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文学翻译：中译英琐谈

　　我上学的时候就喜欢翻译。大二上朱光潜先生的课，他一周布置中译英，下一周布置英译中，然后把同学们的作业拿到堂上讲各种译法的优劣，等于是让我们同学之间互相学习。不知现在大学的翻译课还有没有这么教的。这是我最用心的一门课。直到现在，朱先生的一些教导我还记忆犹新。我们译过一篇关于志愿军的报道，标题是《与冰的斗争》。我套用了司坦贝克的小说of Mice and Men(《人鼠之间》)的标题，译成“Of Ice and Men”，自己觉得这样译下来英文比较顺。朱先生却指出在这个具体情况下“Of Ice and Men”不能表达“斗争”的意味，因此，尽管表面上贴切，实际上还是不达意。但他又肯定了我的设想，肯定了我对英语的敏感。我后来作翻译，没有什么理论，只是记住了朱先生的教诲，力求“达意”，同时也喜欢琢磨英语的“顺”，视为一种乐趣。
　　我毕业的时候填志愿表，第一个志愿就是到外文出版社作翻译，但是没有如愿，被分配到研究所，一呆就是四十年，中译英的志趣就搁下来了。
　　进入八十年代，有两种现象特别触目。其一是我们国内各大小出版社对外国文艺和通俗作品的大量译介，其二就是我国文艺园地出现了一大批风格各异、具有独创性的作家，可是在国外鲜为人知。除了少数汉学家之外，西方的出版商还不肯在中国文学上投资。当时有不少中外作家都指出了这个现象。
　　于是我有一种冲动，想作点中译英的尝试，把中国作家的作品介绍到国外，实现四十年前未了的夙愿，但从哪里入手还是个问题。这时，我恰好得到了哈佛大学英文系的邀请。他们有一个特别的项目，叫做“美国文学——国际展望”，专请美国以外的学者赴美举行讲座。我的题目《美国文学在中国》其实是个“幌子”，我主要是借那次机会讲了一点我对当代中国小说的心得。为了帮助听众的理解，我译了贾平凹的《人极》和张贤亮的《肖尔布拉克》，复印了在会场上散发。会后有听众感叹说，没想到中国现在的小说这么有意思，真应该在美国出版。
　　我受到启发，在取得了原作者的同意后，译了八个短篇，其中包括王蒙、王家达、朱小平、唐栋、贾平凹、张贤亮的作品，凑成了一部《中国西部小说选》，一九八八年在巴兰挺(兰登的一个分公司)出版了。
　　这是我第一次出版中译英的翻译。在中译英这个行当里，我是迟到者，其中很多奥妙我还要慢慢琢磨。譬如说，我拿到校样，发现译文被出版社的编辑删去了不少。而被删去的多是关于中国独特的政治生活的一些描写和语言，出版社编辑可能是从阅读效果出发，怕美国读者不理解。后来发现，我们外文出版社自己翻译出版的当代名作，如《人到中年》等，译文也有简略化的处理，甚至删节。仔细查对，发现被删节的多半是原文有时不够简练，没有留给读者想象的余地，有时是个别地方不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我在澳大利亚时听过当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文系系主任詹纳尔教授关于翻译问题的报告，主要介绍他译《北京人》的经验。张辛欣的《北京人》有不止一个译本，而詹纳尔的译本有大量的剪裁、编辑。我第一次领悟到，我们中国作家的作品，固然必须有中国的特色才能吸引国外的读者，可是另一方面，译品同时也是商品，向国外推荐时也必须考虑到国外读者的阅读心理和接受能力。
　　《中国西部小说选》出版后反映较好，被英国买了版权，改了封面，用《苦水泉》的标题重新出版。我一九八九年到了英国后有人送了我一本，我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后来这本小书又被转译成印尼文，在雅加达出版。这也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一九九○年，我利用业余时间自选自译了一本我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集，除个别名家外，我有意选了当时在国外还不太知名的女作家，如包川、古应、牛震寰、陈瑞晴、胡辛、问彬、陆星儿，标题是《恬静的白色》。当时，除了外文出版社熊猫丛书的《七个中国女作家》之外，美国是很少能看到中国女作家的译作的。《恬静的白色》让美国读者看到了一些新面孔，也算填补了一个小小的空白。
　　我作翻译，纯粹出于兴趣与爱好。一部作品摆在我的面前，我情不自禁地会想到，这句话英文里怎么说?这个腔调、这种气氛怎么表达？比如我译《坚硬的稀粥》也是因为从翻译的角度，这确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单是标题就很麻烦，还不要说通篇那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语调。于是我动手试着翻译，标题就想了好几天。严格说来，也许“粥”译为“congee”最接近原文，西方读者会立刻联想到中国餐馆的“皮蛋瘦肉粥”之类，而我就是要避免这种实感，因为“坚硬的稀粥”不是一个“实”的故事。我最后决定用“porridge”，是觉得它更能表达原作追求的普遍性。至于“坚硬”的译法，我首先排除了“hard”。经过许久跟英文字眼儿的捉迷藏，我抓到了“Stubbom”一词，觉得它可以使这“粥”活起来，于是标题就定为The Stubborn porrige。《坚硬的稀粥》通篇语调的掌握也是个难题。例如，重孙(故事叙述者的儿子)打倒“粥”的歇斯底里叫嚷，还有“姑爷”动员这一家人参加“民主选举”的滑头演说，都是翻译上的难点，令我想到很多年以前看过的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纽约外传》。我采用了不歇气的长句子和有失比例的大字眼儿去表达原文中的夸张、机巧和那股滑稽模仿的傻劲儿。现在回忆起来，可以说《坚硬的稀粥》是到现在为止我翻译出版的几十万字中最吃力的一篇。
　　说来也巧，我的初稿刚完，便有纽约的《巴黎评论》给我打电话，说他们从来没有介绍过中国作家，问我除已经出版的译作以外手头还有没有东西。我说你们早就该介绍中国作家了，就把我刚刚译出的TheStubborn porridge给了他们。因为出版周期慢，这篇东西是一九九二年发表的。
　　《巴黎评论》引起纽约一家出版社的注意，他们提出要出王蒙的短篇小说选，收入《坚硬的稀粥》再配上其他作品，稿子要的很急。显然，他们想在中国文学翻译这个萌芽的市场里试试水。于是我手忙脚乱地确定选题，组织翻译，一九九四年，中外译者通力合作赶译的《坚硬的稀粥及其他》在纽约出版。这次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十来篇选题，从翻译的角度看，可以说处处有暗礁。如《冬天的话题》里，关于沐浴学的词藻撒野似地奔腾于纸页上，简直不可收拾。可是该篇的译者创造性地接受作者的挑战。例如，to bathe，or not to bathe的译文把哈姆莱特式的“活下去，还是不活”变成了“洗澡呢，还是不洗？”译者“小题大作”、捕捉喜剧效果，翻译技巧由此可见一斑。我读别人的翻译，对照自己，总能学到东西。
　　我作翻译，没有理论，就是时时感到语言的挑战。我过去研究十九世纪英国小说，阅读量大，一本小说六百页、上千页都是家常便饭，而一位作家有十几部、几十部小说不稀奇。为写一篇评论要看那么多书，当时觉得是个烦恼。现在弄起了翻译，倒觉得语汇库存量总还有点优势吧。但是真正拿起笔来，这种自信很快就打消了。我深感自己语言老化，难以表达当前新的创作流派的艺术风格。于是学口语，从电视、电影、小说里学，从生活中学。跟朋友们聊天，我常常不顾礼貌，打断人家的话：“等等，等等，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是怎么说的？”赶快拿出随身的小本子来记，要是忘了带本子，就写在手心或手背上。但是，说到底，语言这东西还在于用。我的小本子已攒了好几册，但是我记下的成语、俚语，能随时派上用场的不多。我想唯一有效的学习方法就是接着作翻译，在用中学。
　　据自己有限的中译英的经验，我觉得中译英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要注意。其一涉及中国当代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中的词汇，如“离休”、“退休”、“贫下中农协会”、“劳动锻炼”、“劳改”、“劳教”、“摘帽”、“改正”、“解脱”、“平反”……没有在中国生活经验的外国人很难掌握其中的微妙区别。他们也许觉得没有必要那么“叫真儿”。可是作者若是讽刺某类人纠缠于离休退休的待遇问题，那么弄不清其中的区别就没法译这部作品。再如，“贫下中农协会”、“贫农”等词在当代作品中还是时常出现的，而外国读者一看到“poor”一词就自然地想到“贫穷”、“可怜”，哪里知道一个“贫”字所带来的政治优越与实惠。当然，作为中国人，即令懂得这些词的含义，也还得推敲怎样表达的得体，不至令人感到累赘，乏味，甚至引起误会。在修辞上要注意西方语言的习惯，如“精神污染”译成“spiritual pollution”，西方读者容易联想到三十年代德国对这同一个词的用法。中译英的根本问题当然还是表达问题，怎样把英译文写得像英文，使人读下来像英文，念出来也像英文。这方面，似乎某些外国译者有优势，英语是他们的母语，是他们的活的日常用语。但是若掌握不住原文的风格、语调、气氛(且不论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他们自己的修养)，那么外国译者的优势也不容易发挥出来。
　　我近期所作的最后一个翻译项目是中国当代女作家散文选，英译名借宗璞的一篇散文标题，定为Festival of Flowers(原文是《花期节的纪念》)。原拟只收宗璞、张抗抗等三五位作家，每人十多篇，后来改为现在的样子，入选的作家面更广一些，每人的篇幅、字数都相对少一些。对我来说，《花的节日》又是一个挑战。我当时正在编选《英国散文选》，对散文体所要求的内在统一性有较深的体会。我知道，散文，正因为它短而精的特点，比小说更难译。我一九九○年译女作家的短篇小说选，深感要充分传达出各位作家的不同风格实在很难。这次除难度外，又时间紧迫，我请了一些朋友参加翻译，四十八篇散文由二十八位译者分担，有英、美的汉学家，有国内的翻译家，我自己统了一遍，跟作者、译者商量后作了修订和删节，还趁在国外之便，征求一些外国的文学专家的意见，力求使译文“像英文”。
　　散文难译，Festival of Flowers的译者们对许多难点的处理都给了我启发。就以标题为例，一位朋友把张抗抗的《出售与投资》一文的标题译为AMatter of pride and price，直译回来是“价值与价格问题”，中文看上去并不起眼。但英文里保持了两个词的叠音与对称，再配上那透着一股轻蔑的“a matter of…”，这标题的译法真是巧妙而又不无讽喻地点破了主题，使我深深佩服。这只不过是一例而已。散文难译，而要把散文编成一个集子，就有更多的问题要处理，特别是考虑到中外两种文化心理的差异、两种语言习惯的差异，就必须作若干变通、繁简的处理。除全书篇幅的限制和作家之间字数比例等问题以外，我较多考虑到西方读者的文化心理与阅读习惯，尽量把这一组女作家的散文佳作编译成一个完好的整体献给世界妇女大会和广大的英语读者。
　　Festival of Flowers定稿后，出版又碰到了问题。我想起了在美国时，曾看见《纽约时报》上报道南京的译林出版社出版了英译中国现代文学丛书。我找了“译林”，于是Festival of Flowers一个月内赶在世界妇女大会前夕出版了。虽然我已经出版了多种英文译作，但在国内出版这还是第一次。
　　我对外作了一些中国文学的翻译介绍，主要是出于个人兴趣与爱好。从我的经历，也可以说明，中国文学作品在国外是有影响的，在国际图书市场上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只不过，这是一种长期的投资，要有长远的眼光，这中间大概也有一个“价值与价格的问题”。
　　至于我个人，我还是会沿着自己的路，一个人慢慢腾腾、一点一滴地作下去。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于香港
　　(《花的节日——中国当代妇女散文选》，朱虹主编，译林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七月版，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