉及面极广，要作出评议相当难。如果把这些问题按意向分类，九十五个问题可以归为三类意向：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时代中的个体自由问题；二、全球化的限制(如少数群体和民族的文化权利)问题；三、寻求良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问题。
　　让我举几个例子。
　　全球化过程中个人自由与社会正义的不平衡如何解决？(匈牙利Istvan Eoersi)
　　男人问：未来会没有躯体或身体？女人问：未来会没有躯体和身体？(瑞士Niriam Cahn)
　　上帝、乌托邦、真理丧失之后，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将为什么而奋斗？(德国Florian Coulmas)
　　未来是文化的金字塔，还是文化的火山？(希腊Costas Tsoclis)
　　地区和全球市场的扩展增强还是削弱了寻求民族国家中的民主？(美国Benjamin R.Barber)
　　把二十世纪擦干净？(保加利亚Ivaylo Ditchev)
　　资讯革命的巨大成就有益于真理还是谎言？(波兰—美国Leszek Kolakowski)
　　当今符号经济的资本主义可能扮演创造一种文化的角色，迎合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文化需要？(埃及Fathi Abdalah)
　　我们如何知道什么会幸存下来？如何界定幸存的基本原则？什么可以让每一个人获得可能幸存的东西？(俄国Dmitri Prigow)
　　这些问题意向都是进入现代以来的老问题，但又具体带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烙印。比如，文化差异是启发运动之后尤其由浪漫主义思想提出过的问题。如今，冷战之后，革命与反革命的意识形态对峙拆除了，文化差异论重新高涨。魏玛会议的讨论伊始，就有人提出，征文赛本身就带有西方文化中心论的色彩。杨炼悄声(为什么不大声点？反正除了他和我没有人听得懂中文)对我说，这人有些文化神经过敏，人家不是广泛征题，还请了非西方国家的文化人来开会讨论吗？
　　对于魏玛会议来说，麻烦的不是什么民族文化的差异，而是提问取向的个人差异——对所谓二十世纪问题的理解的个体性差异，每个人的提问都受自己的知识背景和思想习惯的限制。我提出的问题因此首先是，要寻找到一个为多数知识人认同的二十世纪问题可能吗？
　　最有吸引力的是政治问题，引发的议论最多。讨论几乎要得出一个政治性的题目，我问会议主席：《写作国际》是否是《新左派评论》一类的政治文化刊物？如果不是，是否应让征文赛问题偏向政治方面？征文赛题目如果要想激发全球知识人的思考，也许应提出更为身体性的问题。身体问题自然离不开政治，但政治问题的解决，绝不等于身体问题的解决。
　　我的问题提议是：“如何理解自己的偶在？”有好些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叫好(会议录像为证)。现代社会是碎片般的生活世界，个体和社会的生活基础在现代化进程中日益脆弱。我以为，我的问题可以涵盖大部分问题。但作家和诗人们连连摇头：这个题目太过哲学化。一位诗人提议这样一个问题：“谁自由？”一时不少作家和诗人叫好。一位哈佛来的哲学家皱着眉头、眯着两眼问：这是一个问题？在他看来，这问题提得过于飘忽，不是一个可以让人思考和回答的问题。文人与学人的思想方式不同，学人觉得文人连什么可以叫一个问题都不懂；文人觉得，学人故意把浅白的事搞得稀奇古怪。
　　作家和诗人大多关心个人的自由。自由理念在二十世纪的哲学和社会理论中，已讨论得太多。“谁自由？”的问题提法并非没有含义，只是不太细致。参加会议的知识人尽管各有说法，仍然有基本的价值共识，这就是肯定自由和宽容的价值。我提议把问题明确为：“这个世纪谁自由又宽容？在下一世纪如何可能既自由又宽容？”
　　在文化差异论者看来，这问题也成问题。他们会问：自由和宽容难道是普世价值？
　　讨论了两天，魏玛会议没有对提出一个问题达成共识。有人提议每人从一百多个问题中选三个问题，看哪些得票多。于是，我们得出了下面这类问题：
　　全球化筑起了排斥性的文化高墙，自由的新的可能性还有保障吗？做一个人还重要吗？
　　下午会议结束，当晚我就坐夜班火车经Dresden去波兰的Kracow市，奥斯维辛纪念馆离那里仅六十五公里。
　　几个月后，我收到正式的通知：“Lettre国际和魏玛99—欧洲文化城市有限公司与德国哥德学院决定，竞赛题目是：从过去解放未来？从未来解放过去？”
　　老实讲，这个问题我不懂，也不知道是怎么出来的，反正不是魏玛会议讨论出来的。文化上的有些事情，看来靠民主方式搞不成，还是得由几个文化人寡头说了算数才行。忝为评委，我没有资格参赛，但观赛更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