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为清教徒正名

　　一提起清教徒，我们就会联想起禁欲苦行，仿佛它们两者之间可以划等号。有人甚至把我国前些年流行的社会道德要求，比喻为清教徒式的生活。其实，清教徒是资本主义的先驱，他们怎么可能信奉封建意识的残余呢，可见对于清教徒究竟是怎样的人，他们信奉的是什么，我们恐怕都不甚了了。其实这也并不奇怪，不仅是我们这些对英国历史、宗教和美国初期殖民史不怎么熟悉的人是如此，就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中的博学之士，对清教徒也有片面的或歪曲的理解。比如十九世纪英国大文豪麦考莱就有一句名言说，清教徒不许逗熊①，倒不是因为熊被狗咬而令人不忍，而是因为这为看热闹的人带来欢乐。近至一九二五年，美国名作家H.L.门肯还给清教主义下了这样的定义：“总是担心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人日子过得高兴。”
　　仿佛清教徒就是不让自己，也不让别人过高兴日子似的。其实，这是最大的冤枉。清教徒也是人，岂有不愿过高兴的日子之理？麦考莱和门肯的话，只能当作俏皮话，博你一粲，不能作为对清教徒的正确理解。
　　本文不想从正面的来阐述清教徒和清教主义的定义，或它们的来龙去脉，那是枯燥不过的事，可以在任何世界史或英、美史教科书中找到。本文只想从反面的来消除一些常见的对于清教徒的误解，因为有时谈清楚一件事物不是什么，反而比谈清楚它是什么，更能生动地接触到它本质。
　　从上面引述的两位著名文学家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一般人都认为清教徒是主张清心寡欲的。其实，这完全是误解。因为清教徒既是新教的一个派别，它就象新教的其他派别一样，当初就是因为坚决反对中世纪旧教的禁欲苦行，才分裂出来的。因此清教徒并不排除肉体的快乐，其理由正如法国宗教改革家卡尔文所说的，上帝“不仅要为我们提供必需，也要为我们提供快乐和享受。”他在他的名著《浅说》中又说，显然，“天主赋予花朵如此美丽……如此芬芳的香味”是为了吸引我们的感官，因此享受花朵的美丽和芬芳并不违背上帝的本意。“总而言之，难道他没有让许多东西除了必要用途之外也值得我们欣赏吗？”
　　但清教徒反对的是过度的享受。美国殖民时代初期的宗教家英克里斯·马撒就警告说：“酒是上帝所赐，但醉鬼是魔鬼所造。”这句话最能说明一切。再如，尽管一六八○年坎布里奇教会法规禁止打牌和掷骰子，因为这种赌博浪费时间和养成游手好闲，但是一六九九年波士顿的牧师却毫无困难地允许公家发行彩票。他们认为这好比是政府的一种赋税，所取的仅是“政府本来想要取的，但大家都很乐意，它用于公益，而又是用彩票来筹集的。”又比如跳舞，英克里斯的儿子考顿·马撒也是个牧师，他在十七世纪末虽然反对男女共舞，但他并不反对跳舞本身，而他的外祖父约翰·考顿早就认为两性在一起跳舞，只要不是过分猥亵，就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也就是这位约翰·考顿老先生成功地反对掉了另一位清教徒领袖罗杰·威廉的妇女进教堂要罩面纱的主张。
　　在衣着方面，马萨诸塞殖民地的确要想限制穿戴英国传来的“有失体统的某些新款式服装”，但是这种限制常常被教会中的头面人物自己的老婆所打破。因为爱美是女人的天性。而且现在我们也弄清楚了，清教徒的服饰打扮并不简朴，相反而是英国文艺复兴时代的款式。当时的确有过服饰打扮上的限制，但这种限制多半是为了作阶级上的划分，而不是为了禁欲苦行。比如上层阶级的清教徒如克伦威尔之流可以蓄长发，而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如蓄长发就被认为是学上等人的时髦，忘了自己的身份。一六五一年马萨诸塞殖民地议会就促请大家注意有“过分讲究衣着的倾向袭来，特别是在条件差的人中间，这给上帝丢脸，有损我们的信仰，消耗钱财，不合我们贫困处境。”因此通过了法律，宣布“我们完全不赞成并且厌恶条件差的男人穿绅士服装，用金银饰边，膝部钉钮扣，脚登皮靴；同类女人头戴丝绸和亚麻帽兜，或围头巾。这只有在产业较大的人，或受过人文教育的人中间才能允许，在条件差的人中间是不能允许的。”这条法律说的虽然是下等人不能穿什么，但反过来也说明了上等有产业的清教徒该穿什么样的讲究服饰。这远远不是我们心目中的布衣蔬食的形象。
　　认为清教徒反对音乐和艺术，这也是不确切的。不错，清教徒坚决主张把风琴从教堂里搬出去。当初在英国还有狂热分子捣毁了教堂里的风琴。但是应该说，他们反对的也不是音乐或乐器本身，而是在教堂中演奏音乐。著名的清教徒如弥尔顿和克伦威尔，还有美国的西威尔，都是音乐的真诚爱好者。尤其不要忘记的是，歌剧就是在清教徒统治时代传到英国的，当时并没有遭到非议。英国第一部完全用音乐演出的戏剧《罗得岛之围》是在王政复辟之前四年的一六五六年演出的。即使翻阅一下当时出版的许多攻击清教徒心胸狭隘的著作，也找不到任何人说清教徒反对音乐，只要这音乐不是在教堂中演奏的。
　　艺术方面也是这样。共和政权固然处理了查尔斯国王的艺术珍藏，但这并不是反对艺术本身。克伦威尔和其他清教徒自己就购置了其中一部分。这位护国公在汉普顿王宫的花园中还点缀了不少裸体的雕像。当初清教徒封闭剧院，与其说是反对戏剧本身，不如说是由于十七世纪四十年代戏剧实在太伤风败俗。至于在美洲的清教徒，根本谈不上反对艺术或欣赏艺术，因为在十七世纪的美洲殖民地里根本没有艺术可言。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一提，清教徒至少不象教友派，他们并不反对画肖像。
　　对于清教徒，尤其是对新英格兰清教徒的最大误解，莫过于他们对性的态度了。有些人以为他们在性生活方面是力言清心寡欲的。当然，否认清教徒信奉洁身自好的贞节原则是错误的，但是由此而认为他们抑制性欲或厌恶性生活，同样不正确。在清教徒看来，结婚比不结婚好，独身并不是美德。上面提到的那位约翰·考顿老先生曾对一对新婚夫妇讲过另一对夫妇的故事，说他们“在结婚之后还没有同房共衾就说好从今以后先与世隔绝，后互相分居。”但是，考顿认为，这种行为“不过是盲目的狂热，因为这是他们所遵循的盲目头脑的命令，而不是上帝的命令。上帝说的是，人不应该离群索居。”考顿不但反对天主教的禁欲，而且也反对那种认为女人是“不洁的”，是男人的诱惑的看法。他说，女人不是“必要的坏事，而是必要的好事。没有女人，男人就没有舒服的生活。”
　　因此，当时殖民地当局就很现实，他们要求已婚男子除非把妻子从英国接来，否则，如无妻子在身边，不如趁早离开殖民地。这说明他们是不主张夫妻两地分居的。他们还允许配偶一方因对方性无能，或长期分居，或不堪忍受虐待而提出离婚，这无异是鼓励双方满意的婚姻。对于不美满的婚姻，清教徒是倾向于离婚而不主张勉强凑合的。在当时的基督教世界中，新英格兰的离婚法律是最松的。而在英国，即使有弥尔顿的慷慨陈词，也无济于事。
　　最妙的是现今尚存的教会文献中，有许许多多婚前发生性行为的忏悔纪录。据有人考证，作这些忏悔的人大多不是道德败坏的人，而是一般公认的圣人和道学先生。而教会并不因此而驱逐他们出教，可见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罪行。不错，按照当时民法，在道德败坏的人中间，或者在非清教徒中间，如查获犯有这种罪行的人，是要加以严惩的。但是，这在非清教徒的殖民地弗吉尼亚也是如此，惩罚轻则罚款，重则枷拷示众，最重的当众鞭答。由此可见，对道德败坏的惩处，乃是十七世纪普遍现象，不仅仅是清教徒一家的清规。
　　至于夫妻的情爱，在清教徒的书信和诗作中，不乏夫妻互诉爱恋之情的辞句和作品。比如从一六二九年到一六四八年曾十二次担任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总督的约翰·温思洛普一次外出，在给自己妻子的信中就称她是“我的贤妻，我的爱妻。”他告诉她就要回家，“这样我们就可以尽情共享闺房之乐……。现在已是上床时间，但我孤衾独宿，因此不必急忙。但在临睡前我必须一吻我的爱妻……。”美国第一位女诗人安妮·布莱特斯屈里特写了不少给她丈夫的爱情诗，十分罗曼蒂克。其中有一首叫
　　给我亲爱的丈夫
　　金山银海
　　抵不上你对我的爱
　　千川万河
　　浇不灭我心中的火
　　但是，如果把这些严肃认真的男男女女统统都归为文艺复兴时代的浪子荡妇，那就大错特错了。说他们严肃认真，可以举一件小事为例：温思洛普到了美洲以后不久，就不再在与人共饮时敬酒祝同席人的健康了。他认为健康的祝愿是件严肃的事，不应在喝酒的时候提出来，因为喝酒不论从其性质或效用来说，都是达不到健康的目的的。由此一端，可以看出他们对人生态度的认真。
　　是的，对人生态度的认真，这，才是清教徒的主要特征。有一位牧师告诫会众说，“上帝送你们到世界上来，不是送你们进游戏室，而是进工作室。”辛勤工作，永不得闲，是清教徒的伦理道德的主要规范。此外，清教徒认为世界是充满了邪恶，对此不抱任何幻想，只有这样对邪恶的不可避免和永恒存在的性质有深刻认识，才驱使他们坚持不懈地与之进行斗争。这种斗争不仅表现在外部世界上，也存在于清教徒的内心世界中。清教徒的日记中和自传中，尽是这种锲而不舍的灵魂的探索。因此有人认为，清教徒是一种“道德的运动员”，孜孜不倦地要努力达到人类由于本性所决定而达不到的道德标准，以至死而后已，灵魂永无宁日。正是由于内心之中有这样的动力，才使清教徒和他们的社会不论在精神方面或物质方面有了极高的成就。
　　但是，这种要实现上帝的意志的决心，也有令人不快的一面：高度的社会意识(“我是我兄弟的看护者”)固然促使波士顿地区成为许多改革运动的发源地，但是也带来了唯我正确、自以为是、思想偏狭的毛病。安东尼·考姆斯托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此人毕生以维护风化为己任，十八岁上因喝醉了一次酒，悔恨不已，闯进本地一家酒铺，拔出酒桶木塞，把酒全都倒光。从此以后他就以禁止淫猥书籍为一生致力的目标，在纽约成立整饬风纪协会，尤其是自从他担任了邮政局职务后，就更雷厉风行，当初美国通过法律禁止欧洲邮寄淫猥书刊画册进口，就是他的功劳。象《范妮·希尔》这样的淫书当然不在话下，甚至连节制生育提倡者山额尔夫人的著作也在禁止之列，惠特曼也因写了《草叶集》而遭殃，被内政部开除公职。他以有伤风化的罪名而使之遭到逮捕的人更不计其数(其中有总统女候选人伍德赫尔和山额尔的丈夫)，有十六人因吓破了胆而自杀。他自称在四十一年之中所定谳的人可装足一列六十一节车厢的火车，其中六十节车厢每节装六十人，最后一节也快装满了。他所销毁的淫书有一百六十吨，其实有些书根本谈不上是淫书，只是因为其中有骂人的话或“怀孕”之类的字眼。只有在他要想在纽约禁演萧伯纳名剧《华伦夫人的职业》时，他才遇到了敌手。萧伯纳怒斥“考姆斯托克是全美国丢人的笑柄。这证实了旧世界的根深蒂固的信念：美国是个外省小地方，第二流的乡间小镇。”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考姆斯托克是清教徒在十九世纪末期的产物，而在十七世纪的新英格兰，生活毕竟比较简单，民风也比较敦厚，没有那么多的伤风败俗的事情需要他大声疾呼地加以禁绝。至于严守安息日教规，弗吉尼亚这个非清教徒殖民地并不比新英格兰有所宽怠，不仅同样严格要求人人到教堂做礼拜，而且还严禁剥苞米、收烟叶、出租马匹、携带枪支、卖苹果酒、钓鱼、猎鹿、喝酒、旅行、赶车、弹琴、跳舞、骂人、打架……。总而言之，除了上教堂做礼拜，什么都不能做。另外，自以为是、心胸偏狭也不是清教徒的专利。一九二五年田纳西州戴顿市发生“猴子案审判”就是明证。在讲究理性的清教徒占统治的英格兰是决不会发生南部浸礼会派占优势的田纳西那样不准在教室里教授达尔文进化论的事的。捉巫案固然发生在波士顿，但三百年后麦克锡参议员煽起反共的捉巫案时，在国会听证会上大煞麦克锡威风的陆军方面特别法律顾问韦尔奇也是波士顿来的清教徒后裔，而麦克锡却是来自素有开明倾向的威斯康星州，尽管他本人是爱尔兰裔的天主教徒。
　　世界上事情的复杂，决不是一言所能概括的。把资本主义初期的清教徒伦理道德与我国前三十年打着极“左”旗号的封建道德相提并论，尤其不伦不类。在清教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何尝不然。
　　①　逗熊是当时一种游戏，就象斗鸡一样供人消遣，所不同的是斗鸡是两鸡相斗，而逗熊则是把熊捆绑起来，听任恶狗撕咬，观众以此取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