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其实浪漫不起来

　　姚洋在今年《读书》第四期上批评我的文章，我想做些答辩。我的那篇小文，意思非常简单明了，无非是说，中国农村的自治，需要利用传统的自组织资源。历史的经验证明，乡村组织资源的破坏，国家政权的下移和行政干预是不能逃其咎的(包括改革前全能式的政权网络)。而现今以选举为特征的村民自治，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民主赐予，这种全然不理会传统，一味借行政之手嫁接民主的做法，其动机和效果都是可疑的。
　　作为一个还算知道一点历史的人，我对于古代社会并没有比姚先生更多的浪漫想像，绝没有将那时的农村都想像成五柳先生笔下的桃花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但古代的乡村存在自治的状态，却是一个不需要过多争辩的事实。古代社会固然国家法律也覆盖了乡村，但出了案子，民不举，官一般是不会究的，包括人命重案。农民无论对于《大明律》还是《大清律》统统全无概念，对他们来说，明了的只有两条：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与其说是法律意识，不如说是基本社会伦理意识更恰当。乡村固然没有“法律和执法机构”，但类似机能还是有的，不仅宗族可以有某些为国家默认的调解甚至执法功能，其他的一些社会组织有些时候也可以干类似的事。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香会在进香过程中对成员违规的处罚，就很难界定是否侵犯了官府的法律权限。往深点儿说，山西有些地区曾经有过“渠甲制”，这种民间的渠甲机构对用水区域就拥有某种法律才有的制裁功能。
　　我承认，现在的中国农村已经非复昨日吴下阿蒙，精英的离去和社会的破败，道德的支离从晚清就已经开始了，现今的农民中有很多很多已经有了民工的身份，或者干脆进城安居。我也承认，在现代化过程中，城市化的进程与传统农村的破败恐怕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就中国而言，将农民变成市民和农场主，恐怕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而且能不能走通这条路还有疑问。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人都难以听任农村的破败。所有关心农村现状的人都知道，眼下农村的治理(这个词有点精英味，但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刻不容缓，而农村的治理，一点不借助传统资源，全然嫁接，这对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水平依然不高的农村来说，恐怕未必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况且，我们知道，现在农村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有县以下政权网络(包括县)的原因，政权网络内的行政、法律、工商、税务等部门自我膨胀，自动寻租，是农民负担过重，甚至活不下去的主要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机构已经没有多少“服务”功能，它们的存在，主要是为了收取各种税费(包括大量的不合理收费)。关键问题在于，根本不能指望权力结构的自我约束和净化，而仅仅靠村级的“民主”又难以制衡来自上面的权力，特别是这种权力在为自己生存和“发展”在施展的时候。
　　所以，我曾经在一个小规模的学术会议上提出过政府退出的建议，作为一个曾经在中国惟一的中共党史系学习过的人，我当然知道这是根本行不通的事情，但我相信，之所以行不通，并不只是因为这个建议过于浪漫。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并不是反对村民选举这种“民主试验”，只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这样的农村试验已经由共产党人做过了，同样是作为手段来做的，做得很认真，可是并没有结出民主制度的果实来，其实，在那篇小文中，我并没有讨论民主的成本问题，是姚先生自己“牵强”了。也许姚先生关注的只是民主，而且是作为手段的民主，而我恰恰更在乎的是给农民一点自由的乡村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