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从历史经验中学习

　　去年十月，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刻地总结了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确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恩格斯曾经说过，“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马恩选集》第四卷，第458页)今天，这句话对于正在全面系统地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国人民来讲，显得格外亲切。要懂得改革的理论，明确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一个必不可少的工作就是全面系统地总结我国经济体制沿革的历史经验。一九八三年出版的由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历史经验总结小组编写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一书，在这方面，就做了很好的工作。
　　《历史经验》这本书包括五个时期(我国的经济体制形成和建立时期、“大跃进”时期、调整时期、十年动乱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四个专题(生产资料所有制、计划与市场调节、条条与块块、劳动与工资)、五个部门(财政、商业、机械工业、纺织工业、物资流通)、三个省市(上海、四川、辽宁)的经济体制改革历史总结。虽然由于此书成书稍早，有些观点今天看来未必允当，加之缺少价格、金融以及其他部门和省市的总结，还不能全面地反映我国经济体制演变的状况，但对于广大从事经济理论和实际工作的同志来说，通过这本书，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基本上了解我国经济体制演变的脉络及历史经验，了解它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从而有助于我们深入领会《决定》的精神，懂得为什么我们的改革必须冲破僵化的模式，理解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本文不拟过多地复述该书的内容，只想结合这本书，就我国经济体制沿革的历史经验和当前的改革，发表些个人的见解。
　　根本的转折在于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
　　纵观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沿革，可以看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和之后这两个阶段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区别。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虽然我们的党和广大干部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总还是和人们的预期有很大的距离，有时甚至还出现过严重的挫折。造成这种状况固然有许多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始终没有摆脱“左”的思想的束缚。它捆住了我们的手脚，也好几次造成前进方向上的失误。例如，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对小手工业和小商业过多的合并和过早地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农村中合作化运动的“接力赛”，紧接着追求“一大二公”的公社化运动；调整时期对公有经济为主体前提下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开展市场调节、开放集市贸易这些措施的压制；十年动乱中对十七年许多正确方针的否定，把许多社会主义原则说成是资本主义的等等，都是这种“左”的表现。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左”的思想和观念才得到逐步的清除，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经济体制的改革才得以开展起来。如果我们不只注意到这种转折，而且更深入地思考形成这种转折原因的话，就可以发现，这种转折是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认识上的变化所引起的。
　　我们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一直有很大的市场，一度还占过统治地位的“左”的思想，也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口号喊得很响亮。问题在于，按照这种“左”的理解，社会主义仅仅是对没有剥削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追求，而不是对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这个总目标的追求(这常常被斥之为“修正主义”)，甚至对生产关系可以不顾现实的经济条件和实际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断进行“革命”的、“穷过渡”的变革，害苦了中国人民，也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能充分发挥出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发生的根本性转变，首先是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再认识引起的。三十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运动并不以追求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为根本目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目的在于借助于这些生产关系的建立来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广大人民造福。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基础上所必然实现的社会生产方式，它继承了资本主义发展所造就的生产力、社会关系、科学、文化和一切文明成果，又克服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是一种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人类自身发展的社会生产方式。社会主义运动不仅在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更重要的是能够比资本主义更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一切文明的发展，并能使这种发展变为提高人民群众福利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战胜资本主义，并向共产主义方向前进。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社会主义运动首要的也是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是尽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断增长的需要。离开了这一点而追求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无论从表面上看起来怎样“革命”，都只能是“左”的表现，它不能使社会主义在事实上前进，而且给人民大众带来灾难。这一点正是我们三十年来所走过的曲折道路的症结和教训所在。基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这种再认识，我们才有了彻底清除“左”的思想的理论武器，也才有了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健康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指导思想，能够放开手脚，冲破禁区，开创出今天这样的新局面。同样，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这种再认识的前提下，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必然还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改革的关键在于对商品经济的再认识
　　三十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沿革的历史经验和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新鲜经验，都在提醒我们，重新认识在现阶段社会主义发展中商品经济的历史作用，是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问题。
　　从三十年的历史经验来看，我们的经济体制之所以需要改革，是因为它的一个重大弊端就是不重视甚至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状况和认为商品经济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市场和计划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经济调节机制的传统认识有关。因此，过去不管我们的经济体制如何变动，下面这些弊病总是无法避免：在生产上严格限制企业的经济行为，使它不能象商品生产者那样独立地从事生产和经营，在流通上严格限制价格的波动和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横向联系，力图用严格的指令性计划来规定企业的行为和替代经济生活本身的联系，结果造成企业没有活力，经济发展没有动力，国家计划既对经济生活管得太死、又管不好的局面。历史经验表明，从一国的范围来看，在一个封建的自然经济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内，不可能跳过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而实行由国家对社会劳动的直接分配。从整个世界来看，在目前商品经济客观上还作为生产力发展有力杠杆的条件下，在一个国家内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只会限制自己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和削弱自己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因此，商品经济的形式是我们现阶段发展生产力的必然途径。这就是历史经验所告诉我们的明确结论。
　　近几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农村的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因为找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道路。城市经济能够比以往有所搞活，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在城市的经济生活中更多地引入了商品和市场关系。特别是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给经济发展注入了很大的活力。而改革需要进一步突破的环节，恰恰又是价格、金融这些商品经济的“灵魂”。更不用说离开了商品和市场关系，不能在对外开放上迈出一步这个事实了。今后必须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这一点，已经不再使人们怀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上，怎样认识发展商品经济的历史作用问题，在一部分人的头脑中还没有解决。
　　《历史经验》一书中以《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为题考察了这个问题。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必须实行计划经济、目前也必须有市场调节的部分，计划经济的形式有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等观点，这是近几年来大家所取得的一致认识。但是在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关系上，是不是就是“市场调节是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的补充”(见该书第164页)呢？我觉得这还值得进一步讨论。
　　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经济来说，不是由于计划经济还不完善，所以还必须保留市场调节作为补充，即计划第一，价值规律第二。而是相反，正是由于商品经济的不发展，造成了计划经济的不完善。这个问题，必须从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是计划经济赖以形成的基本条件的角度来认识。
　　首先我们看到，计划经济的对象——高度社会化的经济生活，本身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只有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原来独自在自然经济生活中的人们才被卷入到社会分工之中，形成一个总和的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生产者。通过商品经济的发展，才使个人对整个社会生产的依赖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大加强，人的需要和生产领域日益丰富，经济生活各组成部分的联系也日益紧密。正是这个高度社会化了的有机体，才构成了需要人们有计划地加以控制的对象。
　　从对社会主义经济进行计划的原则——价值决定的原则来看，它也是在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中才形成的。在商品经济中为追求价值对产品效用和生产花费的计算，是计划经济中根据对产品的效用和生产花费，来安排整个社会生产的预备学校。除此以外，价值观念不会从天而降。
　　最后，从人们进行计划的主观能力来看，如果不是能在瞬息万变的商品经济中取得自由的人，也很难驾驭整个复杂的经济生活，具备对经济的发展作出预测和计划的能力。商品经济本身的复杂性也同时锻炼出人们适应和控制它的能力。
　　因此我们说，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没有计划经济的完善。商品经济是经济生活给自己开辟道路的自发形式，而计划经济则是对这种形式的自觉认识和控制，应该说，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调节在计划的指导下为自己开辟着道路，也为计划经济的完善创造着条件，而经济计划则更直接、更准确地揭示着市场迂回曲折表现出来的各种关系，排除着它的盲目性。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为计划经济的完善创造着条件，在计划的指导下，商品经济又得到健康发展。而不应割裂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二者的内在统一性，把市场调节只看作是计划经济的补充。前不久经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是在总结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和吸收理论界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彻底打破了那种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决定》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为我们科学地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二者的关系，树立了一个典范。只有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才能扫除掉排斥商品经济发展观念的最后一块基地，同时找到《决定》所指出的计划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
　　破除“铁饭碗”制度的另一面
　　我国劳动管理制度上的主要弊端，在于“铁饭碗”。《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国劳动制度中‘铁饭碗’的形成，首先是由于对国营企业中的固定工采取了能进不能出的终身制。”以后又使企业的用工形式趋向单一化，合同工、临时工成为过渡形式，过几年转正一批，并且集体企业也仿效了这种做法，“铁饭碗”成了劳动制度的主要形式。“劳动既然还没有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一旦捧上‘铁饭碗’，就往往使人由于失去鞭策而不图上进，甚至工作上拈轻怕重，出工不出力。”(第201页)目前对“铁饭碗”的改革途径，是用临时工、合同工和固定工多种形式代替单一的固定工形式，改革固定工制度，企业有权对不适应现工作岗位或不遵守制度者予以辞退。无疑，这种改革可以逐渐破除那种不图上进、出工不出力的现象。但是，我感到“铁饭碗”制度的弊病还不仅在于此，改革的任务也不光在于打破劳动者进了企业便万事大吉的观念。
　　“铁饭碗”制度实际上是由两个方面组成的。一方面，劳动者的就业由国家包下来，一旦进入企业，便无法辞退；而另一方面，这种“铁饭碗”的获得，是以劳动者一旦进入用人部门和单位，便失去了自己对职业的选择权为前提的。这种制度造成人才难以流动，形成了人才“部门所有制”、“企业所有制”的局面。前者固然使劳动者个人产生了惰性，应该予以改革，而后者也为最有效地使用人才，能够适时地抓住各种机会造成了障碍。这一点则往往是人们认识不足的。
　　对现代的经济发展进行观察就可以发现，这种发展是以人才的高度流动为条件的。无论是微观的企业还是宏观的国民经济，每一个管理的、技术的问题解决，都是以专门人才的聚集为条件的。而当一个问题解决之后，这些人才往往又解散，重新各自聚集到其他新的问题上去。这样，通过流动，各种专门人才得到极为有效的使用，也迅速地解决着发展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我国目前还是一个经济和科学文化都很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人才奇缺。对于人才这种稀缺资源实现合理配置，也需要本人自己能选择职业和工作岗位，充分实现人才流动才能做到。而现行的“铁饭碗”制度下，人才由少数人凭借主观意志集中统一分配，一进入用人部门和单位，就完全为其所有，就是专业不对口，或才能得不到充分发挥，用人单位、部门也往往作为“我”的人才而扣住不放。这样，一方面造成了人才的浪费，另一方面又因人才无法由边际生产率低的地方向高的地方流动，从而使后者因缺乏必要的人才造成机会的浪费，此外，还应看到，没有人才的流动，在我们的富民政策下，也难于实现致富机会的公平。这就是“铁饭碗”制度所必然造成的结果，也是当前人才流动之难的症结。
　　即使不从专业人才，而从一般劳动者的角度来考察，劳动者没有选择职业的权利也不利于积极性的调动。我们常常看到有人因环境、人际关系、工种等等因素造成心情不舒畅，影响积极性的状况。也常常看到有的企业领导人因手中握有劳动人事大权而有恃无恐地打击、迫害知识分子和各种技术人才。显然，如果劳动者和企业之间能够相互选择，而不是所有关系的话，这些弊病都不难解决。
　　今天，我们对“铁饭碗”制度的改革，要看到它的历史原因，同时在破除劳动者个人对“铁饭碗”的依赖时，也要充分重视“铁饭碗”对劳动者的束缚，尤其应当看到这种制度对于实现人才动态最优配置的阻碍，为人才的充分、合理的流动积极创造条件，因为这后一方面的改革，对解放生产力具有更为巨大的意义。
　　从耗散结构理论看经济的搞活
　　我们常常用“死”来表达以往经济体制的弊病，也常常用“搞活”来表述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严格地说，“活”和“死”都是生物学中的概念，分别用来表示有生命和生命的终止，在经济学中它只是一种借喻，很难对它作出确切的定义。但是在现代物理学中，由普利高津为首的布鲁塞尔学派创立的耗散结构理论，从开放系统的有序存在方式上，区分出什么是“死”的结构，什么是“活”的结构，这就对我们理解搞活经济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借鉴。
　　耗散结构的理论告诉我们，在自然界、科学实验、甚至社会现象中，从有序化的角度来看，存在着“死”的有序结构和“活”的有序结构。它们的区别在于能不能在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变换中，出现系统的结构和行为的多样化、复杂化，同时这种结构和行为又呈现出自组织(有序)的状态，即发展和演化。物理学中的激光束、贝纳特花纹，生物界的各种生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等等，都是这种“活”的结构，而物理学中的晶体、液体等，则是“死”的结构。毫无疑问，人类的经济生活也是一种“活”的结构。我们所说的“搞活”，无非是指经济生活中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人与人之间物质、信息的交换能够加强，系统的结构和行为多样化、复杂化的演化过程能够加快，总之，是指生命力的强大旺盛。
　　那么事物结构的“死”和“活”取决于什么呢？耗散结构理论告诉我们，取决于系统各部分组成结构的状态。当在与外界没有物质交换的条件下，系统的各部分长时间不发生变化的事物，或在系统与外界有物质交换的条件下，系统的各个部分虽有变化，但是它们的活动服从于线性规律，因而发展总是趋向定态的事物，就是“死”的结构。“活”的结构又称耗散结构，它是以系统内的各个组成部分能够不断变化，不受线性规律约束，具有自由度为条件的，当这种系统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信息的变换时，它就能形成新的自组织现象，表现为“活”的有序。
　　用耗散结构的这个理论来考察经济生活，它的“死”和“活”就取决于组成国民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的行为所具有自由度的大小。长期以来，我们片面地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解为是按指令性计划形成组织起来的，由中央直接控制整个社会生产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经济，很大程度上取消了国民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地方、企业、个人)经济行为的自由度，他们的活动受到严格的线性关系(指令性计划)的约束，结果把经济搞死了。近几年，改革中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引进市场调节，扩大了地方、企业从事经济活动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冲破了这种束缚，因而把经济搞活了。从历史经验来看，国民经济各个组成部分，其中特别是企业的自由度如何，是经济能否搞活的关键因素之一。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简政放权，增强企业的活力，作为城市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这是极为正确的。这一点也可以从耗散结构理论得到证明。
　　与搞活经济有关，耗散结构理论给我们的另外两个启示是怎样认识规律作用的形式和事物发展、演化的过程中涨落的作用。
　　经济学和物理学同样面临着对规律作用形式的认识问题。规律究竟是统计规律(非决定论的)，还是力学型的(决定论的)规律？经典物理学主张规律是力学型的，它把事物的运动看作是决定论的。它认为，现在物理学中之所以需要统计规律，是由于人们对事物运动的各项条件掌握得不充分，而并不是因为事物的发展本身具有随机性。耗散结构的发现则证明，事物的发展、演化是在许多不确定因素中进行的，特别是在演化的分叉点上，事物向哪个方向发展，是由随机的涨落所决定的。因而在这个范围内，事物的发展是非决定论的，只能用统计规律来描述。当然，耗散结构理论也没有否定力学型规律的作用。在事物既定的结构内的发展，力学型的规律起着主要作用。而在旧结构向新结构转化时，发展方向则服从于统计规律，具有很大的随机性。
　　耗散结构理论的这个发现可以进一步启发我们认识用指令性计划来管理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弊病。那种认为可以用指令性计划来管理一切的观点，实际上排斥了经济发展中本身所具有的不确定因素和发展方向上的随机性。例如对应该形成什么样的消费结构、生产结构、价格体系等等，它除了受一般的规律支配外，还受到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诸如文化的、历史的、自然的、国际的、民族的等等，它们使发展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不确定的。并且经济生活越发展、越复杂，这种不确定的因素也就越多。既然这种发展不是决定论的，带有不确定性，人们事先就只能掌握确定的因素，而不能掌握不确定的因素，制定出供一切经济主体执行的指令性计划。因而用指令性计划来规定一切，必然会出现简单化和僵硬化，造成发展的障碍。而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这两种调节方式，则给予经济主体以一定的自由度，都包含着随机因素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可以避免这种刚性调节的弊病。因此，从搞活经济的角度来看，我们在保留市场调节的同时，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看来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过去我们常常说，事物的发展是波浪型的。这实际上还只是对运动发展过程的外部描述。耗散结构理论进一步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即是由事物内部的涨落，超过了一定的临界域时，会引起宏观结构的跃迁，实现演化或发展。涨落是指事物与环境的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中，每个组成部分功能发生作用中的有进有退。这种进退是由与环境关系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所引起的。每个组成部分在机会不确定的情况下进行选择和尝试，抓住有利的机会时表现为涨，遇到机会不利时表现为落。到这种涨落造成的宏观功能改变超过了临界值时，会导致新的宏观结构产生。在经济生活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许多涨落的现象。例如，对不同投资方向的选择，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有的成功的占领了地方性的市场，有的则占领了全国的、国际的市场，导致了整个产业结构的改观，引起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涨落机制在发展中的作用在于，它能够使事物的各个组成部分(如国民经济中的企业)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进行尝试，避免了自上而下的决策在选择上的单一性，同时，又分散了选择失败的风险，也避免了宏观结构因此而发生的震荡。在经济生活中涨落机制的存在，就表现为每个经济主体努力寻找自己发展的机会，放弃不利的选择，做到了经济发展方向选择上的全面性，这无疑就是经济发展的活力。我们在经济体制的改革中扩大企业自主权，给企业经营的自主权，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涨落机制相符的。以前，我们各个企业经营的发展方向是由无涨落的自上而下的决策所决定的。由于发展方向上分叉点极多，单一的决策无法对每个机会都进行尝试，很难找到最好的发展方向，容易造成经济生活被统死了的局面。同时，自上而下的决策，风险完全由国家承担，一旦选择失败，国家势必承担巨大的风险。从涨落机制的角度来看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懂得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必要性，和改变单一的指令性计划体制的必然性。
　　党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集中体现了我国亿万人民的共同愿望，深刻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按照这一文件指出的方向进行改革，我们将会创立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出现新的飞跃。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历史经验总结小组编写，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十月第一版，1.2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