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未完成的雕像

　　为鲁迅写传，在晚年的唐弢那里一直是件很不轻松的工作。他为写作而做了详细的资料准备，哪怕是极小的一点细节，往往都要花去大量的时间。查书、求朋友索资料，那认真的态度，是我们这些青年后学所不及的。唐先生不止一次地说过：要写一本真正的鲁迅传，须像曹雪芹写《红楼梦》那样，耐得寒窗之苦。
　　但唐先生一病不起，现存的十一章《鲁迅传》，已成其学术生涯的绝笔。
　　我翻着他的遗稿，总觉得像是唐先生一生中走得最长、用力最苦的一段精神跋涉。关于鲁迅，人们已说得很多了，而史实方面，想有新的突破，恐已很难。到目前为止，在已出版的多部鲁迅传记作品中，真正深刻地把握了鲁迅世界的，还为数太少。唐弢似乎早就感到了这一点。他一直想写出一部充分体现鲁迅精神世界和气质的传记来。凭他对资料的谙熟，对鲁迅有过直接的交往、以及学者兼作家于一身的文化修养等多种条件，他明显地带有一种优势。可惜晚年的唐弢杂事缠身，他的多病与极严谨的治学风格所带来的某种拘谨，使他的愿望成了终身的遗憾。
　　可我依然十分愿意读这部残稿，它确实耐读，文章虽没有浓彩大墨，没有过于感性化的渲染，但这半带考据、半带论述的文体，仿佛他的某些被延长了的“书话”一样，有一种精善秀雅之气。
　　记载鲁迅生活的所有文字中，知堂老人我最为看重，亦觉十分可信。知堂对鲁迅的感悟比较特别，和曹聚仁先生一样，那感情是平静的。他们是把鲁迅当成人而不是“神”来写的。但他俩人由于把视线拉得太近，结果大文化背景下的鲁迅，却未能托出，琐碎与直观太多，反而消解了鲁迅灵魂深处的东西。这缺点，也被五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中期的大陆学者，从另一极端继承下来：理性的东西太多，用结论去印证史实，结果传记往往被“神”的色彩罩住。究其原因，与国人近百年来的认知结构不无关系。“五四”以降，人文主义范畴内的诸种思潮压过了科学主义理性精神。人文主义力主人的自我意识的高扬，其意义重大之极，在今天亦不可低估。但这种以性灵为基点的自由意识，一旦脱离科学实证，往往变成谬种。从泛神主义到崇尚“普罗”文学的创造社某些成员，早期人性精神何等昂扬，但后来却误入歧途。创造社诸人造鲁迅的反，真有点“文革”红卫兵的架式，或可说是六十年代“红卫兵运动”的滥觞也未尝不可。这种思维方式，当然对人的评价会失去公允。近半个世纪对胡适、梁实秋、林语堂诸人的评价的摇摆不定，对鲁迅的忽“神”忽“鬼”的褒贬，都与此有关。价值判断如果只是单值的，那结果必然是精神的变形。试翻一下大陆近五十年诸种鲁迅传记，有许多未摆脱此种窘态。国人对鲁迅的认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曲解了。
　　这状态，一九八五年后发生了实质的变化。王富仁、钱理群、汪晖等人的拨乱反正，在当代学术史上，是值得书写的一段。特别是汪晖对鲁迅精神世界的思考，使许多恪守传统的文人颇感不安。指其为迷失者有之，目其为异端者亦有之。汪晖当然不无缺陷，如对鲁迅反传统与继承传统间关系的考察，对鲁迅作品本体结构的分析，缺少更深厚的功力，但他从精神现象学中对鲁迅心灵的反省，在七十余年的鲁迅研究史中，是独具异彩的。
　　唐弢的晚年，强烈地感受到了来自于自己的学生们的挑战。这种挑战的核心不是别的，乃是知识结构与心理结构受到新思潮的无情撞击。难道以往的思路都错了？难道已经落伍了？从他晚年的许多短文和言论中，我觉察到了这位老人的困顿。
　　他最后一次到鲁迅博物馆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曾有一个较长的发言。那发言的主旨，是谈鲁迅世界的多样性。我记得他反复强调鲁迅个性的“野性”问题和“莱谟斯”精神。在强调此观点时，他是极其郑重的。这实际上表明，他已经接受了八十年代后期学术界的某种观点。这在他那里或许可以说是晚年的一大飞跃。因为，他已经开始力图摆脱旧我的束缚了。
　　这部《鲁迅传》，明显地体现了他精神变化的过程。我从这些精约、严谨的结构和某些颇带思辨性的文字里，感觉到了他那种心灵的骚动。对于一位长期在政治风云变化中走过来的文化老人而言，这样以新的姿态静心而认真的写作，对他的艰辛和磨难，是可想而知的。
　　晚年的唐弢是寂寞的。五十年代的那种带有盲从和理想主义的情调，有些弱化了。他对现代文学诸大家的品评，已开始逐渐脱离旧有的窠臼。在对人生与社会的思考上，他的确染上了鲁迅式的孤独感。他的焦虑一方面表现在对传统文化隋性的失望上，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对自我价值的失落方面上。有个时期，他甚至对要投考自己门下的研究生们的热情表现出一种悲凉感：何苦考我的研究生呢！唐先生尽管难说是否已真正大彻大悟了，但他内心，和鲁迅的那种悲苦，确有相似之处。
　　唐弢的怀疑意识，确乎来自于鲁迅。读《鲁传》，最有魅力的，大概在对鲁迅思想的品评上。鲁迅与尼采的那一章，写得最好。这是我目前看到的关于鲁迅与尼采关系的资料最详，论述最充分的文字。鲁迅在日本期间，是哲学观与艺术观孕育的时期，对这一时期鲁迅的生活和思想，除知堂、许寿裳和几位日本学者的记载、考据外，资料疏理十分困难。但唐先生却钩沉整理得很细。鲁迅的思路怎样从野蛮与文明、物质与精神、群体与个体、个性精神与“立人”意识中，走向改造国民性的道路，这十分重要。抓住了它，可以说就抓住了鲁迅精神的核心的线索。唐先生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将鲁迅早期思想的形成，归结于多元文化的影响，并将进化论和尼采思想看成多元中的主导性因素。应当承认，这是理解鲁迅的最困难的部分。在达尔文、海克尔、赫胥黎、叔本华、斯蒂纳、克尔凯郭尔、尼采那里，鲁迅找到了一种连续性的、一致性的东西，并悟出了一种全新的认知思路。鲁迅还在勃兰兑斯、丹纳等人那里，了解了拜伦、雪莱、雨果、普希金、莱蒙托夫、显克维支、密茨凯维支、裴多菲等。对鲁迅来说，上述诸人最诱人的，是其作品中的生命意志和生命直觉中的反抗意志。所以，当鲁迅接触到尼采时，他主要是被其“重估一切”的激情所征服的。唐弢说：“鲁迅确实是将尼采当作诗人而不是当作哲学家介绍的”。我觉得此语很对。对鲁迅这一代人来说，易接受的是思想性的和理性直觉的东西，而不是西方思辨哲学。像康德、黑格尔，鲁迅几乎没有涉猎过，而诗化哲学家如尼采、柏格森、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却很受青睐。鲁迅对尼采的看法，是受到了勃兰兑斯的影响的，因为勃兰兑斯也是把尼采当成思想型的诗人看待的。尼采当年在致勃兰兑斯的信中也很有趣地写道：“对我们哲学家来说，最大的乐趣莫过于被错认为是艺术家了”。唐弢对上述情况的回顾中，看到了鲁迅思想中的某些诗化的因素，即以意志来自塑人格。意志的东西显然难以跨跃到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层次上，而往往与伦理学密切相关。唐弢引用罗素的话指出：哲学家尼采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并没有什么新的理论创造，他的贡献主要是在伦理学方面，其次因为他是一个敏锐的历史批评家。但在这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上，我却觉得，在对哲学范畴与哲学本体论方面，说尼采没有新的建树或许可以成立，而在认识论上，尼采的意义也是不容低估的。尼采以及柏格森、叔本华等人，其诗化哲学，对认识论是有贡献的。因为他们找到了一种理解世界的新的感知形式。直觉、意志、情欲，在一定程度上亦影响着认知结构。因此我认为，鲁迅思想的形成，与这种建立在生命意志基础上的人文主义诗化哲学，有着重要关系。对鲁迅有引力的不是抽象的精神演绎，而是生命价值论和认识论。在尼采与鲁迅之间，价值论与认识论，被生命的强力意志所缠绕。鲁迅精神的核心东西，没有超出这个哲学范围。
　　但鲁迅并没有真正全面地研究过尼采。《扎拉斯图拉如是说》只是尼采众多作品的一部，鲁迅对此是很熟悉的，但对尼采的精神背景的形成，并无多少认识。唐弢实际上已看到了这一点。鲁迅是把尼采作为一种时代思潮和某种精神自我拯救的象征意绪而接受的。尼采的思维方式与情感逻辑方式，在鲁迅眼里是很被看重的，它对国民的超稳定的心理结构是一种挑战。鲁迅直到后期，在精神个性里依然保留着尼采式的冲动。唐弢很认真地说：“尼采思想不仅仅是尼采思想，同时又是十九世纪末开始出现的磅礴于整个二十世纪前期的新思潮的一个代表，许多著名哲学、文学家身上都有他的影子，而在尼采的头脑里表现得更为集中、更为突出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二十世纪新思潮的传播者，鲁迅后期对尼采虽然有进一步的比较客观的认识，但并没有全盘否定他，在某些方面还有星星点点的思想联系，那就不无原因，而且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
　　承认鲁迅始终有尼采式的野性，承认鲁迅精神宇宙中存在着非理性的东西，这是唐弢晚年鲁迅观的一个明显的发展。我一直猜测，唐先生的这一变化，一方面应归于社会思潮的更迭，而更主要的，乃是他个体的生命体验与鲁迅的某些非理性的东西产生了共鸣。鲁迅作品中的沉郁的悲凉之气，在唐弢晚年是有所表露的。感觉到了未必能真正认识到，唐弢这一代学者，在对心理学、精神现象学的理解上，做得毕竟是有限的。
　　显然，唐本《鲁迅传》的主要特点，并不是表现在认识论的深度和叙述的文学性上的。倘以严格的哲学视角和文学视角来看唐著，或可有挑剔之处。但我觉得，这十一章的遗稿，为当代传记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式。唐弢以杂文家和藏书家闻名于世，他对笔记文学和版本目录学的嗜好，也感染了这部传记。其考据、钩沉、议论、状物的水乳交融的描写，真是漂亮。除了当代一些书话外，还很少有过如此老到、洒脱的文本。唐弢的作品没有随意性的东西，也没有创造性的想像。他绝不勾画资料未提供的内容，一些合情合理的渲染也被省略了。唐弢充分注重史实，从史料以及鲁迅作品、日记、书信提供的线索出发，穷原竟委，殊多考订之笔。我从阅读的开始，就感觉到了这种朴学的风格。中国古代杂记文体与清儒的辨证风格，在这里表现得很巧妙。清儒治学，耻于轻信而笃于深求，音韵、文字、校勘、金石、目录之学，均讲求实证。这对力戒以往的清谈，意义重大。唐弢行文，条理融贯，于博征之中求真义。这种缜密的写作手法，使作品弥漫着“学究味”，甚至带有“匠气”。但这种“学究味”和“匠气”，并未使作品陷入枯燥的境地，反而溢出一种美文的风采。我想，这大概是他的小品心态消解了朴学的生涩吧？唐弢专于考据，亦精于杂感。在诠释之中，常露出鉴赏家的惬意。清幽舒朗的雅兴，疏简清秀的笔致，构成了唐弢作品极特别的文化品味。
　　仔细揣摩《鲁迅传》，我隐隐地感到，唐弢一直在这种小品式杂感心态与理论思考间苦苦挣斗着。停留在随笔的层次上，当然失之于浅，热衷于思辨(当然这不是他的长处)又会显得空。唐弢大概想在其间找到一条通路，既扎实又充满思想性。应当承认，这是位较传统的文人。在他那里，苏联的文艺理论传统根深蒂固。他的大量文章差不多都带有这一特点。这种“前摄抑制”深深地制约着他的晚年写作。例如他对钱钟书作品与茅盾作品的不同看法，对林语堂、梁实秋的评价，仅囿于社会学的领域，偏颇是显而易见的。他太注意文学的社会接受效应了，以至于对艺术的本体结论与人的心理结构缺少应有的注意。但他在对鲁迅的认识过程中，却朦胧地感到了一种复杂的、难以理喻的精神之谜在困扰着自己。他既想通过史实加以推测，又从作品中去搜寻作者心灵隐蔽的东西。可他似乎未能找到通往鲁迅心灵之门的新的路径，旧的认知“范式”限制了他。学术研究中的“失范”，往往会使论证陷入重复，甚至悖论。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大陆鲁迅研究的毛病就出在“范式”的陈旧上。当旧的操作方法被不断使用，认知逻辑仍停留在旧的时空中时，沉浸在传统的“范式”里去穷极对象世界，认识只能成为一种单义的循环。当年《新青年》与林纾之战，鲁迅与甲寅派之战，九十年代的改革派与保守派之战，严格意义上是“范式”之战。旧的认知模式如不被扬弃，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学术研究，埋于死谷是必然的。唐弢在《鲁迅传》中，竭力想使自己的思路摆脱俄苏的模式，看他对罗素哲学与存在主义哲学的思考，我感到是下了大力气的，有些地方确有灼识。但由于在根本的层次上，他的思路尚未跳出旧的模式，使传记未能达到新的高度，这是十分可惜的。在局部上、细节上，在对鲁迅史料的整理上，《鲁迅传》几乎无可挑剔，可在结构上，在宏观的视界里，他少了一种穿透力，少了一种大手笔的气魄。唐弢晚年在学术研究中的焦躁感，或许是与此有关吧。
　　写一部好的传记文学，是很难的。以多病之躯去完成这样大的工程，唐先生深知它的重量。一九八五年五月十六日，在致友人的信中，他曾说：“我正写书稿，进展极慢，也苦无建树，深悔当初孟浪，接受这一任务，否则退居二线后，可以优哉游哉，真是自讨苦吃了”。这确是他真实的心境。是自找苦吃也罢，心有余而力不足也罢，这种知其难而为之的自我挑战意识，对他来说是难能可贵的。读罢他的残稿，掩卷思之，不禁为这位文学老人的永不休止的攀援精神所感动。这与其说是为鲁迅写传，不如说是为自己乃至为自己这一代人的精神史写传。创见与局限、真知与偏见、自信与惶惑，在这里形象地外化出来。实际上，这十一章的传记稿，已表明唐先生已完成了自己这一代人的学术使命，这未完稿的作品，仿佛一尊未完成的雕像，为后来者留下了多少值得续做和重塑的空白！鲁迅研究事业，就是这样一步步地走下去的。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二日于蒲黄榆
　　(《鲁迅传》(未完稿)，唐弢著，载于《鲁迅研究月刊》一九九二年五——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