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孤立无援的思想

　　在书店里看见一本书，是《张承志文集》的思想随笔卷，叫《无援的思想》，不由地想到日本作家高桥和巳，因为他有一篇评论，叫做《孤立无援的思想》。以前暗诵过开头一段：“假设这里有一个青年，比如说面对丘陵上层林尽染，一齐随风摇曳，溪谷的水流淌，发出清冽的声响，他伫立着，沉浸于某种感慨。那么，真的有坚定的论理可以劝说这个青年，不要被大自然的美舒心消魂，要思考政治问题吗？”
　　高桥去世快三十年了。
　　三十年前，中国正史无前例地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且要进行到底的时候，日本死了两个人——当然，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三十年过去还值得纪念的，恐怕就寥若晨星。这两个人正属于耀眼的晨星，相继隐没在另一个时代的曙光里。一个是三岛由纪夫，于一九七○年十一月举办了“三岛由纪夫展”之后，像展览结束语一样切腹自杀。接着，数月后的一九七一年五月三日，另一个因癌症不治去世，就是高桥和巳，享年三十九岁。他们分别代表了当时的两种思潮，一九六九年曾对谈“大过渡时期的论理”。名为《孤立无援的思想》评论集收有三岛由纪夫小论，题为《假面的美学》，写道：“我们学生时代，虽然态度各异，但是被世间总体上视为左翼，在政治青年或文学青年之间最热火朝天谈论的作家之一是三岛由纪夫。”高桥得知三岛事件，是在手术后将养的病床上，他说：“比起坏伙伴来，果敢的敌人之死更令人悲哀。文学家三岛由纪夫大概是我的最大对手。刚才听说他闯入自卫队总监室并且自戕了，尽管表现得非常政治，但我是感觉一个优秀的文学家隐瞒其假面后面匿藏的一切悲剧而自杀了。如果三岛由纪夫魂魄有耳，那就听吧，高桥和巳‘覆醢而哭’的声音。”
　　高桥和巳生于一九三一年，大阪人。家庭贫困，父母都反对他上大学，但兄长说：和巳那么想念书，我拼命干活来供他。一九四九年，这个“与其说是颀长、白皙的青年，不如说是个还留着一脸雅气的美少年”(作家三浦浩回想)考入京都大学文学系。几位同学少年组织“京大文艺同人会”，而高桥认为应该更有点野心，又更名为“京大作家集团”。一九五○年爆发朝鲜战争，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元帅重新武装日本，东京举行战后第一次反对占领军游行，波及京大。“高桥穿着学生制服和木屐，走在大雨中，眼镜上水滴闪亮”。他喀哧喀哧划钢版油印《反战和平诗集》，据说是战后最早的反战诗。
　　当时的文坛“第一次战后派”当道，高桥仰慕其中的代表性作家埴谷雄高和野间宏。日后他说过：文学方面给予他最大影响的作家是埴谷雄高。埴谷于一九九七年去世，享年八十七岁；自一九四六年发表《死灵》第一章，死前写到第九章，未完，内容难解，不知有几人能通读一过。埴谷悼念高桥，回忆：“据说当时近藤君冲我说高桥君的事，‘这家伙读了十三遍《死灵》’。高桥君好像很害羞，说‘没有，是六遍’。高桥君作为《死灵》的热心读者初次来访的事我还记得，但他的话全忘了。高桥君沉默寡言，露着高桥君特有的纯洁微笑，一直垂着眼睛。”
　　高桥和巳有两位恩师，文学方面是埴谷雄高，学问方面是吉川幸次郎——“精瘦，目光炯炯，宽阔的额头浮现粗大的静脉，仿佛是从书籍的山峦中猛然跳出来的怪物”(高桥和巳《诗的纽带——为吉川幸次郎<随想集>而作》)。两年的教养课程结束后，他选择了吉川教授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三年级时和几位同人办杂志《现代文学》，在上面发表《扔孩子的故事》。临近毕业，找不到工作，几乎被信奉天理教的母亲拉去当传教士。他决定留级，迟至一九五四年毕业，论文是《关于刘勰<文心雕龙>文学论基础概念的研究》。高桥病故后，吉川幸次郎应媒体撰文，说：“高桥君是一九五○年新学制大学的第一届学生，那时的事情不大记得了，但是就七世纪中国文学评论《文心雕龙》写的毕业论文非常好。他作为作家的才能广为人知，而作为学者的才能再也看不见了，遗憾之至。”
　　高桥谋职，未能如愿，只好接着读硕士，专攻六朝文学。应聘大阪电视台考试时遇见冈本和子，据和子日后说，彼此一见钟情。也有一说：和子工于心计，特意制造了那个巧遇。她比高桥低一年，学的是法文专业。高桥一门心思写小说，无以维生，二人结婚后在和子的娘家寄居三年。女作家增田瑞子一九六九年上大学，是高桥和巳的崇拜者，她这样说过，忘掉他的死对于我来说意外地简单，因为代之而起的是新作家高桥(冈本)和子，蓦然如彗星出现，转移了我的视线。就小说来说，吸引我的不是高桥和巳，而是高桥和子，她的小说出色地体现了我爱读的《孤立无援的思想》等评论。
　　初次投稿，应征杂志《文学界》“新人赏”，落选，获奖的是石原慎太郎的《太阳的季节》。这个挺起男根戳破纸屏的小说对于高桥有如当头一棒，十年后他在随笔《谈投稿》中谈及“那种冲击，难以直截了当地表述，打比方的话，就近乎这样的情景：埴谷雄高的《死灵》主人公三轮与志似的忧郁青年正一边思考不知其然的问题一边散步，飒爽的新时代青年骑着轰鸣的摩托车从身边飞驰而过，他呆然目送。我直感，大概他的登场和支持他的时代或阶层的隆起必然带来其他部分的陷没”。高桥从此再也不投稿，“悄悄写无穷无尽的长长的文章”。
　　日日执笔，却没有发表的用武之地，他焦躁、忧郁、借酒浇愁。深夜醉酒归来，有时被妻子关在门外。一九五六年硕士毕业，继续读博士。《现代文学》难以为继，又另起炉灶，印行同人杂志《对话》。妻子当家庭教师和翻译导游养活“潜龙”小说家。高桥借了一笔钱，以“对话丛书”的名义自费出版《扔孩子的故事》第一部，却根本卖不掉。当《对话》为资金犯难时，大江健三郎以小说《饲养》获得芥川奖。一九五九年高桥读完博士课程，论文是《陆机的传记及其文学》。喝酒作文两不误，为了把长篇变成铅字，又跳到另一个同人杂志《海盗》上发表《忧郁党派》。这时，白川静邀他到立命馆大学文学系当讲师。事关生计，但四年多里经常停课，躲在家里写作，借口是心脏不好。在学生眼里，他面色苍白，看来真像有心脏病什么的。
　　机会终于来了。一九六一年出版社河出书房新社复刊《文艺》杂志，设立以长篇小说为对象的“文艺赏”，主编特地到京都鼓动应征者。高桥费时八九个月，把早已动笔的《悲之器》完成，专程送到东京。五位评选委员，三人赞成，一人不积极反对，一人怎么都行，把奖给了他。朋友们摆酒祝贺，梅棹忠夫发言：读这个小说觉得耗损精力。把如此的才能和热情灌注在中国文学研究上就好了，写小说什么的，其实是浪费。但高桥认为，研究者和作家在性质上并非互相对立，中国文学的传统反而脚踩两只船很常见。一些同人批评他多用汉字的“汉文调”文体，他就到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人相轻》。
　　《悲之器》获得好评，并且有周刊杂志约长篇连载，高桥自信洋溢，决然辞去教职。然而连载在即，他又应唐木顺三之邀，到明治大学任副教授。不过，未践约执教二年，因为不久，恩师吉川幸次郎退休，找他回京都大学接班。妻子本来就讨厌京都人，文友也大加反对，最后高桥听从埴谷雄高的计策：要是不好拒绝，那就干干看。怎么也不行的话，就来个吊儿郎当，学究们烦了把你开出来不就行了。
　　连载的长篇小说是《邪宗门》。高桥以长篇自许，这部“以知识分子为读者对象的大众小说”在他的作品里是最长的。连载开始之前，他说了一段《作者的话》：“我想在这个小说里通过一个天才的宗教领袖及其教团的组织过程，追究现代的诸多矛盾和人的观念对于人的存在所具有的意义。题名为《邪宗门》，是因为我认为，所有拥有现实力量的宗教登场之初，在既成秩序的眼里都属于邪教，而且在邪教的范围里反而有触及人类精神根源的东西。这个小说的主人公超越个人解脱和救济的境域，策划宗教公社，遭到大镇压，激烈的政治抗争之末，诅咒着现代人类的一切而灭亡。这也是一个思考实验，即所有新兴宗教当初所具有的‘改革社会’的思想如果在组织膨胀过程中不和保守势力妥协将会怎样。不消说，小说是虚构的作业。但是，在完全真空中任何想像力也不能振翅飞翔，所以我在作品构思过程中多方研究了实在教团的历史和教义。但最初就要讲清楚，即便舞台和历史有部分假借，描写的人物也全都是作者的分身，塑造的教团是虚构的高桥‘邪教’。丝毫没有非难现存的特定教团、拥护特定教义的意思。那么——既然如此，那就抬头吧，我的邪宗哟。”小说连载了七十四回，然后出版单行本，若译作中文，估计有六十万字之多。当他嘀咕一声“总算完成了”的时候，似乎用尽了所有的思考和创造力，不由的浑身虚脱。“回过头来想想，如鲠在喉的东西大部分藉完成《邪宗门》吐了出来。我从青年时代一直在思索的‘改革社会’思想，通过汉学掌握的大同思想即东方式社会主义思想，也大都假托于虚构的教团组织及其挫折的历史。”(随笔《孤独的邪宗》)几年前发生欧姆真理教放毒事件，有文艺评论家感叹，那些信徒若读过《邪宗门》就不至于如此。
　　高桥孑然一身回到京都，讲授李商隐论，时当一九六七年。如今乘飞机越过大海，只觉得眼下一片静谧，蓝得无限地近乎透明，可六十年代，那真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谁能不跟着激昂呢。常听人们说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世界的影响，其实，当时世界更深刻地影响中国。觉得错过了造英雄的时代的年轻人今天声援这个，明天示威那个，早成了一堆干柴，就等着一张大字报，便燃起烧毁一切的荒火。记得那时候对于日本的印象就是报纸上几乎天天报道国家领导人或什么人接见日本朋友。高桥回京都之前，临时充当杂志特派员，到广州、上海、南京、天津、北京访问十三天，考察中国文化大革命。火车上齐声朗诵《毛主席语录》，而他欣赏窗外的田园风光，暗吟古诗，认证从古典文学中获得的印象。他“看见被破坏的菩萨后面装饰了毛泽东的照片，不免涌起几近愤怒的感情”，但站在万里长城上，不由地慨叹：“依靠的不是城墙，只是人心。《毛主席语录》一贯阐说人的要塞，尤其把人的思想摆在第一位，我突然觉得可以理解了。”一九六八年，由东京大学带头，呼叫“大学解体”的学生运动勃然兴起。石块与火瓶齐飞，警棍与水龙交舞，电视转播实况，全国骚然。一九六九年初京大也燃起校园斗争的烈火，高桥立马站出来表态，支持学生，批判教授会，成为屈指可数的“造反教官”。他在杂志上撰文《甘受孤立的忧愁》，说：“这也拒绝，那也拒绝，哪怕到头来只剩下徒手空拳、孤立无援的自己本身，我也固执那孤立无援的立场。”不料，怀疑一切的学生把大字报也贴到他的窗下——《驳清官教授》，他登时从行动的昂奋落入精神的苦闷。三个月后在杂志《文艺》上发表随笔《我的解体》，写道：“刚才读过的文章中的‘清官教授’这个词没有从我脑子里消失。虽然自以为起到了一些作用，恐怕我也终究不过是在被限定的笼子中蠢动的走狗。返回临时住处，我更加喝酒，要使神经麻痹。并且像念咒一样嘟哝日常爱读的《论语》的语句：‘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当学生时对《论语》不以为然，多次把书掷到墙上，显示青春特有的叛逆精神，但后来，“我把《论语》放在桌边，意气消沉时，觉得世间空虚，干什么也徒然时，或者无论如何也办不到，对各种世相气不打一处来时，心里焦躁又力所不及，只好借醉酒来蒙混自己，蒙混不过去而闷闷不乐时，就翻开《论语》，一段一段读”(随笔《论语——我的古典》)。
　　这一年高桥没有写小说，一味写关于校园斗争的随笔，充当学生运动的解说者和启蒙家。他说：“报纸或电视连日报道的全国大学发生的纷争，不过是单纯在视觉上外部人也能看见的事态突起罢了。当然，东大占领安田讲堂，京大占领钟楼以及被驱逐的攻防，也不无有意于象征性政治行为的学生政治团体的在所不惜的感情表现，那也当然是大学斗争的重大一环。但是，在学生彼此的议论中，从正面切身理解在政治上不过是一个口号的‘大学解体’或者‘从自我否定出发’，追究自身矛盾的过程中呜咽的学生的泪，突然悄悄自杀的学生的死，内讧受伤躺在病床上低声谈论文学的学生的声音等，断乎不能说价值比那些堂堂被报道的‘大事件’低。”
　　一九六九年十月开始出版《高桥和巳作品集》。“对于著述家来说，刊行实质上相当于全集的作品集不会不高兴。但另一方面，这时就产生不吉的预感。大概全集之类，即使真有那个价值，也本来应该在死后被人汇编。还没到不惑的年龄就汇集全部作品，即使有当作一个转机的心情，恐怕也不免带来些心情跌落，好像自己给自己的作用划上句号。不，蓦地觉得，恐怕我看不见这个作品集的完成吧。”(随笔《第三次败北》)高桥于一九七○年二月辞去京大之职，一年后病逝，真的没看见作品集出齐。一九七一年一月调查东京大学学生读书情况，他独领风骚。那个时代人们像读《圣经》一样读高桥和巳，而后才是大江健三郎、安部公房、三岛由纪夫、吉本隆明、埴谷雄高等。
　　高桥和巳说：“没有行为的思考每每腐蚀，而没有思考的实践也每每荒废。”又说：“支持我的是文学，那文学又告发我。”埴谷雄高称他是“苦恼教的教祖”。梅原猛纪念他逝世二十周年，说：高桥终其一生使学问和艺术两立，是现代日本文学史上极具特征的作家。他深深卷入校园斗争，使他早死的，是对运动过于诚实的应对和苦恼。一九七七年埴谷和吉川为高徒监修出版了《高桥和巳全集》。二十卷。中国文学是悲壮的文学，高桥的文学浸透了那种悲壮，但并非师传，而是天性。他用死给自己的时代作用划上了句号。
　　三十年过去，书店里摆出好多纪念三岛由纪夫的专著，出版社又新编三岛全集，他临死前和东京大学“造反派”学生的辩论记录也重新出版，这一切都像要证明什么。相比之下，高桥显得很寂寞，不知明年出版界如何纪念他。其实什么也没有解决，只是人们都摆出一副早已忘光的面孔。那个“飒爽的新时代青年”石原慎太郎不是也当上东京都知事么？当然，呼啸的不再是小小摩托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