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整体观时代的到来

　　大凡一种时代科学观的酿成都要经过这样几个阶段：先是在某些研究领域出现常理难以解释的新现象，继而科学从理论上给予规定，提炼出新的思维方法，最后各个学科响起回音终于汇成时代观念的大潮。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个在上一世纪还被视为奇谈怪论的命题，已因系统论的普及而几乎成为妇幼皆知的常识。我们今天可以举出无数例子证明，系统整体所具有的组织机制和由这机制产生的新的系统属性是“部分之和”所欠缺的。
　　吉哈德·霍尔顿(Gerald Holton)一九七三年发表重头著作《科学的想象》，把科学整体观的讨论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就连向来轻蔑美国学派学人的欧洲老夫子们也象喝了一杯巴西咖啡，牙缝里透出一连串的赞美。
　　霍尔顿是美国哈佛大学的科学史和物理学教授，早先受一九四六年物理学诺贝尔奖得主布里吉曼点化出道，又在新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掌门人之一佛朗克手下修炼多年，后来出山闯天下，西装革履地步入哈佛，学得一身斯文，与他的两位大师直接以“同事”相称。霍尔顿仗着他深厚的哲学功底，试图重振物理学主宰科学观念沉浮的雄威，有意或无意地承继了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未竟的事业。
　　科学整体观是我们时代的思维主旋律之一，它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立住了根脚，而且已经深深渗透入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科，特别是这一观念在应用科学中的普及，显示出思维对于实际社会操作程序的重大影响，连平庸的功利主义门徒也不得不刮目相看。但这对于处于文化低谷和理论淡季的人们或许只是一种来自异域的沙龙清谈。
　　一、科学想象的“主题氛围”
　　霍尔顿扛鼎之作《科学的想象》一书的根本概念是“主题氛围”，就渊源来说，这一概念与哈佛出身的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点出的“范式”概念有貌离神似之处，不过霍尔顿是从更广泛的整体文化角度来界定这一概念。“主题氛围”是指一个时代相对稳定的智慧贮存库所造成的美感“背景”和“气氛”，这种背景和气氛影响着科学家个人经验和理论直觉，影响着科学对世界图景的描述，使科学的发明也成为想象的作品。这一概念的主旨是把科学视为一个整体文化，排除科学与人文学说、技术与人类情感的历史误解，从而达到对人类文明和我们自身的更全面理解。
　　本世纪以来，科学对自身的一项重大反思成果就是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科学不可能在整体文化滞后的氛围中一路凯歌、单项突破。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心理学的研究都表明，科学发现绝不仅仅与科学家的个人实践相关联，它实际上受限于一定时代的科学世界观、科学探索的历史逻辑轨迹、科学家的社会生活圈子、心理素质、思维和行为方式，以及整体文化的兴衰变迁。所有这些因素弥散成艺术和音乐中常说的“主题氛围”，刺激或限制着个人的追求，有时甚至决定着整个科学整体的探索趋向。
　　斯坦福·温伯格(S·Weinberg)在他的《基本粒子相互作用的统一论》一文中揭示了科学“主题氛围”的转变。二十世纪以前，人类最固执的一个期冀就是发现某些简单形式的一般规律，并由此来解释自然的全部复杂性和多样性，从卡普勒到牛顿，几代科学巨匠都是沿着这条路径苦苦求索。基本粒子的发现使新的“主题氛围”介入，人们开始以基本粒子相互作用的新术语来描述自然的统一观，然而在这种“主题氛围”中，我们仍可听到古希腊先哲“一切都是原子和虚无”命题的回响。
　　本世纪二十年代，量子力学的新生造成科学“主题氛围”的突破性转变，从而烘托出具有时代特征的科学“现代性”。一九二七年九月，为纪念意大利电学大师A·伏尔塔(电压单位是以他的名字命名)逝世一百周年，在他的家乡召开了国际物理学会议，会上丹麦物理学家玻尔首次提出“互补性原理”，顿时石破天惊，乾坤为之一震，从此一九二七年成了古典科学和现代科学在时间上的楚河汉界。科学“主题氛围”的内涵与以前有了本质的不同，“清晰明白的证明”不再来自一种可以即刻理解的简单性和单一模式，而是来自一些不同描绘的相容并存。可以用德国诗人席勒的一句名言来形容这种“主题氛围”：“只有完全的整体引导我们走向光明。”至于玻尔互补观念的来源，人们有多种猜测，但玻尔的一段轶事或许露出一点端倪。一九四七年，丹麦政府决定授予玻尔荣誉勋章，盾形勋章上的纹样图案是玻尔自己设计的，图案中间是中国的阴阳太极图，上端用拉丁文字写着“相反的都是互补的”。
　　从科学观念的变迁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样几条“主题氛围”的转变线索：从连续性到间断性，从简单性到复杂性，从分析到综合，从不变到渐变再到突变。而当代最重要的“主题氛围”就是蕴含互补意识的整体性观念，时代的主旋律不再是“东风压倒西风”，而是共存与和谐。
　　在漫长的科学史上，“替天行道”的物理学一直在认识自然的舞台上唱主角，先是“世界服从自然统一律”的信念呼风唤雨，后是“宇宙乃互补和谐整体”的理论电闪雷鸣，人类对世界本质的竭思穷虑被誉之为元物理学(metaphysics，或曰形而上学)。但物理学独霸天下的时代已随应用学说的兴起仙去，霍尔顿的大声疾呼中是否亦隐含着几丝心理失落的伤感惆怅和抑郁心头的怀旧思绪？
　　二、“社会大脑”的平衡发育
　　中国有句历世不衰的古老箴言：“一阴一阳谓之道”。著名的特洛特(Trotter)人脑两半球功能对照图大概可以从人体生理学上揭示这一古老哲思的奥秘。根据特洛特的理论，人脑左半球司管文字书写、逻辑、数字、序列、理智、分析、自我控制、优势感和现实兴趣，而右半脑司管话语、听觉、整体图像、情感、直觉、综合、心灵生活、即时性认知和恬静脱俗兴趣。加拿大社会学家麦克卢汉把这一理论推而广之，认为左脑和右脑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知识形态和思维方式，前者代表着线性、逻辑和理性思维，后者则标志着整体思维、格式塔观念和生态意识。人类社会也是一个大脑系统，左脑社会和右脑社会分属不同的社会形态。在原始社会，文字还没有出现，口语和即时性环境造成社会右脑的统治地位，听觉和触觉文化优先于视觉文化，或者说文化还处于整体混沌状态，思想和行动，眼和耳，意符(能指)和意蕴(所指)都混合在一起。只是由于后来人们在延伸人身器官上有所倾斜，才使部落文化的右脑社会分崩离析。这段历史人们大概早已忘记或根本没有觉察。拉丁文字的产生使意符和意蕴分离，世界的全部复杂性和多样性浓缩进二十几个字母的排列组合，线性逻辑思维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人类各种感觉的同时运用被单一的视觉密码所取代。从十六世纪开始，活版印刷带来的同质化观念慢慢侵入到艺术、科学、工业和政治等各个领域，造成一条条大批量生产思想产品的流水线，洪荒混沌文化被彻底击碎，左脑社会到来，人类思维愈来愈朝着逻辑理性的方向极化。中国的方块字所保留的结构空间和意象效果，使这种思维极化倾向势头减弱。
　　今天，电子信息的扑天盖地使我们重新返回右脑社会，西方的儿童重新在一个音响图像环境中长大成人，在商店、学校、银行、娱乐场所和办公室，人们越来越多地运用电子屏幕，触觉按键和音响器械，人类只是用眼从印刷书本的单一维度沿着线性文字阅读世界的时代过去了，新的大众媒介要求人们同时发挥各种感觉器官的功能。就象生活在十六世纪右脑社会向左脑社会转折点上的人们一样，面对流行歌曲、摇滚乐、抽象画和霹雳舞，今天人们再次产生了价值失落感和迷茫的心理恐慌，人们耳边似乎响起原始部落的林鼓和吆喝，脑中似乎浮现印第安人的图腾鲜活色彩和跳神玩命狂欢。
　　麦克卢汉将大众媒介进行了功能分类，与左脑功能相联系的媒介被称为“热媒介”，而与右脑相联系的媒介被称为“冷媒介”。热媒介是高真度的，不太需要接受者方面的补充，它的信息传递是一种机械化的传递。而冷媒介则要求接受者一方积极参与，而且不单使用一种感觉器官，从而造成一种对流气氛。根据这个标准。照片是“热”媒介，漫画是“冷”媒介，电台广播是“热”媒介，电话和讲演是“冷”媒介，书和教授的授课是“热”媒介，对话、辩论和研讨会是“冷”媒介。冷媒介使人情感亢奋、想象奔驰，而热媒介让人囿于理智，循单轨突进。为了保证社会大脑的平衡发育，不再使我们的社会变成偏于一极的右脑社会或左脑社会，必须注意调整“冷”、“热”媒介的比例，使大众媒介有一个和谐的结构。
　　尽管麦克卢汉为了吊起读者的胃口，在使用概念上有时刻意追求刺激效果，不免有牵强附会、哗众取宠之嫌，但他所倡导的社会整体发育的思想却烘托出我们时代的“主题氛围”。
　　三、企业管理的双重协奏
　　近二十年来，在企业管理学领域，技术和情感、理性和非理性的融合愈来愈成为一个中心议题。在这方面，美国卡耐吉技术学院的心理学和管理学教授西蒙独树一帜，饮誉四海。卡耐吉(A·Carnegie)是“新泽西卡耐吉钢铁公司”的创始人，该公司是摩根“美国钢铁有限公司”的前身，在本世纪初统治着整个美国钢铁市场，卡耐吉成为资本主义凯旋时代美国白手起家、个人奋斗的人格典型，但西蒙教授在企业管理思想上进行的革新首先是拿卡耐吉一代人“打天下”的方法开刀的。西蒙(H·A·Simon)是个多面手，在心理学、企业管理、人工智能和组织哲学方面都有独特建树，并曾于一九七八年获得过经济学诺贝尔奖。
　　西蒙学说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人工性”。人工性是超越物质本质的性质，它意味着生产是一个艺术过程而不是一个自然过程。西蒙认为，工程、医学、建筑、绘画、管理和经济都是一些“人工科学”，在这些领域，必然性被或然性所取代，人类理性的作用受到心理因素的限制，这种思想驱使西蒙放弃了完美理性是经济理论固有特性的假设，提出了“有限理性原则”。
　　“有限理性原则”表明，人们的实际行为，即使是习惯认为最富有理性的，也至少在三个方面与客观理性有距离：一、理性追求完全的认识，要求对每一行为选择的结果都能预料到，但实际上，人们对行为结果的认识总是零碎的、断裂的；二、由于行为结果在时间上总是未来发生的事情，因而在价值判断上，经验的空白就会由想象来填补，而价值的预期总是不完善的；三、理性要求行为在各种不同可能性取舍中选择，而实际中，选择的可能性余地是十分有限的。实际行为与理论规范之间的这些距离揭示了行为选择的心理特征，说明人类行为的理性选择不可能超越选择的心理环境。在现实的管理决策中，理性和情感直觉结合为一个整体，两者的失衡必然导致决策的失误。
　　西蒙的管理决策理论有三个思想来源，一是由韦伯和杜尔凯姆为代表的社会学思潮，这种思潮重视以社会劳动分工和专门化为主旨的社会科层组织；二是以阿吉利斯和里科特为代表的心理社会学思潮，该思潮注重研究多种变量对效率的影响，如受雇者的精神状态和满足程度对生产率的影响；三是以谢斯特·巴纳德为先导的管理学思潮，该思潮强调探索一般领导层通过形式措施对决策的影响，如组织、计划、预算、推动和控制系统等等。
　　从思维方式的角度说，企业管理思想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简单的古典理性主义为指导，全部思考建立在一种实用的但却是错误的个人行为动机论上。第二阶段，人们开始研究非经济的动机，人际关系学和团体动力学兴起，这是一个突破性的进步。最后，综合性的整体认识形成，人们不仅注意到了组织理性和人际情感，而且开始重视人类行为的独立自由特性。西蒙集前人之大成，锻造出全新的综合管理方法，“系统平衡”从此成为企业家们的口头禅。
　　法国著名的马克思派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Perroux)在这方面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佩鲁是法国应用经济学学院的创始人，目前是法兰西学院教授和法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的研究导师，他终生在社会主义和传统自由资本主义之间探求一条第三道路，试图找到解决企业家和受薪者之间矛盾的方法。佩鲁深受马克思对十九世纪资本主义见物不见人经营思想批判的启发，他在一九八一年出版的《探求一种新发展的哲学》一书中指出，当我们开始推论、决策和选择时，我们并非是“无”中生有，而是在一种心理气氛中从一种既定的文化出发，这个文化是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的整体，人们的外在生活和内在意识都浸透着这一文化。佩鲁向人们描绘出一种新的“经济人”形象，在理性与情感，操作与创造之间搭起一座桥梁，使社会经济活动中多维复杂的“人际变量”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课题之一。
　　美籍日本人威廉·大内(W·Ouchi)的《Z理论》一书是研究整体性企业管理思想的一本专著。大内认为美国式企业强调个人表现、奖励报酬、数字考核和高额利润，目标管理(MBO)、作业计划与评估成本收益分析成了美国现代管理的基本控制手段，这些作法都是基于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理性高于非理性，数量分析优于根据智慧、经验和敏感所作的判断，客观比主观更为重要。但日本式企业引以为荣的是企业团队精神和经营哲学，他们通过满足员工的社交、工作和生活需要来培植企业的家族式团体意识和外人无法理解的微妙人际关系，从而使企业产生强大的内聚力，使职工乐于共同承担风险、通力合作奋斗。大内的“Z理论”就是主张把这两种经营思想融为一体。“Z理论”的命名源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麦克奎格(D·Mc Gregor)的“X理论”和“Y理论”管理方法，“X理论”假设人们的固有属性是懒惰的和不负责任的，需要时时地予以监视和惩罚，“Y理论”则假设人们的天性是积极进取、认真负责的，因而只需要给予支持刺激和奖励。“Z理论”实际上也是这两种方法的融合，但要融合的巧妙，用大内的话说，管理只有一小部分是科学，而绝大部分是艺术。
　　在企业管理学领域，对日本经营思想的研究是当今的一个热门。号称法国社会学界四强之一的左派理论家图海纳(A·Touraine)在此方面也不甘寂寞，他在《日本模式》一文中指出，英国的凯旋形象是靠蒸汽机和海外贸易塑造的，德国则是靠严密的工业、科学和军事组织，美国沾了天然边界和创业精神的光，轮到日本人，他们树起文化整体和集体人格的旗帜，向世人宣告泰罗式最佳方法的幻灭。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错误以为，企业的现代化就意味着严格遵循一些普遍的理性原则，似乎只要给企业组织编制好最佳的操作程序，就能创造出高效率。人们忘记了，“经济人”的任何情感失误和心理差错都会导致程序逆转、满盘皆输。人类在困惑、迷茫和心理骚乱的挣扎中认识到，科学观念的革命并非单纯知识积累的结果，而是在新、旧“主题氛围”的交替过程中实现。
　　今天，在各个科学领域，整体性观念的呼声已汇成时代大合唱，一首首双重协奏曲飘逸清新，然而先哲亚里士多德的古训犹如警钟长鸣：勇敢虽居于鲁莽和怯懦之间，却不是二者取其中，它实际上更靠近鲁莽一点。
　　Gerald Holton：The Scientific Imagin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