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照到人心深处”的一束“强烈亮光”

　　我们有一个常用的成语，叫做“谋财害命”，多少世纪以来，害命多半是为了谋财，流出来的鲜血也被玷污了。中国外国，率皆如此。在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法国，金钱更是逐渐腐蚀了人的灵魂。路易一菲利普开始了一个银行家的王朝，行动的口号是“发财”，精神的准则是“平庸”，既没有上天堂的雄心，又缺乏下地狱的勇气，一切都是那么猥琐、疲软、萎靡和苍白！于是，“人心的观察者”斯丹达感到了作法兰西人的耻辱。他发现了意大利，那里的人还残留着一些非凡的激情的痕迹；他发现了古代意大利的写本，那时候的人的恨“永远不是由于金钱的关系”。于是，他写出了《意大利遗事》。
　　锐意求新，力避雷同，这似乎成了当代小说家的一致的抱负。我们因此而有了一批结构巧之又巧、语言纯之又纯、人物新之又新的作品，象一件件打磨得玲珑剔透、浑然无碍的玉器，精则精矣，巧则巧矣，却多少让人感到冷冰冰的。相形之下，有些作品，线条粗犷，不事雕琢，甚或略显仓促，倒让人看到心在跳，血在流，透出一股迫人的热气。“水至清则无鱼”，形式完美到无懈可击的程度，并不总是艺术追求的极致。我读《意大利遗事》，心里冒出了这种感觉。
　　作为《意大利遗事》的来源的那些“墨迹发黄”的写本，记述的是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几个大家族的变故，而且“几乎都是悲剧性的”。斯丹达在发现这些写本之后，曾经给圣勃夫写信说：“当我再成了穷光蛋住在五层楼上时，我就忠实地翻译(这些写本)。”事实上，他并没有“忠实地翻译”，而是忠实地履行了小说家的职责，有选择，有增删，有剪裁，有分析。他保持了写本的直捷了当的风格，绝少藻饰和渲染，因为他不需要华赡的文辞，他要的是“若干特别照亮人心深处的事实”。他爱这些故事，是因为“这些故事大多数是它们说起的可怜人死后不几天写出来的”，正如译者李健吾先生所说，“血还是热的”。斯丹达从这些“描写秘密的与流血的罪行”的故事中，看到了一个与当代欧洲迥乎不同的世界，一个刚毅、蛮勇，有力量、有血性的世界。
　　我们都记得恩格斯说到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这句名言：“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这不难使我们想象到那是一个追求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时代，到处是阳光，到处是欢乐，到处都洋溢着蓬蓬勃勃的生气。流风所及，遍于欧洲。我们从拉伯雷的《巨人传》和卜迦丘的《十日谈》中多少可以呼吸到这种时代的气息。然而，这种时代的气息还有相反的表现，同样是力量的勃发，生气的洋溢，个性的显露，却都笼罩在阴郁、原始、粗野的暴力之下。那是大家族之间或内部的倾轧，教皇与臣属的冲突，官府与强盗的斗争，门第与宗教对爱情的压迫和摧残；那是直面鲜血的冷静，蔑视痛苦的坚忍，敢于犯罪的勇气，爱情与死亡的必然的联系；那是贵族的荒淫奢侈，教士的伪善懦弱，强盗的侠义慷慨，恋爱中的男女百折不回的刚毅；那是凶杀、投毒、复仇、收买、阴谋和背叛。这是那个“巨人的时代”的意大利吗？是。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的另一种形象，是斯丹达所崇拜的力的另一种表现。贵族少女海兰的至死不悔的激情(《卡司特卢的女修道院院长》)，红衣主教蒙泰尔托(后来的教皇席克斯特五世)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自制力(《帕里亚诺公爵夫人》)，帕里亚诺公爵夫人的视死如归的镇静(《帕里亚诺公爵夫人》)，白阿特丽丝的敢做敢当的魄力(《秦奇一家人》)，修女费丽泽对爱情的不懈的追求(《嫟之适以杀之》)……这都是“照到人心深处”的“强烈亮光”，确是“十六和十七世纪意大利历史的有益的补充”。无论这个意大利与那个“巨人的时代”的意大利看起来多么不同，它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不是同样地真实吗？这些男女主人公当然不是文化上的巨人，但他们是性格上的巨人。这是些刚毅果敢的人，富于个性，敏于行动，无论是为善还是作恶，都是无所顾忌，勇往直前，至死方休。斯丹达以一种超然于善恶观念之上的目光，怀着钦佩的感情望着他们，把他们当作力的化身。因此，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说《意大利遗事》“等于一篇关于意大利精力的心理分析”。
　　这种分析不是人物的无休无止的内心独白，也不是作者的唠唠叨叨的品头评足，更“不是把人心提到案板上，象割死鱼一样在解剖”(引自译者的《引言》)，而是“感受方式的忠实描绘，甚至史家的叙述方式”。这种“激烈方式，要的是动作，不是语言”，其表现，或为激情爱，或为自制力，或为人性的满足，甚至可为残忍的暴行，而绝不是当代的“形形色色的矫情与虚荣心”。
　　斯丹达曾经说过：“爱情是一朵香气袭人的花，但是必须有勇气到骇人的悬崖边上去采摘。”《卡司特卢的女修道院院长》中的贵族少女海兰就有这样的勇气，虽然她最终并未采到这朵花。美丽富有的海兰爱上了“家里很穷”但“作战很勇敢”的强盗虞耳。自打海兰见到虞耳，爱情在她心中萌动那一刻起，她就始终在“骇人的悬崖边上”攀登，他们的爱情从未摆脱死亡的威胁。先是父兄反对，她时刻为她的情人的性命提心吊胆；接着虞耳不幸在一次冲突中被她的哥哥激怒而不得已杀死了他，海兰被父亲送进卡司特卢的女修道院；她了解了真相决定同虞耳一起逃走，却又不幸向母亲泄露了秘密，结果虞耳铤而走险，攻打修道院失败；她不避艰险徒步来到强盗盘踞的大森林中，非但没有见到情人，反而受到强盗首领的威胁和申斥。最为残酷的磨难是从这时开始的。她陷入了母亲编织的圈套和谎言之中。十年之中，她始终不能忘情于虞耳，“罗马最有名望的年轻贵人们来求婚，她还是傲然拒绝了”。但是，“无可挽救的不幸和长期的无聊已经使她的心灵麻木了”，终于，虞耳的死讯杀死了她心中残存的“青春时期的快乐年月的回忆”。她的精神受不住“谎言的围攻”，忍受不了修道院内“几张恶毒的脸”，她为了报复，戴上白帽子，做了修道院的院长。这地位腐蚀了她的灵魂，她失身于一位年轻的主教，闹出了轰动罗马的案子。尽管历经这许多磨难，甚至堕落，她的心却一直是属于虞耳的。她用无愧于她的激情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当她听说虞耳还活着，那朵爱情之花伸手可摘的时候，她拒绝了母亲的营救，高傲地说：“正因为他活着，我才不要活着。”“她拿短剑扎在自己的心窝里”。她在给虞耳的信中说：“我现在死，是因为我会在你的怀里难过死的。”她的死实现了她的真挚纯洁的爱情，因为她的软弱玷污了这爱情，唯有自杀才能洗刷干净，使它重新放射出光辉。海兰的爱情是斯丹达所说的那种“激情爱”。“激情爱的比邻是最可怕的灾难，巨大的牺牲是它的营养，离开神秘的气氛就难以生存”。灾难，牺牲，神秘的气氛，海兰都尝到了滋味，她的苦难是等待，她的牺牲是失去了青春，而死亡的阴影是笼罩着她的爱情的神秘的气氛。可以说，《卡司特卢的女修道院院长》是一曲激情爱的颂歌。
　　斯丹达痛感当代欧洲的虚弱与苍白，因此，在这些古代意大利的故事中，不怕流血，蔑视死亡，非凡的自制，甚至犯罪的勇气和残忍的行动，都成了力的表现，都被他视作一束“照亮人心深处”的“强烈的亮光”。帕里亚诺公爵夫人之死射出的亮光可称强烈。斯丹达是这样写的：“他们向她宣布死刑，她听见消息，神色没有一点点改变。”她的镇静若算是惊人的话，下面一段文字简直要让人倒抽一口冷气了：
　　做弥撒的时候，她虔心诚意领圣体，后来就在我们安慰她的时候，公爵夫人的兄弟阿里夫伯爵走进房间，拿着一条绳子和一根小榛木棒，拇指一样粗，大约半古尺长。他拿一条手绢蒙住公爵夫人的眼睛；她很冷静，为了不看见，让它更下来一点蒙住她的眼睛。伯爵拿绳子套在她的脖子上；不过，绳子很不合适，伯爵解下来，走开了几步；公爵夫人听见他走路，摘掉眼睛上的手绢，说：
　　“怎么的啦？我们怎么着？”
　　伯爵回答：
　　“绳子不合适，我去另拿一条来，免得你吃苦。”
　　他说着这话，出去了；不多久，他换了一条绳子回到房间，重新拿手绢在她的眼睛上蒙好，又拿绳子套在她的脖子上，把小木棒插在结心，他一转它，就缢死了她。在公爵夫人这方面，事情前后，完全是日常谈话的声调。
　　我读书不多，这样镇定而安详地面对死亡的人物，这样冷静而平淡地叙述死亡的文字，的确是不曾见过，作出类似表现的还有一位娇弱的少女白阿特丽丝·秦奇，而她只有十六岁！还有那种非凡的自制力，或是出于心机，或是出于高傲，有时候简直达到令人害怕的程度。红衣主教蒙塔尔托听说心爱的外甥被人杀死，表现的是“面不改色，情不外露”，“以一种可钦佩的严肃和一种十分安详的神情制住”女人们大哭，“没有人能从他身上看出最简单的甚至通常有的痛苦的标记”。他照常参加教皇的会议，哪怕教皇也流泪了，他却“和平常一样镇静，脸上的纹路一点没有改变”。“尽管老练的廷臣很难受骗，但没有一个人敢说：红衣主教近在御前，看见圣上哭，脸上有一点点感情露出来”。教皇也被震慑住了，不由地说：“说实话，这家伙是个了不起的修士！”红衣主教蒙塔尔托是一位韬晦大师，他想当教皇，但他的表现，至少是一半出于心机，一半出于性格的刚毅，教皇的话也至少是一半出于讽刺，一半出于恐惧。而席克斯特五世(红衣主教蒙塔尔托做了教皇的名字)果然是一位严厉的教皇，斯丹达在一条注文里说“他有些地方象拿破仑”。他从不放过任何机会抨击教会和教士，但他对刚毅强硬的教皇却不乏敬意，他欣赏的是他们的性格。此外，即便是残忍的行动，也比当代的胆怯懦弱多出几分光彩，如他所说，“一六○○年的坏东西”也“没有一八三三年的坏东西那样讨厌”。阿科朗博尼公爵夫人的死，帕加内洛伯爵的死，弗朗索瓦·秦奇的死，都是残忍至极，令人发指，这里没有该死不该死的问题，斯丹达关心的是人心中某种天生的、原始的东西，例如“报复的法则”之类。这里善恶的观念被排除了，残忍的行动和奇特的罪行都被看作是对世俗的道德的一种反抗。
　　在斯丹达接触意大利的初期，意大利女修道士的命运就引起了他的关注，写于二十年代初的《英国通讯集》中就有关于意大利古代女修士的痛苦的评论，主教等被称为“骚乱的煽动者”。《意大利遗事》中的《嫟之适以杀之》集中而鲜明地描绘了“修道院内部的这幅愁苦的画”。这座修道院“阴沉而华丽”，“它是所有贵族女儿避难的地方，父母为了显耀门第，甘愿牺牲她们”。但是，“她们对父母的不公道常常提出公开抗议，有时她们就向爱情要求安慰，于是可以看到修道院的仇恨和竞争扰乱了佛罗伦萨的上流社会”。虽有五十尺高的黑墙，这里却不是一潭死水，“年轻、好看”的修女在城里“全有情人”，院长本人先前就是红衣主教的相好，加上门第不同所造成的亲疏，“女修士中间闹小圈子”，这里也是个沸沸扬扬的小社会了。带头闹事的人是美丽高傲的费丽泽，她们的要求是“过着幸福的生活”，即象她们在修道院做寄宿生时看到的那样：“个个小姐在花园自由自在会见她的情人”。她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到这修道院，是让人逼来的；人家逼我们在十六岁上发誓、许愿；最后，你妄想让我们遵守的闷闷无聊的生活方式，根本就不是我们许愿时看见住在这修道院的女修士奉行的生活方式。”这就等于说，她们不仅是“让人逼来的”，而且还是让人骗来的。年轻修女们对生活和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无情地暴露出宗教的虚伪和残酷。费丽泽能够这样直言，也敢于有所行动。她居然爱上了前来解决纠纷的德尔蒙泰伯爵，并以自己的聪明才智赢得了这位从未有过情妇的人的敬重；她无端受到院长的训斥，就精心策划对挑拨者进行报复；她因此而酿成大祸，却又能巧妙地借机再见到她所爱的人。费丽泽是个勇敢而聪明的反抗者的形象，这篇作品虽然是一篇未完成的遗作，但对于揭示人物的反抗心理和抨击教会的黑暗来说，已经是足够的了。
　　斯丹达崇拜力，崇拜意大利式的激情，他是在尘封虫蛀的故纸堆中发现了使他激动的事实；他采用的多是转述或直接引述的方式，保留了手抄本的冷静客观的笔调和原始粗犷的氛围。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他是逃避，空发思古之幽情，也绝不意味着他是猎奇，消磨无聊的岁月。他始终是一位有着强烈的现实感的作家，一直对周围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的笔可以指向过去，他的眼睛却总是盯着当前。表现中古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并不是他心血来潮妙手偶得的产物，而是他深思熟虑反复体验的结果。早在一八二一年二月十八日，他就给英国作家瓦尔特·司各特写过信，表示希望看到他“描绘这个令人赞叹的意大利的中世纪”。此后，他又不断地谈到意大利式的激情和力量。他在一八三四年前后发现了大批手抄本，这无疑是给他提供了一块肥沃的土地，使早已埋在他心中的种子能够发芽、开花和结果。他不仅在序言和小说正文中多次明确指出或暗示“英吉利、德意志和法兰西，在今天染上了太多的形形色色的矫情与虚荣心”，或者，“在我们今天，在由于模仿法兰西风俗和巴黎或伦敦的时髦行动方式而受损害的各阶级中间，这种美丽的激情死了，完全死了”，而且还常常有同气相求之意，情不自禁地为小说中的人物出谋献策，例如，他看到写本上说到白阿特丽丝杀死父亲后把一条带血的被单交给城堡里洗衣服的女人洗，谎称是由于来了月经，“当时总算混过去了”，他竟禁不住手痒，在写本的边上写道：应当烧掉被单子，或者至少藏到地板的夹层，那就好了。我每读到此，都会忍俊不禁，心想；斯丹达先生并不是无动于衷的呀！他真恨不得跳出来，一把夺走那日后成为重要物证的被单子……斯丹达对他所崇拜的意大利式的激情不仅是心向往之，而且还想身体力行哩。这一切都表明，古代的主题饱含着现实的不满，冷静的笔触隐蔽着激烈的抨击，他虽久居意大利而并未游离本国的现实，他虽从过去汲取创作的素材，而写出来的作品并未表现出现实主义的衰退。因此，我们又可以说，《意大利遗事》不仅仅是“十六和十七世纪意大利历史的有益的补充”，而且还是斯丹达照出当代资产阶级的乎庸猥琐的一面镜子。
　　《意大利遗事》是我国读者不熟悉、也是我国法国文学研究界不重视的一部作品，李健吾先生慧眼独具，把它翻译了出来，成为他对我国读者的最后的一大贡献。今年是斯丹达诞生二百周年，理当表示纪念，而我以为，如果此书能够继《红与黑》和《巴马修道院》之后，成为斯丹达的第三部为我国读者所喜欢的作品，那将是对这位伟大作家的最好的纪念。
　　一九八三年五月，北京
　　(《意大利遗事》，〔法〕司汤达著，李健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八月第一版，1.2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