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读书》补

　　“秀才识字认半边”，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就这样讲过的。“识词儿”呢？也常常是从词中的一半认起。比如“商榷”一词，在小学、中学学“国文”课的时候从来没有听老师讲过。只是解放以后才在报刊上撞到这个怪文雅的新词眼——不知道这是否说明水深火热的旧社会，人们连生存权都没有保障，也就不会有商榷的雅兴了。对于商榷这个陌生的、至少对于我来说代表着一种学术健康发展的新气象新风尚的词儿，我体认的只是其中的商字。商量、商议、商讨、都是好话，估计商榷也含义差不多。果然，商榷，辞海上解释为“斟酌、商讨”，“商榷古今，间以嘲谑，听者忘疲”。(《北史·崔孝芬传》)“剖判庶士，商榷万俗”。(左思·《吴都赋》)这么说，商榷是一件好事情。即使只是一知半解地翻翻《辞源》、《辞海》读读典故，也觉神清气爽，气度雍容，给人以开阔、自由、诚恳友善而又潇洒纵横的感觉。那么，榷又是怎么回事呢？《辞源》有关条目注曰：“《广雅》曰：商，度也，榷，粗略也。言商度其粗略。”《辞海》的解释则不同。《辞海》说，商榷的“榷”通斠，而斠(作名词用时)是古代量谷物时划平斗斛的用具，或是(作动词用时)校正的意思。反正不论是商量粗略也好，商量校正也好，二者虽有粗细之别，都离不开商量。而商量既普通又必要且可能，谁能遇事遇书遇问题永不与人商量呢？人的一辈子实是商商量量的一辈子，学习的过程实是商量或曰商榷的过程。毛主席有言：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要商量商量。何况学习？学而时商量之、商榷之，不亦悦乎！可惜的是成功的商量商榷的记录还不够多。本来可以通过商榷谈论的课题，不知怎么的一个一个搞成了一面倒的大批判，这几年这么倒，过几年又倒到另一面去了，老是商榷不了。真正的商榷呀，我们想念你！
　　商榷的必要性取决于人类认识真理的复杂性、长期性；生也有涯，知也学也无涯，老祖宗早就叹息过了。认识真理不可能一次完成，也不可能一个人一伙人乃至一代人完成；一人一时的认识往往带有局限性片面性阶段性，往往在追求与获得真理的同时夹杂着谬误；为学而不商榷，怎么行呢？通过商榷可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交流知识、扩充眼界、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商榷不仅对于商榷双方或各方有益，更对于广大公众有益，给公众提供更多的信息和选择的可能。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哪怕是自命智者，也可以与“愚者”商榷而取其一得。何况何者为智，何者为愚，何者为得，何者为失，本身往往也还须要商榷商榷。《读书》杂志一九九一年七月号编者在“编辑室日志”中特别论述商榷之必要性，主编先生并来信称要“响应号召”强调“与王蒙同志商榷之必要”，良有以也。试想一个刊物，如果它的作者们能够商榷来商榷去，从各个侧面各个角度解惑释疑、存真去伪、多样互补、互相启发、互相激励、敢争善辩、言之成理、诸子百家(少于百家也无妨)、齐鸣共放，那编起来有多红火，读起来有多入胜，写起来有多精神，发行起来有多畅快！猴年伊始，祝《读书》大兴商榷之风！
　　为了真正商榷起来而不是说了半天商榷却无人敢于或无人屑于响应，我们不妨研究研究商榷的必要条件：
　　例如，当一个同志想去商榷一下的话，他希望知道应该去找谁去商榷。有时候，发起商榷者既不用真实姓名，也不用稳定的笔名，而标出一个唯恐你不知其为假的谐音化名。一看这样的署名，你便觉得你在光天化日、众目暌暌之下而他身藏迷雾之中，烟幕之下。面对这种化名实为匿名的商榷，人们难免诚惶诚恐，自动“没了脾气”。古代即使上了战场，用青龙偃月刀和丈八蛇矛“商榷”起来了，也还要通个姓名的。按关云长、岳飞诸将的说法，叫做“刀下不存无名之鬼”。今日的同志式的商榷就更要互相负责，对当代与后代读者负责，对真理负责，对历史负责，光明磊落，便于接受监督评判。亮出姓名，读者才好估量你论点是否前后一贯，读者和商榷对手也才知道你男乎女乎，老乎少乎，教授乎诗人乎，专家乎票友乎……好分析你的思路何在，特长特短何在，遇到被认为荒谬绝伦的地方，好知道为何您会荒谬绝伦至此；遇到特别精彩的地方，也好更更深刻贴切地领会您的妙处好处。知人论世，避免误解苛求，避免牛头不对马嘴，也避免挂一漏万，失之交臂，遗珠成恨。双方都亮出来了可以负责的署名，双方也才处于平等的地位。本来嘛，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为真理不怕牺牲，为追求真理、捍卫真理先烈们付出了那么多代价，才赢得了朗朗乾坤，清平世界。如今，追求真理、捍卫真理是最光荣最受尊敬和鼓励的事情，为什么要以保护作者为名对于商榷文字的真正作者讳莫如深呢？对这个问题，我的见解早在一九八五年便在《读书》(一期)杂志上著文讲过了。
　　这就扯到下面一个条件了，即商榷各方总应大致平等。小偷和警察互相难以进行商榷，因为小偷躲避警察，警察要抓小偷，双方都形不成商榷的要求与兴趣。教官和学员多数情况下也很难商榷，因为二者是我教你学，我考你试的关系。当然，有些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也不拒绝以商榷的形式教学；我们也有“教学相长”的说法。教学相长，这就说明，教学过程中，也不排除学生与教师相互商榷的过程。盖老师充满自信是其一，其二则是用商榷的方式授业解惑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考辨别能力，其三是老师无意通过商榷与学生争一日之短长，学生如果某方面胜过了老师，不是更说明老师的巨大成功吗？这里的商榷显然是自信的表现。上级和下级之间的商榷状态也相当微妙，因为有的时候上级确是真诚地希望和下级商量合计，下级应该积极地拾遗补阙，献计献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也有时候工作需要的是服从，是雷厉风行地贯彻执行上级指示，以免贻误战机、变讲效率效益的工作机构为清谈误事的俱乐部。这种时候如果一味商榷，就该干脆炒他的鱿鱼，不可姑息迁就。所以《韩非子》开宗明义，一上来就讲：“……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又说“……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好厉害呀，岂可掉以轻心！拿摩温与包身工，王夫人与晴雯，贾政与贾宝玉都不好商榷。不过这些大约与《读书》杂志提倡的商榷无干。学术商榷之所以不是人们熟悉的政治运动大批判，就在于它不带有那种泰山压顶的威势，不带有那种引蛇出洞的兵法，不做出一种大有来头的样子。即使真的很有来头，如果目的在于商榷以求真理而不在于立即进行行政处理，也还是多摆事实多讲道理为好。早就说过嘛，我们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真理吃饭，而不能装腔做势、借以吓人。这是毛主席讲过的。
　　再说一点似乎是废话的话。商榷最好是真的商榷，最好不要假商榷之名行批倒批臭打翻在地犹踏脚之实。也就是说商榷最好实行“无诈”原则。商榷，特别是标明“同志式”的商榷，不是用兵，不可不厌诈。商榷厌诈。如果假商榷真打翻，一是影响商榷声誉，使人们闻商榷便妄自惊扰，越声明“不要紧张”他就越紧张。他哪里敢领商榷之情，应商榷之请？这当然也就影响了百家争鸣、繁荣学术。吾人提倡商榷久矣，而常常商榷不好，原因可能在此。另一方面这样还影响了真正的对敌斗争，真正的去批倒批臭。批不深，讲不透，使读者迷惑，使对方糊涂，弄不好自己也会模模糊糊起来。再弄得时间长了人们从商榷的含义中再体认不到《辞源》《辞海》上注解的那种优美、善意和潇洒了；人们也体会不到那种对于敌顽分子的声讨批判的威严与力度了；岂不混淆了大是大非的界限？试看伟大的鲁迅，他与反动思潮论战的时候，从来没有含糊过，从来没以商榷之名淡化自己的锋芒过。商榷就是商榷，打倒就是打倒，批臭就是批臭，最好不要掺和。
　　再者，学术性的商榷还是要有一定的常识基础或共识基础。例如讲到诗，我们似乎可以承认诗歌的语言不同于数学、也不同于诉讼状子的语言。诗歌的语言常允许夸张、假代、转意、象征、比喻、联想……例如有人在诗歌里写到“同居”、“私奔”、“只有你最可爱”、“多汁的太阳”等等，写得是否成功有待欣赏评论，完全不欣赏也可以；但总不可闻私奔同居而斥为有伤道德风化；闻最可爱而问：“难道比党比祖国还可爱吗？”也不能追究太阳的湿润度。再如讲到小说，起码我们得知道小说人物并不个个代表作者讲话，我们不宜揪住小说人物特别是小说中的反面人物、被嘲弄人物的话当作者的话批评。我在试验时就碰到过这样的事，把一位老作家的作品中老地主、国民党军官、乌斯曼匪帮的话收到作者的《黑话录》中。遇到这种情况，谁还能与之商榷？
　　商榷，只能商榷那能够商榷的论题。如果离开了论题，离开了供商榷的文本，转而去谈论被商榷者这个人如何如何，去一味地钻研被商榷者的自身，变商榷为给被商榷者做鉴定，那就不是商榷的任务而是有关人事或安全部门的任务了。搞恋爱、选女婿、选友人都不大需要商榷，因为这些事都不需要太客观，都更着重于整体性的直觉好恶，而不过分依赖材料和逻辑。说“我爱你”或者“白白啦您哪”的时候，是不期待商榷的开展的，当然。这活反过来说，就是说，商榷不是搞恋爱也不是择友，不能太主观。
　　说到商榷的这样那样的条件，当然不是不愿意商榷而是渴望真正的商榷。这就像越是喜欢喝酒的人就越是懂得好酒的条件，越是希望喝到好酒而不是伪劣产品。我不但有欲读书的“情结”而且有欲商榷的“情结”。真理是不怕也不拒绝商榷的，怕商榷的不是真理。真理尤其是不会假商榷之名行不得商榷之实的。商榷是通向真理之路，商榷应该具有通向真理的优美品格：真诚，实事求是，光明正大，负责，客观、全面；不带或少带私心杂念，不自傲，不自夸，不苟同，不看风使舵。商榷有商榷应有的学风和文风，装假是装不出来的。随着学术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商榷之风一定能够大大发扬。我对真正的商榷充满渴望，充满信心。我对健康的学术文明充满渴望，充满信心。无数的经验教训已经告诉我们，商榷比不商榷、假商榷要好得多，要经得住考验得多。相信真诚的商榷吧，在商榷中，我们失去的是偏见与阴暗，我们接近的是光明的真理。当然商榷并非万能，也许商榷了半天还是没有让大家都得到真理；但是，拒绝商榷就会离真理更远。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商榷的信心就是对于真理的信心。对不对呢？
　　由于《读书》编者谈到了他们刊物上“商榷”的种种特色，引发出一连串感想，爰为《<读书>补》。所述并非宏论，“补”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