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匈牙利道路”的启示

　　近些年来，在比较、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热潮中，中国人始终对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抱有强烈的兴趣。在各种报刊杂志上，人们经常可以见到介绍匈牙利的改革及其成就和经验的文章；国家体改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几乎每年都派遣专门的考察团和调查组赴匈访问。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赵紫阳总理在会见匈牙利客人时说：“我们非常重视匈牙利改革的经验。……你们的经验对中国有很大的帮助。”
　　匈牙利是一个很小的欧洲国家，其面积和人口都仅相当于中国的百分之一。“为什么匈牙利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不少人因知道我对匈牙利有一些了解，便这样问我。我在写作《匈牙利道路》一书的过程中，不断地思索这个问题。事实上，并不只是中国对匈牙利感兴趣，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各国都在认真地研究这个国家的体制、它的经验和发展历程。我想，匈牙利引起世人重视的原因也许是，它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为人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匈牙利道路”究竟提供了什么启示呢？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理解，这里谈几点我自己的主要体会。
　　启示一：反思与前瞻——确定正确的方向
　　要走一条正确的道路，首先必须寻找到正确的方向。这就要对已往的经历作彻底的检查和批判，在此基础上对未来作科学的审视和研究。在我看，这就是建立体制的反思和前瞻功能。
　　匈牙利在所谓“拉科西年代”(一九四八一一一九五六年)曾有过惨痛的教训，有过令人心酸的悲剧。臭名昭著的“布达佩斯审判”和举世震惊的“匈牙利事件”都曾在匈牙利人的胸口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一九五七年以卡达尔为首的新的领导执政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让人民、让思想界、也让党自己讨论：为了不使过去的悲剧重演，需要纠正哪些错误的政策和做法，需要在制度上和观念上确立什么样的保证？“痛定思痛”，这话用来形容当时的匈牙利人是非常恰当的。
　　匈牙利的共产党人牢牢记住了这样一个教训：昔日的悲剧，不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性质造成的，而是由于行使权力的错误方法、是由于政治体制起了坏作用；社会紧张和政治错误始于对党内关系准则的破坏和歪曲，如果共产党里不出现专横跋扈、骄傲自满、官僚作风和主观主义，不可能给社会和人民造成如此深重的灾难。他们的结论是：消除错误应当首先从作为政治体制核心的执政党开始。
　　匈牙利理论界在批判旧时代的错误、建立新的目标模式方面起了卓绝的作用。比如，匈最有影响的哲学家卢卡奇指出，斯大林的教条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后果。撇开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经济里的过度集中、社会中的违法行为不说，仅从理论上看，随着斯大林的精神统治得到巩固并凝聚为个人迷信，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的探讨逐渐变成了对“终极真理”的注释和运用，理论家不再创造性地思考，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不再进入书本。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复兴马克思主义，必须彻底否定教条主义。
　　匈牙利人的一个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并不只是抨击过去的年代，也同样严肃地对待现在的问题。比如，匈牙利有许多学者就是这样去对待在外人看来已相当成功的匈牙利的改革的。他们十分重视的一个问题是：各项改革——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等等——是否有一个真正符合社会主义利益和发展要求的哲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基础。他们认为，匈牙利的改革迄今为止依然缺少这样一种理论基础。而这种状况的存在，首先应归咎于某种“健康的实用主义”。当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积累了一些问题时，人们往往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推行改革。然而，改革本身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旦发动和铺开，它就使社会的价值观发生巨大的变化，迫使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新思考各种问题，按照变化了的现实寻找答案。但这时某些政治因素仍想用实用主义代替理论分析(因为理论探讨的结果和变化了的社会主义形象对他们来说是不愉快的)，自觉不自觉地使理论和实践脱节。学者们对此批评道，理论与实践分离，这对共产党来说也是一种悲剧；改革时曾遇到的挫折，某些领导人在思想上的盲目性，理论宣传上的混乱，都与此分不开。并非偶然的是，教条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在攻击改革派时，首先就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的。所以，搞改革必须同时具备改革的政策、改革的运动和改革的理论，三位一体，缺一不可。
　　极为深刻的思考，奠定了极其出色的改革的基础。“匈牙利道路”的正确方向，就是这样逐步确立的。
　　启示二：第三种选择——苏、南之后的新模式
　　“匈牙利道路”的突出特点是，它是当代社会主义体制中继苏联模式、南斯拉夫模式之后形成的又一种新的类型。这是匈牙利比较研究后的选择，是长期摸索、实践的结果。
　　匈牙利认为，苏联模式和南斯拉夫模式是各自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们都曾经起过、并且今天仍在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它们有着匈牙利值得学习的地方，但也有着匈牙利应当避免的缺陷。取长补短，建立起比较适合于匈牙利的新体制，这是努力的方向。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匈牙利实行了一套让宏观计划的有力指导同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相结合的办法，较好地避免了苏联一味追求计划性、南斯拉夫过于偏重市场观的倾向。它取消了国家指令性计划，但保留了中央利用税收、信贷等手段影响企业的权利；它建立了劳务、技术、资金和生产资料市场(尽管仍不完善)，同时树立起政府法令和各种合同的权威性及约束力；它的企业委员会和代表会议，既包括相当数量的工人、职员和知识分子，又有党、团、工会及企业行政部门的代表，使利益的各个层次、各种因素之间构成相互协调和相互制约的关系。
　　又如，在政治体制上，匈牙利既看到了苏联那种过度集中、缺少民主参与机制的弊端，又注意到南斯拉夫过于分散、导致非稳定格局的问题，在权力结构上努力使民主化与相对集中统一起来。在匈牙利，共产党依然是强有力的和唯一的执政党，但工会、农业社联盟、爱国人民阵线和社会舆论在大政方针及各项具体政策的制订上也起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在决策方面，党可以提出建议，政府是行政当局，但国会有权否决政府的任何议案(事实上已有过这种例子)；在意识形态方面，党表明它要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争取对社会的思想领导权，但这种领导权是一种开放的、可供争论的东西，并不妨碍其他观点和流派的存在和发展。
　　上面的例子不一定全面，但它们证明，“匈牙利道路”确实呈现出这么一个趋向：它试图把社会主义制度有史以来已出现的两种主要模式的长处与优点逐步纳入自身，同时尽力克服它们的短处与不足，创造一种新的选择类型。
　　当然，匈牙利人自己也十分清楚，无论从理论上讲或是从经验中看，建立一种崭新的体制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匈著名经济学家、早已为中国经济学界熟悉的科尔耐教授精辟地指出，无论如何不可能只把苏、南模式的长处吸收过来，而一点也不“学到”它们的短处；现实世界不存在这样的“最优化”法则。匈牙利的改革所要创立的，不会是“有利无弊”的模式，而只能是相对而言“利多弊少”的体制。比如，从经济领域看，计划与市场结合的方式并没有使匈牙利不面临某些重大的问题和矛盾：一方面，在改革之后，对于国有制企业来说，横向的市场联系很难超过纵向的部门关系(即国家对企业)的作用力，企业不是在真正的市场中竞争，而是在国家的控制下发展。这不光是一个“改革彻底不彻底”的简单问题，它也反映了国家的难言之隐和企业的素质问题；另一方面，匈牙利经济生活里出现的伦理观与效率观的剧烈冲突和社会各个阶层、各种人对此的不同评价，又表现出取得某种平衡的、理想的结局的难度和限度，说明了中介型构造的特有缺陷与矛盾。
　　匈牙利人不隐瞒问题，更没有在困难面前退缩。他们知道，一个正确的道路，一个比较理想的体制，必然是艰苦求索、反复实践和不断修正的结果。被称作“第三种选择”的“匈牙利道路”，正是这样通过三十年的努力，一步一步地踏出来的。
　　启示三：全方位改革——体制更新的辩证法
　　匈牙利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全方位改革”搞得比较成功的一个国家。我用“全方位改革”这个词，主要表达两层意思：首先，它意味着政治体制的改革与经济体制的改革配套进行；其次，它意味着体制的改革与观念的改革同步展开。在这两方面，“匈牙利道路”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总的看，匈牙利的政治体制的发展伴随着经济体制的变化一道，经历了时期相同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七年，分析和批判前些年的错误、同过去的政治路线及采用的方法划清界线占首要地位。匈党和政府在稳定经济、实行新的农业政策、进行第二次合作化运动、酝酿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力图在同前一个时期进行比较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立场。恢复法制，缓和与教会的关系，采取广泛的联盟政策，重新建立党与群众团体的联系，修改党的文艺政策，加强党内民主生活，……虽然政治结构尚未发生根本改变，但已注入了崭新的内容。
　　第二阶段从一九六八年到七十年代末。经济改革的全面推行，促使人们思考更多的问题和对政治体制作深刻的变革。匈牙利人从这时起开始认识到，揭示利益结构的构成和各种利益关系的作用，解决各种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建立必要的协调与妥协，是使政治体制充分发挥应有作用的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条件。取消指令性计划，扩大企业和合作社的自主权，发展公民的政治自由和舆论的社会影响，改变农业社和集体企业的干部任免方式，加强对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的监督，……体制的政治层面与经济层面一样，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三阶段是八十年代初至今。改革中产生的大量争论和冲突，七十年代中期出现的停滞，暴露出存在的各种问题，证明进一步改革的必要。在酝酿和推行新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如改变工厂租赁方式、建立资金市场、扩大企业的外部环境和竞争能力等等)，对政治体制作了更广泛的改革，比如，在大中型国营企业中实行民主选举领导人的制度，改革议会选举方法，大大加强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作出党的领导人任期制的决定，……政治民主与经济自主的联系更加紧密。
　　体制的变革必须辅之以观念的变革，否则体制的变革就不能深入，这是匈牙利人在改革中总结出的一条极为重要的经验。匈牙利的改革就是在不断破除各种教条中前进的。这方面，匈牙利学者们曾举出过许多例子。比如，以往有这样一个教条，即把党的决议和政府的命令看成是社会利益的体现，似乎执行了党的决议、完成了部里的命令，就是实现了社会利益。实际上，社会利益是许许多多各不相同的、有时协调有时冲突的利益的总和，它不是党的决议或政府各部的命令一下子可以弄清楚或解决的。对于某个具体问题，党和政府可能有不同的想法，工业部门的领导和农业部门的领导可能有不同的要求，国家和企业、企业和工人、工人和工人之间都可能有不同的愿望，强行规定“利益一元化”或“社会一致性”只是暂时掩盖、压抑实际存在的矛盾和冲突，最终只会加剧矛盾和冲突；只有承认“利益多元化”，才有可能使矛盾和冲突转化成发展的动力。再如，过去把工会、妇联、共青团、爱国人民阵线视为共产党的工具或助手，当作“齿轮”和“传送带”，实践证明这种看法是有片面性的，它贬低了群众团体的独立作用，同时也助长了共产党内某些人的自大情绪，所以，应当重新研究它们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调整政治体制各个部门的关系。此外，象政治在各项工作上都应占有优先地位，共产党在各方面都具有全能的和绝对的作用，以及其他一些长期存在于人们观念中的看法，在匈牙利也都有了不同的提法。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匈牙利人似乎特别喜爱歌德的这句格言。他们懂得，社会主义不是空想，也不会只限于现有的式样，只要敢于面对生活，敢于抛弃已被现实证明是错误的或陈旧的东西，就一定可以创造出有活力的、有发展前途的社会主义。
　　除了上面谈的几个方面以外，了解匈牙利情况的人还可能会对匈牙利人的坦率和谦虚抱有深刻印象。关于他们的坦率，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匈牙利的改革引起人们的注目，绝不是偶然的。这不仅仅是由于这一改革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改革，也不单是因为这一改革涉及到经济、社会、政治和思想各个层面，——尽管这两点已足以勾起研究者的极大兴趣——，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一改革把揭露矛盾和提出问题作为每一新的进步的起点和动力源泉，正象我们从现实中见到的那样，匈牙利人不回避冲突，不粉饰太平，他们知道自己在改革中有矛盾、有问题，并且将各种矛盾和问题说出来——即便有压力、有反对意见也不要紧。正是这种带有审视和批判精神的态度，使匈牙利的改革不断取得新的进步。”匈牙利人的谦虚，是世人所公认的。西方记者常常用“静悄悄的改革”、“不事声张的革新”之类的词句描绘匈牙利发生的变化。的确，匈牙利从来不愿意被说成是“典型”或“样板”，在那里甚至很少有人称自己的体制是“匈牙利模式”(我们对这一概念似乎早已习以为常)；他们在谈到自己的改革时总是强调它的局限性和问题的一面，拒绝一切夸大其意义的宣传意图，并且表示希望听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意见。有人说，这是匈牙利在避免触犯“老大哥”的忌讳。我以为，防止给人造成“分庭抗礼”的印象，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在于，它反映了匈牙利人的严谨精神。去年初，匈党报《人民自由报》发表《论社会主义的自我认识》的重要文章，提出：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实践总是以摸索道路为特点的，社会成熟性的特殊标志是社会的主观意识能够自觉地创造历史，即能够将这个社会的矛盾深刻地揭示出来，客观地和准确地找出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在我看来，正是这种认识使匈牙利人在任何时候都保持冷静、谨慎的态度。
　　匈牙利的经验对我们有帮助吗？我深信，每一个真正了解“匈牙利道路”的人，都会做出肯定的答案。
　　一九八六年初秋于京西紫竹院寓所
　　(《匈牙利道路》，王逸舟著，“三个面向”系列丛书之一，即将由东方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