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以此文献给何兆武教授
哲学家杰出深刻如康德讨论社会政治问题时，其通过推理而达到的洞察力常常是惊人的。但是哲学家的严谨难免限制他的影响范围。如果说康德的文风和思维方式是相当典型的德国式，那么同他这种风格正好相反的则应该是他同时代的典型的英语论文。的确，那种以原生的经验主义(empiricism)为血脉、以所谓的“常识”(common sense)或趣味(taste)为旨趣、以功利为理性的地道英国式思维和表述方式所能达到的深刻程度，常常并不逊色于德国式的玄思(speculation)。在精微方面，前者往往见胜，而在专业学者圈以外的广泛接受力方面，后者显然要居于上风了。比如在讨论同一个大问题时——即启蒙作为运动和作为思想，英国的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比起康德来显然无论文风上还是在思想上都有他极为独到的地方。他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法国革命沉思录》(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问世(一七九○)的二百多年来，其一直不减褪的现实意义应该说是它深刻程度的最好证据。例如他书中下面这段话不仅可以被看作是他对康德在其《何为启蒙》中给启蒙所下定义的反驳(柏克并没有读过康德)，而且可说是他对他自己的思维方式、他的文风、他的哲学、政治主张的精彩描述：
您瞧，先生，在这个启蒙了的时代里我要斗胆坦承：我们一般而言是些具有不经教训、天然自来情感的人(men of untaughtfeelings)；我们不是要抛弃一切旧的成见，而是正因为它们是成见才珍爱它们；它们留传越久，被接受得越广泛，我们就越珍爱它们。我们害怕让人们靠每个人的那点理性的私股过活和贸易；因为我们担心这种私股在每个人那里很小，个人要是能获得万国和世代积累的普遍银行和资本才能过得更好。我国许多思辨之士不是摧毁一般的成见，而是运用他们的明智去发现潜在于它们之中的智慧。如果他们找到的话(他们很少找不到)，他们认为保持这种含有理性的成见比抛弃成见的外衣、只剩下赤裸裸的理性是更明智的；因为含有理性的成见能给予理性以行动的动机和令它持久的人情。成见在紧急时刻应手可用；它事先将思想置于智慧和美德的坚定不移的熟途中不会使思想在需要决策时犹豫不决、优柔寡断，怀疑和迷惑。成见使一个人的品德成为他的习惯；而不是一系列彼此不相联的行为。通过公正的成见，他的义务成为他天性的一部分。(84页)
柏克的书原本是针对正在发生的法国大革命发表的观察与感想。他这段话中所说的成见主要是指政治与社会方面的成见，尤其是拥护君主制的“成见”。在这本书信体的小册子中，柏克以大量的篇幅通过列举历史事实(有些现在看来并不正确)的细节和不厌其烦的法理依据来从宪法上反驳他本国倡导共和制的人，并同时为整个欧洲的君主制辩护。在柏克看来，最终得出共和、平等、绝对民主等结论的推理和理性是“剥去了一切相关因素(relations)”“赤裸裸的”“抽象形而上学”。(6页)这里被剥去的“相关因素”，从柏克整体思想上看就是人情。所以君主制的存在必要性并不具备什么理由(reasons)，而是出于人们的成见；之所以是成见是因为它浸透着人情，而这种成见中的“合理”成分在于它在效果上符合功利、方便这些唯一应该用来评判一种政治制度优劣的标准。法国革命家们高歌入云的大写的自由、平等等抽象原则由于被剥去了人情，其结果往往是为了抽象的字眼儿砍掉具体的人头。本来是出于人道精神的自由等主张到头来却为恐怖专政张目了。后来饱经革命带来的灾难、自己被罗伯斯庇尔送上断头台的罗兰夫人(Madame Roland de la Platière)的临终名言：“自由！多少不义借汝之名而行！”实在不是虚发，但这是事后的沉痛语，而柏克在《沉思》中说的却是出自先见之明。
《沉思》写于一七八九年末，那时波澜壮阔的大革命只不过甫露端倪，弑君、内战、恐怖专制、饥馑、拿破仑独裁与战争都是后来的事。但柏克一方面通过发表他“本拟为私人的通信”以期于时局有所影响，另一方面又直觉到法兰西的命运“大概不免要……经历‘千千万万种未经尝试过的事物’，在其所有的轮回过程中将由火与血来净化。”(244页)
比起任何其它革命来，法国大革命可以最恰当地被称作启蒙运动的嫡子。革命中那些最活跃的领导人无不是卢梭(J.－J.Rouseau)、爱尔维修(C.－A.Helvétius)等启蒙哲学家学说的狂热信徒。例如那个曾把路易十六、罗兰夫人以及丹东(Danton)等许多人送上断头台、后来自己亦不免被更激进的人请入瓮的革命家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他为法兰西共和国所设定的“理性的宗教”就是启蒙运动的泛神主义的逻辑发展。在这种宗教中，罗伯斯庇尔将“最高的存在”(l’
tre suprême)取代了传统基督教中的神(见其于一七九四年五月七日[共和历花月十八日]从公安委员会[le Comité de salut publique]的名义提出的报告。见罗伯斯庇尔《谈话与报告集》375页)，并以斯宾诺沙(Spinoza)式的几何学方式(more geometrico)从中推出了取消君主制、实行共和等结论。这种被柏克称为“剥去了一切相关因素”的这种“赤裸的形而上学抽象”，事实上是一种意识形态。而如果我们把意识形态定义为以科学和真理为外衣提倡和实施的某种特定利益集团的一套主张，那么法国革命为自己制造的理论依据就是历史上第一个名符其实的意识形态体系。正是法国革命的这种意识形态性使柏克直觉地嗅出它同历史上以往任何革命都有根本的区别。“将所有的情况都考虑在内”，柏克在他那本小册子开头的地方写道，“法国革命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所发生过的最令人震惊的事件。”(8页)
革命就其定义而言是一种当在宪法和法律所允许的操作空间被认为不足以化解某种危机时被迫超越于宪法和法律之外的集体暴力活动。传统的革命，即没有意识形态作为背景的革命，一般目的在于解决某些具体的困难，例如捐税过重，政府或统治者随意没收、侵犯私人财产等等。柏克所同情和支持的北美革命就属于这一类。这种革命的具体的和有限的目的一旦达到，革命的领导人便马上着手恢复秩序和法制。被革掉的或者是不遵守社会契约(即宪法、法律等)的某些统治者个人，或者是某种特殊利益集团出于纯粹自私动机而强加给社会其他成员的剥削压迫性质的法律与制度。这样的革命一完成，新政权或新体制并不设想要完全改变人类的存在方式，而是要继续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只是通过革命，将原来不公正的变得更公正了。出于意识形态动机而来的革命就不一样了，因为这种革命追求理念的纯粹性。而既然现实永远不是十全十美的，这种革命便成了不断的、持续的革命。既然任何革命都要利用非法的暴力，不断的革命其代价就常常是灾难性的。
柏克对这种以启蒙思想为意识形态的革命十分恐惧，因为他直觉到它的毁灭性。这种革命的意识形态同一切人类传统决裂的倾向在柏克看来是它最谬误也是最危险的一部分。柏克对自洛克以来西方的社会契约论有一层更深刻的理解。在他看来，社会契约并不仅是当下社会成员间的契约，它也是不同代人之间的永远不能解散的契约：
国家不应被看作只不过是胡椒、咖啡、织布、烟草等这类低等生意中合伙关系的协定；可以为一时的利益而订立、随参与的各方之意而解散。人们必须带着尊崇来看待它；因它不是一种只涉及从属于一般动物性生存的那些事物的合伙关系，这些事物总是暂时的、可灭的。它是所有科学、所有艺术、所有品德与完善中的合伙关系。由于这种合伙关系的目的几代人都不可能达到，它便成了不单单是生者之间的伙伴关系，而且也是生者、死者乃至尚未出生者之间的伙伴关系。(93页)
柏克这种扩大了的社会契约论实际上是对启蒙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反动。而以当时全欧洲的情况看，由一个英国人提出这种见解是再自然不过了。比起任何其他欧洲国家来，英国的典章制度自中世纪封建以来保持得最有司法连续性。这种连续性至少可以追溯到一二一五年制订的《大宪章》。它经由一六二八年平民院制订的著名的《权利请愿书》等宪法性文件一直延续到柏克的时代——也延续到二十世纪末的今天。所以柏克声称英国的种种自由权利(liberties)是有“族谱”的(pedigree)。(29页)典章制度的沿续性最根本地体现在继承(inheri－tage)这个概念上。在柏克看来，“通过我们的家庭将我们的财产持久化的权力是财产所具有的最有价值和最有意思的方面之一。这种持久化最有利于将社会本身持久化。”(49页)世袭的财产当然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世袭的阶级，也就是将财产与家族相结合的贵族。而作为贵族最高首脑的君王在其权力受到相应的法律制约时便是人民的自由权利族谱的最稳定的看护人。不仅于此，君主制这种从人情和常识生发的制度是柏克所谓的欧洲文明的两个基本精神之一的根本。这种精神就是绅士精神，而法国革命将从根本上毁灭这一精神：
我们将永远、永远不再会看到对地位与异性[即“优雅的性别”(the fair sex)——妇女。引者注]慷慨的效忠，骄傲的服从，有尊严的驯顺，以及那种即使在奴役之中也依然保持的高扬的自由精神中所体现的心悦诚服。(73页)
同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主义不同，这种精神把见解(opinion)与情感(sentiment)结合起来，是“合理的成见”。在柏克看来，“是这种意见将君主融合于他的同伴，把私人抬举到与君王为伍。它不用暴力、没有反抗地降服骄傲与权力的暴烈；它使君主元首情愿就范于社会舆论之软轭，迫使权威服从于优雅，并让法律的主导者受习俗的约束。”(74页)而一七八九年十月六日路易十六的蒙尘在柏克看来代表了这场革命最无耻最下流的方面。人性中所固有的温情的面纱被粗暴地扯去撕碎，只留下赤裸裸的所谓理性。在这种赤裸的理性面前，“一位君主就只不过是一个男人，一位王后不过是个妇人；而妇人不过是个动物，而动物则不是最高级的存在……谋杀国王或王后或主教或父亲就只不过是一般的杀人。”(74页)柏克把这种理性称作“野蛮的哲学”，它产生于冷酷的心肠和混沌的理解力，它缺乏一切趣味和优雅。在这种哲学里法律只凭恐吓来维持，在这所哲学院里，你走到每条路的尽头都只见到一架架断头台。
除了革命所必然引起的无节制的暴力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苦难，柏克敏感地看出法国革命所倡导的依据与原则并非是可以兑现可以验证的真理。革命为了自身的缘故用以煽动大众的许诺和理由不过是一种新的神话。因此柏克强调“现实与实在的权利”(real right)而不是抽象的、大写的自由(Freedom)；而对于法国革命三原则的第二款，柏克尖锐地指出：“那些试图扯平的人们，从来不能实现平等。”(46页)而革命的这种披着理性外衣的神话更恶劣的后果则在于当革命推翻了旧政权(ancien régime)之后，由于必然地无法兑现它一度许诺的披着理性外衣的神话，便只得用专制来限制与节定它的逻辑。(218页)也就是说，一旦人民按照革命的原则行事，新的政权为了限制革命原则必然含有的无秩序倾向以维持自身的稳定，必然不得不用暴力来镇压采纳了革命原则的大众。因此革命无法像它一度许诺的那样解放大众。但是由于它用以理性外衣出现的新神话捣毁了旧的含有理性的成见或神话，它所建立起来的新政权便不再具有旧政权那样的为历史所赋予的“天然情感”与合法性，因而不得不依赖于赤裸裸的恐吓与暴力。
柏克在揭露披着理性外衣的“神话”(即意识形态)的时候，并不掩饰他复活和保存旧神话的主张。二十世纪以来人们对柏克一再表现出的兴趣也许更多地基于他对启蒙运动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而不是同情他对旧神话的怀旧感。在我看来这是当代人对柏克理解与解释上的缺陷。如果现代化主要意味着理性与技术对社会的统治不断增大的话，行将消失的并非都是从对人类的价值上讲应该消失的。况且以现代化为名目的并不总是理性的。在我看来，柏克所谓的带有“令人愉悦的幻觉”的世界好比是旧式的房子，如果引进现代化的热水管道和抽水马桶甚至暖气空调都属应行之列的话，这种安装了现代设备的真砖真瓦、画梁雕牖的旧房子远比钢筋水泥预制板拼制的高楼来得人道，因为保存这种积累了人们千百年来常识与智慧的旧房不啻是保存了我们作为人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
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Everyman’sLibrary，1955；ch.Ve11ay 编 Discourset Rapports，Paris： Char－pentier et Fasque11e，1908.译文是引者的。
一九九五年一月康州纽海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