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港台和海外学者的中西比较文学研究

　　近十多年来，港台和海外学者比较注意中西比较文学的研究，出版了一些专著。了解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对于我们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无疑是有用处的。
　　台湾从一九六七年开始，在一些大学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继而设立了博士班，创办了《淡江评论》、《中外文学》等侧重比较文学的学术杂志。香港大学更早一些，从一九六四年起就开设了比较文学学科，办了专门的研究所。后来连偏重中文的香港中文大学，也于一九七五年成立了比较文学与翻译中心，并出版《译丛》(英文)杂志。港台的大学经常邀请西方学者讲学，聘请欧美的比较文学家当客座教授，还先后举办过多次国际性的比较文学学术会议，并且自己也逐渐培养出一批研究力量。从事这种研究的港台和海外学者，大部分都是曾留学欧美，或者原来是专攻西洋文学的，一开始，他们有些人着重做一些“移中就西”的工作，停留于寻找两个不同作品相似点的“共相研究”。如将屈原与华兹华斯比较，因为两者都醉心自然而断言两者均为浪漫主义。还有的把西方文学现象作为共同的现成的“模子”，用来套中国文学，如在中国古典诗(如李贺的诗)中寻找西方文艺复兴后出现的反古典主义的“巴洛克”形态。当时，一些“国学”底子比较厚的老一辈学者，对这一学科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甚至大加批评指斥。
　　一九七五年八月在台湾举行的第二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上，美国学者叶维廉提交了一篇《东西文学中模子的应用》的论文，认为中西的文学思维方式有很大不同，不能简单地寻求一个共同的“模子”，必须充分了解各自不同点，因为这不同点往往更能反映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特征。香港学者袁鹤翔更明确反对那种为比较而比较的研究方法，他认为只有审慎地找到中西文学“可比性”，才有比的意义。比较不能只作“类同”研究，也要对因环境、时代、民族习惯、种族文化等因素引起的不同文学思维和表达方式做研究。经过实践和讨论，他们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比较研究是有利于开扩视野、增进中西文学的互相了解并加深对各自的了解的。西方比较文学界长期忽视中国文学潜在的价值，开展中西比较文学研究可以纠正这种缺失。他们又认为，中国文学必须以现代的眼光，结合传统治学精神而采取现代多学科方法，去重加界定或阐释。从世界文学的脉络里，用现代的方法理论去重点研究中国文学，找出特具“民族性”的东西加以发扬，反过来又以这种研究的结果去验证、调整各种现代方法理论，从而充实、丰富世界文学。他们把这看作是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特色和方向，并力图在这一点上建立起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这十多年来，港台和海外学者做了一些工作。
　　先是翻译介绍西方的各种比较文学理论。如早期法国学派梵提根(P.van Tieghem)的《比较文学论》、韦勒克(R.Wellek)与华伦(A.Warren)的《文学论》。《淡江评论》等刊物也经常用英文发表西方新的比较文学论文。在港台任教的美国学者李达三(John J.Deeney)专门为中国学者编了一本《比较文学书目选注》，列有中外书目三千五百多项，对主要的书目加以简要的内容说明，其中包括四百八十项有关东西文学关系的论著。另外，还有一些港台学者编纂出版了比较文学各种专题分类书目索引(如翻译理论、诗歌比较研究等等)和比较文学小辞典之类书籍。李达三还写了一本《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原用英文写成，有中译本)，介绍世界主要国家比较文学发展概况，各学派的不同倾向、特点，以及比较文学的一些基本观念、方法等，是一本比较普及的入门书。
　　此外，他们还用很大功夫去介绍西方流行的各种文学批评理论与方法。如叔本华、尼采、佛洛依德、容格、佛洛姆、铃木大拙、萨特等的著作，以及西方新近出版的一些文艺批评论著，都经常翻译出版。
　　有些学者还直接用西方各种批评方法，对中国文学作多种角度评论的尝试。如侯健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缪文杰的《试用原始类型的文学批评方法论唐边塞诗》、黄美序的《<红楼梦>的世界性神话》等文，就用神话原型方法解释作品，探究创作过程中作者的下意识活动，全面考察创作心理。颜元叔的《薛仁贵与薛丁山》、侯健的《<野叟曝言>的变态心理》、吕兴昌的《<水浒传>初探——从性与权力的观点论宋江》等文，使用心理学批评方法，对作品人物形象和心理描写作“深层分析”。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分析》等文，则用结构主义方法，对作品的母题、形象、情节等作宏观的系列分析。美国学者杨牧的《说鸟》、黄庆萱的《<西游记>的象征世界》、新加坡学者王润华的《深一层看潜伏在<围城>里的象征》等文，则尝试了象征批评方法，努力追溯作品的各种经验意象及其相关的象征含义。还有的将现代语言科学和美学结合分析作品，如叶维廉的《中国古典诗与英美现代诗》、梅祖麟、高友工的《分析杜甫的<秋兴>》。有的用西方各种悲剧理论去评价作品，如美国学者张炳祥的《<窦娥冤>是悲剧论》、姚一韦的《元杂剧中悲剧观初探》、陈祖文的《<哈姆雷特>和<蝴蝶梦>》、古添洪的《喜剧：杨氏女杀狗劝夫》、陈炳良的《<离骚>的悲剧主题》等等。
　　港台和海外学者从事中西比较文学研究，其途径大体上也可以按西方一般比较学者习惯，分为本科范围和非本科范围。本科范围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影响研究，着重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或作品之间的关系或渊源。这类文章很多，约占在港台发表的有关比较文学论文的三分之一。如翱翱(张振翱)的《抒情诗的近代传统》，探讨中国现代诗发展，论及胡适、冯至、闻一多、何其芳等人诗作所受外来影响。美国学者夏志清的《新小说的提倡者：严复与梁启超》，追溯了英国和日本的政治小说对中国晚清政治小说的直接影响。于漪的《浅论中西戏剧传统之交融》，对十八世纪以来中西戏剧传统交流作了全面的鸟瞰，提供了较多背景材料。钟玲的《寒山诗的流传》，探讨了唐代寒山子的作品在二十世纪美国风行的种种原因。此外，如南朝鲜学者金奎泰的《中国文学对韩国文学的影响》、覃子豪的《论象征诗与中国新诗》、梁容若的《中国文化东渐研究》、徐一云的《美国现代诗中的东方情调》，郑树森的《俳句、中国诗与庞德》、卢元骏的《我国俗文学与印度文学之关系》、刘绍铭的《曹禺论》等，都是海外较有影响的著作。
　　二是与影响研究有关的翻译问题研究，这种文章不多，周兆祥的《汉译哈姆雷特研究》和《莎剧翻译是怎么一回事》有代表性。在后一文中，作者列举许多莎士比亚剧作的中译本为例子，说明人类传意过程以及翻译的本质和限制，进而解释为什么莎剧饮誉西方几百年，而搬上中国舞台却不易受到欢迎。
　　三是类型学研究。所谓类型，或指文学样式，如史诗、悲剧、长篇小说等，或指文学思潮、技巧及各种文学现象，如现实主义、象征手法、作品结构等。通过考察某种文学类型在不同的文学体系中的表现，加深对彼此文学特色的了解。如叶维廉的《中英山水美感意识的形成》，比较了两国文学所体现在山水美感意识上的差异。张汉良的《关汉卿的窦娥冤：一个通俗剧》等文，则分析了关剧与西方悲剧在同一文类上的不同美学观念及处理方式。浦安迪的《谈中国长篇小说的结构问题》，用结构主义方法比较了中西长篇小说不同的体制，认为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模型基于传统的哲学上的五行观念，呈现“二元补衬”、“多项周旋”等基本样式。
　　四是主题学研究。这也是数量较多的一种。很多论文采取平行比较方法，考察了没有关系的两种体系文学，其作品中也常有某些类似主题或“母题”，而这类似主题或“母题”的处理方式又呈现种种异同现象。如前文提到的颜元叔的《薛仁贵与薛丁山》，就用心理分析方法分析了这些民间故事和小说中关于父子冲突的潜在主题，认为与西方文学中经常描写的“伊底帕斯情结”(弑父娶母)的主题，有其相通之处，不过由于中西方文化道德传统不同，呈现迥然不同的表现方式。华谷月(胡菊人)的《人生八苦，等待唯空》，则从西方著名的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中，发现了类似我国佛家和道家出世思想的主题。陈鹏翔的《中西文学里的火神研究》、乐蘅军的《中西神话中悲剧英雄的造像》，也发现中国文学和神话中出现过与西方普罗米修斯近似的形象和主题。有些海外学者建议对中国古代文学作“拟主题”研究，即从大量作品中综合出一些基本的主题(李达三在他的《文学与思想史》中初步列举了二十八项基本主题，如仁、命、道、人欲、情、爱、气、史等)，这也是一种服务于主题学研究的工作。
　　五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研究，这也可以划为类型学研究范畴。港台和海外学者非常重视这一方面。香港青年学者黄维樑的专著《中国诗学纵横论》，对诗学史上各种重要的基本概念、术语和批评手法，作了“纵”的历史透视，又将中西方在同一问题上的不同观念或批评方法，作了“横”的比较，从而认为中国诗话词话多是“摘句式”、“印象式”的批评。他提出要对诸如“风韵”、“风骨”、“情致”、“神理”等种种含糊不清的概念加以整理，用比较通行的一些概念来概括、代替，认为传统的文学批评有浓厚的禅宗色彩，欠缺明义，研究古典文学，要尽可能接纳西方现代批评方法。刘若愚在他的《中国人的文学观念》一书中，也撷取中国各种传统的文学批评观念与西方批评传统作比较，着重从理论而非实践的层次予以探讨，企图显示何种批评观念具有普遍性，何种观念仅限于某种文化传统，何种规律为所有文学所共有，何种特色仅限于某种语文写作的文学，或仅限于某种文化背景下的作品。
　　第二大类是非本科范围研究，主要考察文学本身之外的其他关系，如文学与自然科学关系、文学与社会科学关系、文学与其他艺术部类的关系，等等。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它对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如科学幻想作品、某些推理小说等，其内容乃至形式都与自然科学直接有关，已有人在着手研究。而某些自然科学成果已经直接用于文学研究本身，如有些人用电子计算机研究《红楼梦》，企图通过对作品中词汇、句式等作综合统计分析，以确定该书后四十回到底出自何人之手。还有人通过计算分析诗歌中大量反复出现的词句、意象，以测定诗人的风格等。这些都已经引起中西比较文学学者的注意。
　　社会科学和文学有更密切的关系。如有一种“读者学”，专门研究一定时期的某种社会风气、大众兴趣、出版事业等对创作的影响。又如，有人运用心理学、民俗学、人类学等成果，考察所谓传统民族心理或“集体潜意识”如何左右创作过程。特别是运用精神分析学说，研究某个作家艺术气质的形成及其在创作中的体现，是“热门”的方法。
　　许多学者从多种社会科学的角度出发，来比较中西文学传统，发现西方是与希腊、罗马、希伯来及基督教一脉相承的文化，而中国是以儒、道、佛为文化背景，这决定了不同的文学和善美传统观念。叶维廉的《中国古典和英美诗中山水美感意识的演变》和《无言独化：道家美学论要》就是这种研究成果。在后一篇文章里，他指出道家哲学如何影响渗透中国民族心理，从而又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传统美学观念。认为中国这种传统美学观念，大体上是要以自然现象未受理念歪曲地涌现的方式去接受、感应和表现自然，所谓求自然得天趣，一直是中国文学艺术的最高美学理想；并和现代西方有代表性的象征主义美学观念作比较，认为两者基本观念上很不同，进而分析其不同的文化背景、社会心理乃至语言特点。
　　至于文学与别的艺术部类的关系，也进入比较学者的研究视野。如温任平的《电影技巧在中国现代诗里的运用》，就考察了电影中蒙太奇等方法是如何被某些现代诗人所接受的。还有的文章探索了绘画等造型艺术与现代文学发展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