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可识的汉字中，甲骨文要算是最古老的文字了。它是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在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出土的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古老汉字，上面记载着商王朝占卜吉凶时，所写刻的卜辞及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为盘庚迁殷到纣亡二百七十三年间遗物，是研究商代社会的重要文献。一九○四年，孙治让著《契文举例》，对它始作考释。继后，刘鹗、罗振玉、王国维、容庚、郭沫若、商承祚、于省吾、黄濬、孙海波、唐兰、董作宾、郭若愚、陈梦家、饶宗颐、徐中舒、张政烺、胡厚宣诸辈，还有日本学者青木木蒐哉、贝塚茂树、松九道雄等，对它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在已出土的几十万片甲骨实物和拓、照、摹本等纷繁零乱的材料中，已发现四千五百多字，其中可辨认的已有一千七百多字了。胡厚宣先生主编的《甲骨文合集》，是一部经过科学整理比较全面的大型甲骨文资料汇编，煌煌巨著，堪称集甲骨文之大成，为今后甲骨文字和古代历史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几十年来，利用甲骨文，在探索殷代史及古代科技史方面，均取得很大成绩，既有专著，又有单篇专题论文。甲骨文研究著作，首先注重于文字考释、殷商史的研究，如王国维曾利用卜辞祭祀的王亥，与《山海经》“王亥”相印证，发现王亥就是殷王朝先祖冥之子，微之父，而《史记》却误作“振”，纠正史书在流传过程中的讹误，一直在史学界传为美谈。去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甲骨文和殷商史》，则从史的角度，对商代历史，包括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领域的各个方面，进行探讨，为将来编写一部大型的商代史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目前在甲骨文的研究中，却存在着一个薄弱的环节，一种不平衡的现象，即是对殷代的物质文明——它的核心部分是科学技术史——的探索与取得的成果是不够的，或者说是很不足的。如何利用卜辞，探讨商代的物质文明等一系列工程，等待着人们去进行。陈遵妫先生的《中国天文学史》，曾利用甲骨文，研究了殷代的天文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杜石然、范楚玉、陈美东、金秋鹏、周世德、曹婉如六位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则从科技史的角度，利用殷墟卜辞，探讨了商代的物质文明；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也引用大量卜辞，论述了商王朝的科学和技术。但他们都从某个方面，将甲骨文中与自然科学有关的文字，引述到他们的论著中去，不可能将卜辞中所有与科技有关的内容，都罗列概括进去。甲骨文中，到底有多少与科学和技术有关的卜辞，人们也希望有人能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科技领域的各个学科，对它进行系统整理，归纳和分类，为全面研究殷商时代的物质文明，创造条件，填补这项空白。
即将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的温少峰、袁庭栋合著的《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正是这样一部带有综述性质的系统整理研究卜辞所反映的科技内容的著作，不能不说是甲骨文研究中的一件喜事。全书分天文、历法、气象、农业、畜牧、交通与驿传、医学、手工业八章阐述，夹叙夹议，较全面地反映了殷人认识自然，为谋取自身的存活向大自然索取物质所进行的斗争。
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日知录》云：“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指夏、商、周三代人，均观察天象。古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首先观察到的是光明、热力、运动、生命来源的太阳的东升西落。《淮南子·天文训》：“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登于扶桑，爱始将行，是谓晨明。至于曲阿，是谓旦明。至于曾泉，是谓蚤食。至于桑野，是谓宴食。至于衡阳，是谓隅中。至于昆吾，是谓正中。至于鸟次，是谓小还。至于悲谷，是谓
时。至于女纪，是谓大还。至于渊虞，是谓高春。至于连石，是谓下春。至于悲泉，爱止其女，爱息其马，是谓悬车。至于虞渊，是谓黄昏。至于蒙谷，是谓定昏。”将太阳在天空的相对位置，划为十五等，反映古人以太阳在天空的方位，划分时辰的习惯。卜辞中的旦、朝、昃、昏、昔，正是保存着古人以太阳的位置定时辰的遗迹。旦，甲骨文见图A，金文见图B，象日出地面之形；朝，甲骨文见图C，象日月并见于草莽之中，表示日已出而月犹未落之时辰；昏，甲文见图D，从日在氏下会意，氏，《说文》：“巴蜀山名。”日在氏下，即太阳下山，太阳落坡；昃，甲文见图E，象日光照人，人影偏斜之影，表示太阳由当顶运行至偏斜方位；昔，甲文见图F，象日在浩瀚的大水之下，示太阳沉落西下，白天结束，晚上开始。对这些表示时间的词，温、袁两位，在罗列材料的基础上，一一作了考释。
又，太阳除了每天的东升西落外，还有日食的变化，殷人观察到这自然现象，有“日有食”、“贞日有食”的卜辞，比《诗经·十月之交》：“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的记载要早，据温、袁二位的考释，知殷人已能预测日食。
古人观测天象的第二个目标是月亮，因为它在黑暗的夜晚，能给人以光亮。从殷人对月亮的祭祀中，有“月有食”的记录，知殷人已观测到月食。古人除观测太阳，月亮外，星星也是他们注意的对象，已有了恒星和彗星的记录。
亦卜辞还反映出殷人的历法。据温、袁二位研究，殷人有春秋两季，春为播种季节，约略等于今天的冬春两季，秋为收获季节，约略等于今天的夏秋两季；月有大小，小月二十九天，大月三十或三十一天；年有平闰，平年十二月，闰年十三月等等。
卜辞中又有丰富的气象学内容。刮风下雨，打雷闪电，晴天和阴天，下雪下雹，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仅雨，殷人已有大雨、烈雨、专雨、及雨、足雨、多雨之别。风分大风、小风、骤风、大狂风几种，并能鉴别风向。雷有猛雷、心雷、蕴雷之分。并明白云能致雨的道理。可见其观测的仔细。殷人还能预测天气，我们知道，下雨前天气闷热，一些动物因气压低而纷纷离开自己的洞窝，如蚂蚁之类。卜辞中提到一种可能为乌龟一类的动物(见图G)，说这种动物“至，又(有)大雨”，这是我国最早用观察动物活动规律预报天气的资料。但殷人的气象知识，是迷信和科学夹杂在一起，他们以为冰雹和雷电是上帝所降。故每逢干旱不雨，即向上帝神祗祈求。殷人观测的彩霞，先记“大雨自东”，后记“虹西”，说明已发现虹在西，雨在东的规律。因虹为日照水气而成，太阳在东，虹便出现在西方。虹在西方，西方上空的水气随着大气自西向东移动，便会在东方下雨。温、袁二位在丰富的资料基础上，一一作了阐述。
农业和畜牧业，是殷人社会生产的基本部门。他们依靠耕种农作物和饲养牲畜来谋取生存。他们种植的作物有粟、黍、麦、菽、稻等等，并以为主要食粮。在种植麻时，既利用麻皮做衣，又将麻的种子当粮食，开展多种经济的利用。在耕种农作物的技术上，有了先进的犁耕，“勿”即犁字之初文，还有水利灌溉、火耕、用蚌壳除草、施肥等田间管理技术，可见其农业科学技术，在当时说来，已有了较高的水平。殷代的自然灾害中，蝗害是其中之一。当“飞蝗蔽空日无色”、“大叶全空小叶折”时，他们除了祷求先王先公神灵保祐外，还用火攻法。
象火烧蝗虫之形，这个方法一直被后代所应用。殷人的牲畜有牛、马、鸡、羊、豕、犬等，采用放牧和舍饲相结合的饲养方法。他们还发明了选择种马、种猪的方法，创造了阉割法。这都表明当时的畜牧业和农业一样，已发展到相当水平。
殷人生息在中华大地上，已有了交通运输工具。水上交通工具有舟船，驾驭船只时，或用篙撑，或用楫驭，或以縴挽，这几种方法，一直保存到后代。陆上有马车、牛车、步辇、骑乘等，其中车的结构，亦一直流传后世。
殷人生了病，是请巫还是用药物治疗？当时已发现哪些危害健康的疾病？温、袁二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卜辞，归纳出三十四种病症和病象，有病首、病目、病耳、病自(鼻病)、病口、病舌、病言(咽喉病)、病齿、奶执(奶头堵塞不通)、腹不安(腹部疾病)、府(腹部病)、病身、病臀、病肘、病疋(足病)、病趾(脚板病)、病骨、病软(浑身无力病)、病心(神经官能症)、病旋(头脑眩晕)、祸风(伤风感冒)、病疫(传染病)、蛊(腹中寄生虫病)、病蛔、疟、育(生育)、小儿病、酒精中毒等等疾病，殷人以为这些疾病乃鬼神降祟所致，故祈祭祖先鬼神，以求禳除，这是他们对付疾病的主要手段。但从温、袁二位归纳整理的材料看，当时已有药物和一定的医疗技术。中医以为鱼有“行水”之性，可散瘀血，卜辞“疛，用鱼？”知他们已用鱼类来治病。枣和阴阳，生津液，又能治疟，卜辞“
(疟)，秉枣？”知殷人用枣治疟疾。他们还用砭石进行针刺，以解除病痛。还能用按摩法治腹疾，用艾灸治病，拔牙止痛，接骨复位，预卜妇女产期，并设“小病臣”这类专司医药疾病事务的官职，这均表明当时的医药技术水平，在世界上处于先进行列。
殷代的青铜器，无论从造型、铸造工艺，均达到铸造工艺的高峰，成为举世瞩目的艺术珍品。在我国国土上，北至辽宁，南至湘赣，东至沿海，西至陕西，均有精美的青铜器出土。从形制判断，多是在当地制造，可见青铜器制造业分布的普遍。而铸造青铜器的手工业情况又是怎样呢？遗憾的是殷代卜辞，很少记录手工业方面的内容，加上前辈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也不多，给温、袁二位整理这方面材料带来不少困难。但他们根据有限的材料，探索出当时的手工业已从农业中分化出来，且分工细、规模大、技术熟；操作手工业的工匠被称为“工”、“百工”，管理工匠的官员称为“司工”，管理手工业各种具体事务的下级官员被称作“多工”。在二位整理的材料中，给我们展现了殷人采矿、冶铸的情况，又使我们看到当时玉石器制造业、骨角器制造业、酿酒业、建筑业的概况，还有蚕桑丝织的生产。
温、袁二位，从无数卜辞中，整理出一千多条与科学和技术有关的文字，并进行了释读，它对于初学甲骨文者，也是有益的。不能不说二位的工作，在探索我国古代物质文明的接力赛中，起到接力棒的作用。
(《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温少峰、袁庭栋著，将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