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选择的进步

　　一批新的命题、新的论证、新的概念、新的作者以至新的刊物争先恐后地倾入了评论界。一时之间，评论一反沉寂萧条的常态而人声鼎沸。这些理论现象所激起的波澜正四面八方扩散而去，从而在评论界的许多领域构成了踊跃待发的状态。这一切在总体上汇成了评论界生气勃勃的一幕。这些理论现象的发生记录了评论界的巨大进步。不过，倘若对评论家的思维步履略加辨别，那么，这种进步可以具体呈示为两种不同的形态。一方面，一些评论家致力于对理论史上某些久久悬而未决的问题提出新的答案，良好的思维环境使他们有可能拆除种种禁忌而从各方面重新勘察以往的疑难之处。一批公认的难题正逐渐地被征服。另一方面，评论的进步还由于不少评论家的理论兴趣指向发生了转移。他们对评论的探讨目标作出了新的选择。这使一批命题、论证、概念乃至作者纷纷向着不同方向拥去。
　　如果能够在一些旷日持久的评论攻坚战中斩关夺隘，这种胜利无疑将引人瞩目。人们在文学实践中所遇到的种种困惑常常在评论领域堆积成一座座理论堡垒。它们蛮横地阻拦了人们对文学作出更为深入的了解，从而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向评论家的智慧、胆魄、见识、勇气发出傲慢的挑战。这种状况自然而然地使这些理论堡垒成为吸引评论家注意力的漩涡。一旦可能发起新的思维攻势，评论家总是跃跃欲试地对这些理论堡垒再度冲击。由于这种冲击中往往也凝聚着诸多评论同仁的宿愿和期望，因此，他们的成功也将迅速地为人们所接收，所采纳。于是，往昔的理论堡垒后退为人们所占据的已知阵地，评论的认识能力因此得到一次升华和扩展。譬如，在“积淀”的意义上理解形式的“意味”，就性格因素的组合探索人物纵深，这些探讨显而易见地标示了评论界理论阵脚正扎扎实实地前移。
　　相形之下，另一种形态的评论进步则隐而不彰。一些评论家从那些有声有色乃至不无悲壮的理论战役中脱身而出，奔赴新的探讨目标。于是，一些新的理论战场开辟了。这是必然的。历史的进程不仅解放了人们对于特定问题的思维方式，而且还在总体上解放了人们的理论视野。评论家的思维领域不再仅仅只存在一些遗留下来的“中心”问题。登上了时代所提供的新的瞭望台，人们不但对以往的各种问题有了不同的认识和理解角度，同时还在一个更辽阔的背景下面重新确定诸多问题所处的位置、相互之间的关系、比例，进而将一些以往视力所不及的问题收入视野——这导致了新的探讨目标选择。
　　历史与文学的局势已经刻不容缓地促使文学批评反思自身。“哨兵”抑或“园丁”？——评论界重新提到这两个概念，并且从中寻找自己的形象。显然，这并非迂腐地从语义学的角度精细区分这两个褒义词，而是考虑到这两个概念在以往的文学批评中所担负的实际涵义——有人甚至因此激愤地将“哨兵”改为“宪兵”。毫不奇怪，经验与教训使许多人倾向于“园丁”论。这无疑代表了评论界的善良愿望。批评家对刚刚走出萧杀隆冬的文学界报以温存的抚慰，他们将尽可能地保护着从一片荒芜中抽出的文学嫩芽。可是，在远离“哨兵”与“园丁”分歧的地方，逐渐赫然崛起了一批新的命题：批评即选择；评论自由；我所评论的就是我，等等。这些命题的出现极大地扩展了文学批评反思自身的范围与深度。批评对于文学的把握是一种带有很大主动性的意义重建，杰出的文学作品往往只是为人们的精神开启了一扇世界之窗。人们将在作品的提示之下重新观照周围的一切，而对于这种提示的领悟将由于不同的接受主体而难以绝对一致。一个事实从作家与接受者之间的距离中被发掘出来：作家所创造的文学作品在接受过程中并非一个绝对固定的存在物。相反，文学作品中时常容涵着许多空白与未定点，它们将在不同的情感介入再创造中诞生不同的涵义。因此，接受的差异由于不同的批评家而不可避免。况且，既然批评家更多的是借助作品的讲坛从而向世界作出自己的演说。那么，这种差异也无须避免。批评家有权利在批评实践中注入主体的个性特征，有权利使用自己的模式、范畴与尺度。一千个批评家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种不无夸张的形容决非嘲笑文学批评的口实，相反，这种精神现象的丰富多采是文学与批评的共同荣誉。当然，这批命题的确立并非就此毫无疑义地规定了文学批评的特征。相反，它将使一系列新的问题从地平线上冒出来：深刻的片面，伟大的偏见，创造性的误解——这些理论现象在文学批评中的价值如何？假如这些背悖了作家的意图呢？批评的科学性呢？批评的责任呢？批评判断的客观意义呢？这些问题好象一些路标指示着人们的继续探讨的途径。于是，新的探讨目标选择使文学批评不再仅仅辗转于“哨兵”与“园丁”之间，而是获得了远为深广的意义。
　　不同的探讨目标选择不仅显示了批评家富于整体地把握文学现象，而且还体现了评论的敏感和弹性。在处理纷至沓来的文学现象时，评论家事先总是有意无意地受到了一定理论范式的支配。范式乃是理论由以设立探讨目标、解决方式以及断定其价值的依据。尽管特定评论家的个人精力最终只能围绕于某个分支，但是他总是事先对自己的探讨所涉及的范围与地带作过大致的估计和测量。评论家将确定一批属于这个范式所观察的疑难问题，并且判别这些问题各不相同的意义和份量。在社会历史批评流派的理论范式中，文学与现实的环境关系被视为探讨的核心所在，从而决定其它一系列问题的位置；在心理学的批评流派的理论范式中，文学与心理的关系在众多因素中得到空前的强调；同样，在接受美学的理论范式中，读者的意义被普遍地重视了。不同的范式将相应地决定了一系列命题的建立与相互配合，决定了评论对于文学现象的抽象方向与层面——这一切的综合无形之中将显出特定的评论对于文学全貌的理解。作为一种思维优势，这些范式将使无数纷杂的文学现象迎刃而解为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它们也将由之产生一定的思维定势局限。一些同样富有价值的问题倘若未曾为这些范式所关注，那么，评论家的思路则往往可能熟视无睹地从旁边走过。因此，评论逸出原有范式的弥照而捕捉新的理论目标，毋宁说是评论家打破思维定势而对文学现象所蕴含的特征作出新的体察。这无疑将调整和扩展理论范式俯察文学现象的范围和层次。譬如，几个作家曾经发起了文学与文化之间关系的寻绎，之后，评论界的不少人士也竞相各抒己见。文化之于文学的影响久已存在。特定的文化形态时常有力地介入作家的艺术世界。诚如一些批评文章所谈论的那样：领略阿城的小说不能不留心其中时有所见的道家气息，解释张贤亮小说中的矛盾现象也可追溯于作家自身的文化构成，同样，不理解儒家文化特征的英文读者，或许也难以透彻地理解张洁笔下的现代儒生。然而，以往的评论之所以对这重关系习焉不察，则是因为理论的范式还不曾如此明确地将文化列为探讨对象。当然，在论据翔实的论述尚未出现之前，评论无须以直观的、猜测式的一得之见对文化问题作出莽撞的定论。一旦涉及历史判断，探讨也许远比想象的复杂。但是，这个问题毕竟跻身于评论的视界之中，成为一个不可忽略的现象。一旦人们不得不费神地对此投以关注的目光，甚至手忙脚乱地应付接踵而来的一系列论点，这时，评论则在无形中由此迈进了一步。
　　在评论自身运动的进程中，一些人不习惯将不同的探讨目标选择视为评论的一种进步形态。理论的惯性时常不自觉地带来一股排他性。在传统理论渊博、深刻、端庄的面容之前，不同的探讨目标选择似乎天然地显出了不敬乃至挑战。这在无形中造就了厚古薄今而敌视重新选择的倾向。当陌生的理论目标被指出后，人们常常报以不信任的情绪；一旦这些目标的存在已经无可置疑，这股排他性则将如此地改头换面：人们竭力地将这些目标的探讨与解释融入已有的命题之中。以往的评论隐然中已自信拥有一个无所不包的理论框架，一切文学现象都已网罗其中。所谓新的探讨目标，也同样是孙悟空翻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它们充其量不过是尚未被充分地阐发而已。于是，当无比丰富的文学现象溢出理论框架中有限的命题所统辖的区域时，人们只好不断地放大这些命题所适应的范围予以重新涵盖。评论家的思维中永远只能充塞着这些命题，一切文学现象永远只能遵循固定的思路求得说明——哪怕这是迂回曲折乃至勉强笨拙的说明。譬如，文学不能脱离时代现实，这无疑是个正确而且至关重要的结论。可是，不少评论也就因此强求这个结论负担一切文学问题的答案——似乎所有的文学现象都可以借此一言以蔽之。这种现象对于评论的损害是双重的：除了阻塞新的结论产生，它同时还使一些已有的正确命题被不正确地发挥了。这些命题不但冤枉地充当了令人反感的障碍物，而且，由于任意扩大这些命题的适应范围，其间的不少概念与结论则因为不堪重负而使自身的特征愈益稀薄。假如将古往今来一切成功的文学都冠以“现实主义”或“典型”，那么，这些概念不是也将因为特有规定性的模糊乃至消失而显得十分苍白吗？所以，以既有的结论——即使正确的结论——窒息新的探讨目标，这种自我拘囿势必导致评论的全面困窘与无力。
　　评论中新的探讨目标出现，必将随之引起理论语言的改革。理论语言显然如影随形地充当着智慧落脚的台阶。一系列概念、术语以及由它们所构成的判断乃至理论体系，不啻是人们的思维用以笼罩事物的物化形态。因此，当思维改变了自身的战略意图之后，理论语言也将因之重新配备、集结。这个过程可以理解为发动已知的理论语言追踪未知的对象，从而使后者同样在理论语言的管理下为普通的思维所感知，所烛照。这不仅使新的领悟与思维得以理论的现实化，明晰化与定型化，同时还由此将个人的理智之光投影于人们普遍认可的符号之中，从而为集体意识所认同，所了解，所反应，所吸收。这种理论语言的改革一般具有自隐至显的过程。在全新的事实面前，人们往往不自觉地通过既定概念术语的不同组合予以表述。理论语言的组合方式常常无形地规范着思维导向。将“屡战屡败”更易为“屡败屡战”并非简单的文字调整，而是借助语言的组合秩序暗中改换了事物的内在关系。事物内部的关系是决定事物性质的重要方面。因此，理论描述过程中理论语言的秩序调整意味着人们对事物性质不同的表述。“太阳围绕着地球”抑或“地球围绕着太阳”这两种不同的组合方式实际上内在地、隐蔽地体现着思维的改变。不过，在一定的可能范围内，人们往往力图将这种内在的隐蔽的变化通过理论语言提炼得清晰可见。一旦人们发现了新的现象，一旦人们从诸多现象中整理出一个新的秩序，而且，这种秩序已经为人所知而无从屡屡繁琐地重演推理过程，这时，人们往往以转借术语或自铸新词从而给予一个简洁明确的名称。这些新的概念将作为一个个坚固的据点标出人们的认识过程。以“飞碟”代替“不明飞行物”，这显然是理论语言对于未知现象的确定。评论界蜂拥而来的新术语概念中，很大一批正是人们走向新的探讨目标时所留下的理论足迹。仅仅由于一时不适应而对这些术语、概念加以排斥，这毋宁说是一种惰性；一概地视之为搜奇叙异而哗众取宠，进而断言必将坠入旁门左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守旧。在新的术语概念所引起的形形色色否定反应中，评论应当思索的是来自这方面的不满：人们难以接受的是以一些闪闪发光的术语概念作为彩灯以装点文学常识之树。这些术语概念如果只能重述这些常识，那么，困难的理解与平庸的结论之间所造成的逆差将使人分外失望。一阵紧锣密鼓，大幕徐徐拉开，屏风后面闪出的竟是隔壁的老王——这岂不令人扫兴。评论的除旧布新行之不易。以时髦标签掩护陈旧的内容使之寄生于探索的队伍中，这只能增加探索者的负担。
　　当然，目标的重新选择仅仅意味着评论探明了前方确实闪现了一个新的问题——这未必能够保证评论将同时对这个问题作出准确无误的解释与说明。由于个人视野以及理论背景的局限，人们只能就自己的初步所见加以论述——这使片面与不成熟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对正确地提出的问题加以不正确的阐发，在理论史上屡屡可见。这并不奇怪。人类的认识不可能单向地直线前进。多数正确的结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反复辩难、驳诘、比较和筛选之中艰难地诞生。所以，选择不是探讨的终结，而是探讨的开始。新的目标选择既经确定，随之而来的论争将滚雪球般地增加，这将最终纠正起初提出问题时可能裹挟的片面与不成熟之见。但是，即使解答问题的人并非提出问题的人，人们也仍然不能因此埋没了选择本身的巨大意义。从一团又一团纷纷攘攘甚至不无琐细的论争中孕育了一个又一个脱颖而出的真理——如果可以这样形容原始状态的理论史的话，那么，正是目标的选择使论争的场所一处又一处地向前挪动。选择将使一切赞同、反对、补充、修改以及进一步发挥都出现于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在这个意义上，这些选择成了理论史飞跃的一个重要乃至第一动力。倘若没有最初的选择之因，也就没有最后的真理之果。因此，人们不应轻率地将论述的片面与不成熟作为否定目标选择本身的借口，否则，评论将因为第一步的稚嫩而永远止步不前。这直接关系到人们对待评论界种种新颖的命题所持的态度：与其喋喋不休地指责他们论述中存在的破绽，不如吸收其中丰富的启示力。也许，评论界中出现的“诗与数学的统一”是许多人——尤其作家——所难以认可的命题。可是，假如不是一味沉溺于直观的反感之中，人们可以由此引动各方面的思索。古往今来，为什么一直存在着将数学引入文学与美学的持久愿望？数学能将文学整理为怎样的清晰图象？哪些现象已经可以诉诸现代数学的定量分析？哪些尚且不能，哪些根本不必？诗人与数学家是否在某一点上具有相同的创造心理？这一点的范围多大？如果数学是一种极为清晰的逻辑语言，那么，它将如何处理超逻辑、超理性、超语言的情感、感悟乃至潜意识？人们希望以数学的智慧穷尽人本身，这是否象增加臂力以期拔着头发离开地球？最后，“诗与数学”两者的统一是否也意味着物理学、化学与史学、经济学以及逻辑学等等共同趋归于一？这同古人力图以道、以绝对理念统一宇宙万物有何区别？就其中的任何一面深入阐发，都将比之斤斤计较于论证的疏漏更有收益。人们不应将一切不成熟乃至偏颇之见一概弃之不顾。只要这些见解在某一方面触及意义深远的问题，真正的思想则可能从中成长。即使是在反驳这些见解中寻求到了正确的答案，人们不是也从中得到了反作用力的推动吗？理论史上的某些廖误之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产生了巨大的价值。曾经有人认为，二十世纪的每一种重要哲学运动几乎都是从攻击黑格尔开始的。倘若果真如是，那么，黑格尔的见解也将因为成为二十世纪各种思想的第一块跳板而不朽。评论如果仅仅因为顾虑论述不周而不愿提出新的目标，那么，诚如波普所形容的那样，人们只能长期停留于谈论“我的手掌有五个手指”这样平凡琐屑的真理。既然评论同样属于探索客观外界的精神活动，人们则应当给予思想实验的权利。评论选择了新的探讨目标之后，并不完全拒绝以猜想、假设和预测作为巩固这种选择的第一批思维先锋队。评论所要强调的在于另一面：人们并不因为目标的意义而降低了检验这些猜想、假设和预测的严格性。一旦认可了选择的前提，严格检验只能使评论登上一层新的台阶并站稳足跟。
　　既然评论也是一种探讨，那么，人们可以断定它的前沿阵地正是在一个个问号所矗立的地方。因此，目标选择意识一旦觉醒，评论家将发现前面可供探讨的文学问题竟是如此之多。文学可能涉及的范围同现实一样广阔无垠，所以，哲学、社会学、美学、心理学、语义学、考据、定量分析、形式分析——所有不同的评论眼光都将在文学现象中找到与之相应的问题。就可能性而言，评论的目标选择几乎是全方位的。以为评论的空间已经饱和因而只能借助翻案文章以求一逞，这种顾虑多少有些眼光狭小。
　　然而，假如评论意识到选择的意义不仅在于解决某个单一的问题，选择还将作为理论具体发展之一环而无形地规范着理论的趋向，那么，评论的探讨目标选择又只能是有限的。尽管人们总是随时随地为许多未知所困扰，可是，对于这些未知的探讨却有轻重缓急之分——这些探讨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等价的，倘若现实地而不是抽象地看待文学史，一个时代必定有其独特而又迫切的文学问题。也许人们永远没有浪费智慧的余暇，一代的评论也只能或显或隐、或直接或曲折地回答这些问题一一人们不可能逍遥于历史之外。在这个意义上，评论的历史也只能是时代精神历史之一部分。也许一些现在为之浴血奋战的问题在不远的未来将成为不言而喻的常识，可是，时代的迫切不允许人们因此无所作为地静待来日。所以，尽管拥有自由选择探讨目标的可能，但是，一代真正的评论所作出的选择却只能是特定时代的必然——它不可能落后时代，也不可能超越时代，即使它充当了时代的先声。这将使评论的目标选择中蕴含着最为深刻的现实感。当然，当今的文学背景、理论背景、评论家对于文学现状的谙熟程度以及他们的兴趣与研究方式都将从各方面左右着评论的目标选择，可是，这一切最终都潜在地交汇着时代意识。换言之，评论中选择的进步，亦即时代的进步。
　　当然，特定的时代意识总是同时地包含了本时代的认识水平与认识局限。这两者将共同融注于评论的目标选择之中，铸成了一代评论所不可移易的个性。任何评论都不可能使自己的思想成为永远飘扬的文学旗帜，但是它们却可能因为自己的个性而永驻史册。
　　选择新的探讨目标，这在评论界正逐渐成为现实。不过，这还仅仅是个开始。一旦自觉地洞察了选择本身的意义，也就意味着人们将如此地估计出选择的理论份量。选择将使评论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