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遗憾的《索引》

　　《中国古籍整理研究论文索引》，作为一部工具书，是令人失望的。
　　据本书凡例，《索引》所收论文取自由清末至一九八三年间一千五百余种报刊杂志，但不附引用报刊目录。八十年间，海内外各种报刊叠相交错，重名与改名现象屡见不鲜。只注刊名，而不作任何说明，不免令检索者茫然。且刊名亦忽此忽彼，并不统一。如第298页并列两条，一作“青鹤”，一作“青鹤杂志”，岂不有是一是二之疑。
　　本书内容多有因人成事，而未能复核原报刊，想来条件所限，不得不从其他目录及索引中转录，此亦不难谅解。但前言中宜予说明。而转抄粗疏，未作必要的体例调整，则难辞仓促从事之咎。如本书许多条目转录自《中国史学论文索引》，原索引一些刊物采用简称，但附有该索引所收杂志一览表，以作对照。本书则只录原书正文，而未将简称复原，甚而凡例中对此也未作任何说明，遂有“史语所集刊”(全称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语历所周刊”(“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文史研究所月刊”(“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等简称赫然入列。第436页“子弟书总目”条下更有“中法汉学研究所”一刊，令人不明所谓。原来此则亦抄自《中国史学论文索引(第二编上册第325页)，原书将刊名排作两行，本书只录其第一行，第二行“图书馆馆刊”不录，遂成阙疑。
　　分类不当，归类不当，及材料缺漏，亦为《索引》之失。以“文学古籍”大类中“词”部为例，内容不足四页，已觉很不完备。而粗略一翻，除去有待复核资料的可疑之处不计，其明显之误已不胜举。如“词籍提要”一则，“三江学报”系“之江学报”之误；“校补《阳春白雪提要》弁言校例”，书名号不可括入“提要”二字；“新见明抄残存六卷本《阳春白雪》”与“新见明抄残存文卷本《阳春白雪》二条重出(第二条将“六”误作“文”)；“毛刻《宋六十家词》勘误序”应作“《毛刻宋六十家词勘误》序”；“《宋词选》释”与“宋人编选的《宋词总集》”皆不应加书名号；欧阳修《忆江南词》的考证及其变迁”，篇名号不应括入“词”字；“《梦窗词》笺释序”应作“《梦窗词笺释》序”；“陆放翁供稿辑存考目”，“供”为“佚”之误；“王云鹏手校四印斋精抄本《清真集》”，“王云鹏”乃“王鹏运”之误；“白石道人歌曲旁谱辨》校法”，“辨校法”三字连用不可点破句；“周邦彦及其《清真词(上)”，有“上”而无“下”，亦一奇——本书所收条目下限既至一九八三年，则八三年年初刊出的此文下篇，不应漏收。
　　即此疏略已甚的寥寥四页中，也还有若干书及作品被误为词籍和词作收入，如“校补阳春白雪提要弁言校刊”与“新见明抄残存六卷本阳春白雪”，所论皆为曲集《阳春白雪》而非词集；第85页收录四篇文章讨论韦庄《秦妇吟》，同页收录“《文馆词林》校记”，皆系误入。第85页收录“《梅宛陵集》校注”，《梅宛陵集》中并无词作；第85页收录《范成大佚文的辑集与系年”，更是明显误收。此外，尚有不少文章属作家介绍或文学评论，并非词籍的研究，收入本书亦属不当。
　　索引第七部分“人物”类，包括综述、整理家、文献家、编纂家、考据家、校勘家、训诂家、注释家、辑佚家、出版家、藏书家、抄书家、目录家、翻译家、著作家、自然科学家和外国人等十七章。分类如此琐细，自难免混淆与交错，加之人物归类间或失据，便令人难以确知所要检索的人物究属某类。如整理家中只有孔子与欧阳修二人；文献家有李充、郑樵、宋敏求、李敏修、鲍廷博五人；编纂家略多，十四人，但《白香词谱》的编者舒梦兰与《南山集》的作者戴名世列名其中，却使人不解；考据家则陈第、戴震、阎若璩、王念孙、焦循、陈宏谋、王鸣盛或数人而已；训访家只颜之推、钱大听、程瑶田、王氏父子、朱起凤六人；注释家为王逸、郑玄、郭璞、裴松之、胡三省、颜元；辑佚家章宗源、马国翰、周永年、鲁迅；出版家唯毛晋一人；目录家亦寥寥。而著作家为最，似无论文、史、哲有著作就算，但细审又挂一漏万，或收或否，不详去取之据。更有甚者，校勘家中第一则竟是介绍唐代女子薛涛的文章，因此文题作“评唐代校书代表作家——薛涛”。“女校书”竟与校勘家同属，几令人疑心这是编者的幽默了。
　　(《中国古籍整理研究论文索引》，东北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辞书编辑室编著，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年十一月版，18.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