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必须“浪漫”

　　张鸣与姚洋就乡村自治与国家权力以及实现乡村自治的手段、可资利用的资源诸问题进行了辩论(张鸣：《其实浪漫不起来》；姚洋：《村庄民主与全球化》。分别载于二○○二年《读书》第六期和第四期)。实际上，双方争论的问题有两个：其一，现在的乡村是否需要自治？其二，如果需要乡村自治，那么其实现的手段与可资利用的资源是什么？
　　就现时代中国乡村的状况而言，不论古代社会存在乡村自治与否，也不谈乡村自治的资源是精英的道德权威还是其他别的什么，现在都迫切需要乡村自治。因为这关系到能不能还农民以自由独立的民事生活空间、能不能保障农民自由生活的问题；同时，乡村是否自治也决定着广大农村社区法治化能否实现及实现的程度与质量。在这一点上，张鸣主张的政权与行政力量退出乡村、恢复农村原有的自组织能力、依靠农民和农村社会自身力量的复原以实现乡村自治(张鸣：《热闹中的冷想》，《读书》二○○一年第三期)，至少在方向上是正确的。但令人遗憾的是，有关手段、资源、方向的问题要么没有解决，要么没有论及，如：现代乡村自治还能回到曾经存在的自治状态吗？深入到乡村的国家权力是退出还是与农民权利分离？在乡村自治的情形下，国家权力应然或合法性的位置在什么领域？对这些问题不予廓清，可能会导致对自治理解的歧义甚至错误。现代的乡村自治绝不会是古代社会的自治状态，因为支持乡村自治的手段与资源已不是“道德权威”、“知识优势”及其他传统性伦理规范、秩序，而应是现代优良的法律框架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各自权利的尊重与权利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因此，实现乡村自治，根本不是国家权力退出乡村，应是同农民权利的分离，从而国家权力居于一种支持、保障农民权利的位置，承担着提供各种公共物品的职能。这样的乡村自治不是“封建割据”，而是权力与权利的“和谐相处”。当然，这样的乡村自治的实现需要农民积聚力量，因为只有“力量造就权利”(拉封丹语)，只有具有力量的权利才能制约、抗拒权力，所以实现乡村自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