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书评与书评家

　　近年来，国内文艺刊物中新书评介文章流行是一件可喜的事。尤其值得揄扬者是书评已很少被用作政治攻击的工具，而故作矫饰、肉麻虚夸的全面性捧场的“书评”文章也在慢慢的消逝。书评好象已在逐渐走上正轨。
　　对作家来说，书评是一件讨厌的东西，可是又非有不可。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兼作家爱德门·威尔逊曾有言：“任何作家都以为阅读自己著作的评论(无论是好评是恶评)，是生活中一项最令人扫兴的经验。”这并不是说他蔑视书评。在他后期生活中，威尔逊又有言：“一个作家进入老年后，不一定增加自信心……有时我会在清晨四时起身重读过去对我著作的评论。”这种缺乏自信心的心理很会影响一个作家的著作，而写作的最不好的习惯便是太依靠他人的意见。
　　书评当然是主观的。书评家甲与书评家乙由于各自文学修养及鉴赏口味的不同，很可能给予同一新书相左的评价。这一情形与剧评、影评相似。可是我们知道，一部真正的杰作在任何人眼中都会是杰作。真正有艺术价值的作品，书评家都会同意。一位把显而易见的杰作批评得一文不值的书评家，没有鉴赏的能力，便不能算是书评家。相反地，由于政治、交情、亲属等原因而把一部平淡作品捧上天的书评家，丧失了他的职业道德，便不配做书评家。
　　作家是不是可以从书评中学得一些改进自己写作的诀窍？回答当然是否定的。试问哪类人是书评家？书评家也不过是读者。他自己不一定是个精于门槛的好作家。
　　美国作家们读对自己的解剖多感扫兴，因为他们所见到的书评一般都是千篇一律，没有什么新见。无论是称赞的或批评的，都是同样的写法，读来索然无味。最使作者沮丧的是读到一篇称扬的书评，可是所举出称扬的东西可能是作者本人所不重视的。
　　一年多前我曾在国内刊物看到一篇书评，所评的是巴金的作品。在今日，有谁敢挑巴老作品的眼？因此这篇“书评”变为赞美诗，而它的肉麻程度一定使巴金先生本人读来也混身不舒服。
　　且让我将这篇文章节录在此。
　　题目是《忆海中驰出的小船》，副题是《读巴金<童年的回忆>》：
　　“我轻轻地翻开这本书。
　　“它是来自记忆海洋中的一只小船。它藏着作者的感情，又载上读者的感情，忽而在平和安静的海面上滑行，忽而在善与恶搏斗的漩涡中奋斗。
　　“从万缕乱丝中抽出一条思线，织成一张奇妙的网，罩住那过去时代的缩影，也罩住了读者的心灵。
　　“嫩绿的春天，紫红的桑葚，可爱的鸡群。
　　“阴森的衙门，礼教的囚牢，衰老的仆人。
　　“袒露胸怀，尊重人民。这是人的准则，文的精灵。
　　“爱的滋润，恨的萌生。爱得真挚，恨得深沉。
　　“由‘爱一切的生物’开始，到从爱的溺海中苏醒。他突然睁开了眼睛，成为封建专制的叛逆者，掘墓人……”
　　这位“书评”作者颇象一位醉心于散文诗的文艺青年，他的创新的精神可佩。可是真正的书评不是可用美丽(而陈腐)的词藻堆砌而成的。
　　真正的精彩的书评不是随感式的，而是经过详细思考的文学评论，它的本身也是文学的一个类型。而真是的文学评论家就必须有深度修养、鉴赏能力、客观态度。这里所谓“客观”，意指：一面倒的捧场与一面倒的攻击都应避免，除非有这么一部作品确值得这样的称赞或贬谪。
　　可是名家有时也会越出轨道。约二十年前斯大林女儿斯维特兰娜在西方出版了两部自传性的著作，一名《致朋友的二十封信》，一名《只有一年》。由于她是新闻人物，她的著作极受注意，很多书评家把上述二书视为文学杰作，连爱德门·威尔逊也不例外，他把《只有一年》捧为“俄国伟大自传作品之一，可与赫尔岑、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的忏悔录并列。”斯维特兰娜出书只此二部，后来也没有成为文学家。威尔逊今日如果在世，恐会脸红。他当时的评论为何如此夸张，令人不解。不过他的捧场确替出版商帮了大忙。
　　佳评之中也有两类，我们必须分明。真正的好评不一定帮作者销售，但也有些好评是专为销书而写的。那类书评是出版商最欢迎的。以威尔逊的书评而论，他的引句印在精装书的包封上，保险成为销书的有效广告。已经成名的、特别是畅销书的作家也许不需要这类帮助。但是年轻作家与半学术性的著作就需要这类可以引据的名家书评做广告相助。
　　怎样才是一篇精彩的书评？简单的答复是：书评是一个深奥的头脑对一本书的思考后的产品。不过书评家对所评的书与读者也负有其它责任，一、他必须报道书在说些什么；二、他必须评判作者说得恰当与否；三、他必须确定作者所说的是否值得一说。换一句话说，他必须要决定，在内容上，出版这本书是否必要；在写作上，作者是否胜任。这些是书评家所需的最起码的条件。
　　另一个要素有关个人的气质。书评家如果也是文学艺术界中的一员，他便必须有文学正义感，即是说，他应该有抱不平的精神，看到低劣作家受捧或优秀作家被忽视或误解时，他会觉得犹如个人受辱，要挺身直言。由于人的气质不同，这类愤慨的心绪在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并不是人人皆有。已故的H.L.门肯(H.L.Menc－ken)就拥有这种气质，可是V.S.泼里契特(V.S.Pritchett)在他长长的文学评论生涯中就难得有如是的气魄(近年来美国学术界的文学教授圈中盛行各种“主义”的讨论，把约翰·欧文的小说作为结构主义的研究，已成为文坛笑柄。但是很少有人敢公开表示)。
　　好的书评家除了需要有一点愤慨的气质外，也不能过分宽宏大量。书评家的最终目标是发现新的写作天才；为了要鼓励天才，他的赞扬应是有限度的，他的态度应是抱怀疑的。过分慷慨宽大的书评不但不能督促一位作家的进展，而且徒然造成书市上“杰作”充溢的气氛，令人怀疑文学水准的低落，同时减轻了真正杰作的份量。例如，象威尔逊那样对斯维特兰娜文学才能的捧场大可不必。斯女士归根结蒂不是一位文学作家，此后也没有什么作品出世。威尔逊自己的声誉因此也就染了一个黑点。
　　本世纪初叶，英国诗人兼评论家爱德华·汤姆斯曾把书评家形容为“一群乌合的可笑而讨人厌的混蛋。”那篇文章的标题是《书评：一件不需技能的粗活》。他把书评归为四类：一、又有道理又好；二、有道理，但不好；三、没有道理，但好；四、既无道理又不好。他说，多数的书评都属于第四类。他所指出的还是七十年前英国文坛的情况。有深厚文学传统的英国尚且如此，今日的美国情况又怎样呢？我记不起是哪一位作家曾指出英美书评界有这几个特点：一、评小说者有很多自己都是小说家；二、书评家常化了很多时间去考虑一部显然没有出路的书，却不去了解为何某些书有人要读；三、也有一些“大度”的书评家对任何书都说好话。
　　写得好的书评家为何这么少？一部分原因与“书评的定义有关。在文学史上，从未有人明晰地解释过一篇书评的目的。书评是要向作家负责，提出批评意见，还是要为读者服务，通过评介使读者节省时间和精力，抑或向作者与读者同时提忠告？此外，写书评者还要顾到书评编者的喜怒。
　　在某些人眼中，书评在文学类型中仍被目为“次等公民”。其实十九世纪的受重视的文章中有很多起源于书评。在美国，两位最佳的书评家爱德门·威尔逊与西瑞尔·康诺莱(CyrilConnolly)都不愿自称书评家(re－viewer)，而要被人目为文学评论家(critic)。
　　文坛自有它的势利姿态：文学评论家是文学研究者，而书评家有如报道新书的记者，前者的学问当然较后者深奥。在工作条件上，一篇文学评论需要较长的思考时间，也需较多的篇幅；而一篇书评却往往要在报刊编辑催促之下限期交出。文学评论家不一定有能力在短期内写出一篇书评，字数的限制(书评都是短的，大概自九百至一千五百英文词)也当然限制了写书评者的发挥。我最近替《新领袖》(New　Leader)写了一篇书评，编者来电约稿时特别指定“须在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字之内”。这类限制往往会受到头流文学评论家的拒绝。因为他们不愿受时间的限制与篇幅的束缚。但是就读者而言，四五千字的长篇大论会令人打瞌睡。因此，象《纽约时报书评周刊》那类刊物，书评都是短的。而《纽约书评》半月刊的长文使有些人觉得厌烦。
　　写书评者是何许人也？美国的大规模时事周刊与重要日报都有以全薪雇用的专门写书评者，这些都是职业性的书评家。可是大部分写书评者则是学术界人士，或是小说作家，诗人等；他们应邀偶写一篇书评，赚一些外快。也有一些喜爱读书的其他行业人士，例如一个银行家(如果他在业余爱读书喜写作的话)会写一篇有关金融经济新书的读后感，一位曾在政府任事的退休官员会写一篇有关政治人物传记的书评，等等。书评都不是投稿而来的，而是编者慕名约请的。
　　把书评当作专业的人数并不多。由于全薪的职业书评家都是日报或周刊雇用的，他们就成为“文学新闻记者”(leterary　journalist)，身份相异于学术界的“文士”(literary　man)。也有人指出，基金会的支持以及大学校的雇用创作家教课的现象反而引致美国一般书评局势的衰退。这些创作家进入了象牙塔后，似不屑为报刊写比较轻松的书评小品。有的大学城住有不少作家，可是本地报纸篇幅上难得有他们的作品出现。
　　好的书评当然也有。但一般说来，美国的书评多是平凡而不精彩。这个现象恐怕不会改变。写作者都有他们的专业，而书评不过是一件琐细副业，稿酬又少，当然不予重视。(要写一篇好的书评，写书评者必须阅读作者的其他作品，参考有关的资料，还要构成一篇文章，所花的时间与稿酬相比，实在太不值得。)
　　写书评既不是为了钱，又是为了什么？爱德门·威尔逊曾说，书评作者是“那些意欲写些别的东西的人”，意指小说家、诗人要写些他们本行以外的东西换换口味。但也有人是为了写作欲、发表欲。他们的想象力、创作力不强，抓住了一本书便有写作的题材。对他们来说，写作本身就是一个动机，能够发表，当然更好。例如青年作者不必为了没有灵感而苦闷，看过一本书，意念就源源而来了。
　　职业书评家认为传记、回忆录、日记、书信集之类的书，容易写出好书评来。因为这些书中人物都是已成名的，而他们的生活隐私不但读来有趣，而且评来有劲。小说的书评比较难一些，诗集的书评更难。我往往以为诗集应该由诗人来评论，职业书评家如不懂诗写文章又有何用？根据我的阅读书评刊物经验，职业书评家所评最多的是小说，最少的是诗集。不过这现象又跟读者兴趣有关，一般日报周刊的读者所要知道的是如何从大批新书中挑选一本可读的小说，职业书评家(所谓“文学新闻记者”)就有这类服务性的职责。
　　一个理想的书评家应有这些条件：一、他对文学的热爱必须在他作品之中表达出来。二、他本人的文学修养应在他的文句中显示出来。三、如果他是学者(学术家、教授)，他便不应在书评文章中卖弄他的身份。四、他的观点立场应是很明晰犀利的，不是模模糊糊的；零零碎碎的意见不能代表一个确实的观点。五、他的文章应具有相当的机智；不过机智并不是绝对的，有的严肃评论便不需要机智。六、他必须于心无愧，一面要对新书抱怀疑的态度，一面必需尽量的公正。七、他当然必须有广读博学的基础。
　　因为我所谈论的是美国多元社会中的书评情况，我也便不得不一提政治侵入文化这个现象如何的影响了书评。且不去谈小说、诗集，在今日，任何有关历史、社会或任何非虚构的书籍与文章都可感到政治的干预。写书评无形中会造成敌友的分界。就作者而言，你捧我，你就是朋友；你贬我，你就是敌人。就书评者而言，敌友之分的顾虑往往令一篇书评失去了公正性。此外，刊物的政治立场又是一个重要因素。左翼刊物如《民族》周刊，保守派刊物如威廉·勃克莱的《国家评论》，对一部新书的评论，当然不会达到同样的结论。在这里，鉴别的责任反而落在读者的肩上。
　　书评的作用因此是多方面的。它触及了原作者，所发表的刊物，读者，出版商，书评家本人。
　　(一九八六年二月八日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