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八——二十日(芝加哥到巴黎，巴黎到巴马科)

　　按照计划，二○○○年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在欧洲国际跨文化研究所及马里国家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共同主持下，来自欧洲、亚洲和美国的一行十一人与马里当地的几位非洲学者召开了一次有关“互惠知识”(reciprocal knowledge)的学术会议，会议地点选在著名的通布图(Tombouctou)。从地图上看，这座城市位于马里北部尼吉尔河沿岸，属于萨哈拉沙漠南部边缘地带。作为国际跨文化研究所的科学委员，我参与了这次会议。会议的筹备早于一九九九年展开，我当时还在北京。不过，会议召开期间，我正好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人类学系访问教授之职，为了参与会议，我只好从芝加哥飞往巴黎，在巴黎与欧洲的与会学者结队，一同乘机飞往马里。
　　二月二十日当地时间下午两点半左右，我们抵达马里首都巴马科国际机场，这里虽是国际机场，但非常脏乱无序，很像中国八十年代的地方机场。来接机的是马里文化部官员、人类学家穆萨·索(Moussa Sow)及其助理，这位官员兼学者曾是毛主义者，后来在法国受过教育，对民族文化感兴趣，于是成了人类学家。他把我们的护照全部收去，又向每个人要了一百法郎，从“后门”进了海关，不多时出来，我们的签证已经全部办妥。
　　我们在马里首都巴马科市的友谊宾馆下榻。我住在八楼，从窗口一眼望去，巴马科城南部尽收眼底。这里的工业很不发达，但不发达有一个好处，就是环境没有遭受污染。这一天天气晴朗，也没有风沙，从我的窗口看着夕阳的余晖照耀下的南城，尼吉尔河两岸的树林和风格不同的建筑，不免引起我的感叹。我于是打开了落地窗走到阳台上，阳台上正好有一套小桌椅，我在那里坐了下来，享受着少有的异乡山河之美。
　　不多时，勒·皮雄(Le Pichon)教授来房间通知下楼集合，我随从他到了楼下的咖啡馆坐定，这时其他人都已经到齐，我被介绍给初次见面的意大利著名哲学家、符号学家和小说家艾柯(Umberto Eco)教授及夫人。我以往对艾柯教授的作品并不十分熟悉，只知道他的小说《玫瑰之名》因具有哲学的深意而广受读者青睐，在芝城我也购得他的《寻求完美的语言》一书，读完十分佩服他的智慧和勇气。艾柯的长相是典型的意大利人，他的妻子是一位德国人，但看不出有德国人的影子，却很有法国女人的典雅和意大利女人的热情，是一位艺术教师。在咖啡座上，同行的人都对艾柯表示很高的敬仰，不过这些人大多不是一般人物，在座的有卢浮宫博物馆前任馆长、法国最知名的数学家、非洲学家、日本的文化研究者、美国比较文学教授和马里当地的知名人类学家，真有一派“群贤毕至”的景象。
　　咖啡饮后，我们被招集前往马里总统夫人筹办的妇女博物馆参观，这时太阳已经下山，我们驱车路经巴马科的街道，一路上看到穿着艳丽的马里妇女和衣着很不讲究的当地男子，马里的妇女头上都顶着陶瓷和塑料的桶子，是盛物品的容器，男子显得十分散漫，穿着拖鞋或者光着脚，走起来像中国南方小城镇的人。经过街道，我偶然还看到一对中国夫妇，他们正在买菜，据说这里的中国人除了使馆工作人员之外，还有来自浙江的建筑工程队，是承包马里公路建设的公司。妇女博物馆在城郊，是座二层楼的房子，楼下是博物观，展览的是马里妇女运动的各种实物证据，其中最主要的是妇女服装。据介绍，在马里建国以前，妇女大多裸体，是马里总统夫人提倡着装后才穿上衣服的，而且她们的服装样式也是总统夫人设计的。我个人很喜欢这些服装式样，它们乍看起来是马里“民族服饰”，然而事实却与此相反，这是很晚近(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发明的东西，是马里民族“文明化”的表现，而这里的“文明”显然深受西方羞耻感、现代性和民族认同观念的影响，与马里原有的文化形式已相去甚远。
　　参观完博物馆以后，我们上二楼就餐，宴请方自然是博物馆的领导机构，食品据说是“本地风味”，却充满法国食品的风格和味道，连饮食的礼仪都依照法国的传统。这是因为马里曾是法国殖民地，过去马里人反抗这种殖民统治，现在却将殖民主义文化当成当地文化礼仪的组成部分。我这样评论马里政府在后殖民时期的所为，不免带有某些讽刺意味，不过，这样的文化态度的转变看来并非马里一国独有，其实世界其他地方也存在类似的现象。

二月二十一日(巴马科)

　　我们一行的这次访问，受到马里文化部和法国大使馆文化处的支持，因而在活动方面也带有这两处机构的影响。在抵达马里的次日，会议的主持人安排三项活动。清晨，我们被带往马里国家博物馆参观，馆长克莱纳·萨纳戈(Klena Sanago)博士亲自充任讲解员。马里国家博物馆成立不久，是殖民时代过后马里民族意识的反映，但馆长自始至终强调，这家博物馆的建筑设计者是一位著名法国建筑师。
　　国家博物馆的内部摆设十分整齐利落，实物的展示采取的是现代的考古时代划分观念，同时兼顾马里族群分类与部落和王国分类的标准。我对博物馆展品印象最深的有三个类型。第一类是殖民主义到来前后马里当地部落和王国权力象征的物品，如权杖、木椅等等；第二类是有关十至十三世纪期间马里当地部落遭受印度教、伊斯兰教文化冲击的展示；第三类是诸多部落宗教文化器物的展示，主要包括巫术文化器具。第一和第三类对我来说，新鲜之感不是很大，我在阅读非洲民族志的时候，已经间接地接触到有关这些事物和制度的论述。但是，第二类却令我惊讶。在我以往的印象中，传统的非洲社会是以部落和王国为主要特征的，对于当地社会的主要冲击来自于西方中心的世界体系和帝国主义发生之后(许多后殖民主义的论述也主要依据这种一般的印象来撰述)。然而，马里国家博物馆的有关展品却有力地说明，早在西方势力来到非洲之前，来自东方印度和阿拉伯世界的文化，已经浸染于马里文化之中，与当地族群、文化、社会接触密切，进而造就了文化多元的马里民族。在人类学的论述中，多贡部落的文化给人一种代表马里文化的印象。可是，这个部落生产的大量工艺产品，却雕琢着大量阿拉伯文化的印记，如骑马的阿拉伯人等青铜器。
　　参观了国家博物馆之后，我们到一家餐厅午餐，这家餐厅设在一个大院里，院内主要经营民族工艺品，售价以法郎和美元计，都属于高价，明显是为外国旅游客设的商店。午餐间，我们几位抽烟的人(艾柯、一位荷兰来的学者及两位马里学者)聚集在一边，其他人依照现在欧洲的惯例，聚集在另一边，“抽烟族”和“非抽烟族”之间的界线，比族群之间的界线还要明显。有了烟，艾柯的精神头大了起来，一边抽，一边用法语讲笑话，我虽然听不懂，但从他的神情中能够体会到这位思想家的乐趣。
　　午餐过后，我们按计划前往法国使馆文化处所在地举行学术讨论会的开幕式。会后，我看到文化处入口内有几位马里人在修理楼道，这时，索先生对我说：“法国人就是这样奴役马里人的。”看起来确实如此，这里的劳动项目几乎都是当地人包下来的，外国人都像大老爷一样。又听索说，中国人在马里也跟法国人似的，他们承包工程，但劳动者都是当地人，华人是老板，马里人是劳工，这样的阶级关系很明显。索说，马里人民很可怜，我深有同感。另外，我注意到，超级市场里充斥着白种人和黄种人的脸，马里人很少。
　　根据会议的安排，法国大使馆文化处处长将于傍晚七点宴请与会学者，我们回到宾馆带着极高的期待等待着美餐。可是，处长迟迟没有派人来接，等到八点多，我们才被带往他的住宅。这是一个巨大的院落，它有一栋两层的楼房，有一个很大的游泳池，花鸟鱼虫应有尽有，绿化也超常的好。提供的晚宴出乎预料的简单，是鸡尾酒晚会，来往的人也不只是我们与会的学者，还有几个官员和商人。勒·皮雄看到情势，感觉处长蒙了我们一遭，他对我说：这本来是正式的晚宴，却变成了鸡尾酒会，实在令人失望。勒·皮雄的失望当然还有其他含义，不多时，他回来对我解释说，本来文化处是要支持这次会议的，但是，现在却表示没有资金可以赞助，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文化处认为我们会议的主题不具有政治实用性，不值得支持。勒·皮雄很生气地指出，法国政府近年在海外的作为很不具备“君子风度”，太实用主义，不理解文化交流的意义，失去了当年法国的帝国气派。尽管如此，著名的艾柯此时已经为一群法国记者包围，他是我们这群人中最有影响的一位，其在媒体中的形象简直可以说登峰造极。我个人觉得很无聊，这里的“官方语言”是法语，我一句都听不懂。我于是向勒·皮雄提意见，他应允将给我配一个汉语—法语翻译。

二月二十二日(巴马科到通布图)

　　今天的天气与过去的两天一样是大晴天。我一大早起来，就被介绍给我的翻译，他的名字叫桑卡里·蒙卡罗。
　　我们交谈了一会儿，一起就早餐，接着结队上车，一同去我们今天的目的地——马里北部沙漠地带的通布图市。我们乘坐的飞机是一辆苏联造的小客机，飞行员也来自俄罗斯，全是白人。同机的乘客基本上只有两批人，一批是从美国来的游客，一路上聊天，声音很大，另一批就是我们这帮要到通布图开会的学者，声音也不小。作为会议主席，艾柯选择通布图作为会议地点，完全是因为有个人的爱好。其实，通布图在欧美是一个十分有名的城市，在芝加哥，我与一些友人谈起这个地方，他们都知道，而且表示羡慕。这个城市是西方探险家的一个理想目的地，历史上有数以十计的著名探险家来过此地。艾柯这次发言的学术论文，讲的便是其中一位的探险世界观。一路上，他一面看书一面大声唱着一首显然是他自己即兴编出来的进行曲：“通布图，通布图，我们迎着太阳前行……”
　　飞机飞行两个多小时，抵达通布图机场，这是一个很小的机场，设备极为简陋，服务也很差。在机场的候机厅，我见到了肤色不同的当地人。当地人将这里的民族分为三种，一为黑人，二为“白人”(其实也是黑人，无非肤色略显浅灰)，还有阿拉伯人(是真正的白人，眼睛都是有色的)。蒙卡罗说，除了黑人之外，其他两种人都很坏，经常要闹民族独立，尤其是所谓的“白人”，近年还组织部队，试图建立自己的国家。我拿起照相机，想摄下这里多元民族共存的面貌，黑人不反对，但坐在候机室的“白人”和阿拉伯人都摇手表示极力反对，据说他们对外来人十分反感。
　　来接机的是通布图文化局的官员，我们被他的车队接到一个当地最好的宾馆，但由于宾馆容纳不下我们这么多人，我们有一半被安排到一个私家客栈，它位于城市与沙漠的交界处，条件比较差，我与其他几人一起在那里住了下来。从宾馆到客栈，要经过一大片沙地，一路望去，我看到的只不过是与华北村落相似的一个地方，但这里确实就是通布图！街道也是沙的，铺了水泥也没有用，几天之后，又会全部被风沙淹没。通布图到底有什么魅力？或许正是因为它是撒哈拉大沙漠上惟一的城市吧。可是，一座像中国村庄那么大的城市，是怎样在西方世界引起那么大的幻想呢？
　　最有意思的是下午召开的学术会议，会议的地点在通布图档案馆大会堂，工作语言是法语，主持人是文化局长，首先由从事通布图地方史研究的师徒三人介绍通布图的历史。在主席台中间正襟危坐的是当地最有名望的历史学家，在附近一家大学任教授，他培养了两名博士，正是坐在他左右的那两名年纪较轻的男子。老教授演说几句后，两位博士就相继从各自的角度对通布图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介绍。很多细节我即使通过翻译也把握不了，不过，其中的一幕却令我难忘。讲演人说，在十到十一世纪，通布图是非洲的文化中心，是“马里的牛津大学”，这里所有的居民都是读书人，大学给成就学业的人授予学位，有学位的人捆绑他们的头巾的方法也与众不同。通布图的这个辉煌时代，是在阿拉伯人入侵以后来临的，其实那时当地的官方语言正是以阿拉伯拼音拼成的通布图地方方言，也有它独特的书写体系。接着，他比手画脚地表演了一番有学位的人的头巾如何绑扎的方法。等他讲完，一个看起来也学识丰富的当地人站了起来，说他讲的有错误，说他讲的头巾绑扎方式完全与事实相反。这个反对派气势凶猛，讲了足足有二十分钟。据说，他是真正的地方派学者，而其他三位“学院派”对当地文化并不熟悉。
　　在地方史的演讲之后，会议主席艾柯首当其冲地做第二个演说。他讲的题目是关于一个欧洲传教士(Pretre Jean)对印度和非洲的看法，演讲的方法完全是一副西式念论文的办法，他的脑袋一沉，读着稿子，速度飞快，连我的翻译都听不全。他引用原文的时候，两手撑在桌子上，手掌向外支开，两个手指上下有节奏地勾动，形象生动，天花乱坠。论文的大意是，在欧洲近代史上，有一位教士认定欧洲基督教已经到了腐烂的时代，于是他想像印度是基督教的纯洁地，到印度探险后又发现不如人意，又到通布图探险，在通布图发现了他理想中的宗教净地，而据艾柯的分析，他所谓的宗教净地却无非是布满巫术和怪物的地方，甚至连这位教士描绘的情景，也与基督教的教义大相径庭。这一篇论文延续了艾柯有关跨文化误解的诸多论述，他向来认为，在历史上很多跨文化的理解最后都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而落入误解的境地。有趣的是，在艾柯讲演完毕，索和勒·皮雄合作进行了有关互惠人类学、人类学替代模式的问题的讲座，介绍了跨文化研究会的宗旨，这个研究会的宗旨是在打破西方中心的文化论的制约，试图以非西方世界观为中心来展望跨文化交流的未来前景。倘若艾柯的说法正确，那么，跨文化研究会的宗旨就值得重新思考。然而，与会者似乎没有看到这个问题。
　　当地学者的地方史研究和来自西方的那些跨文化论述之间，存在着很重要的区分：当地学者的学术关怀主要在于为民族自我文化寻找国际的支持，而来自西方的学者如艾柯和勒·皮雄则试图游离于文化的局限之外，为文化之间的交流开拓新的道路。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前者是民族主义的，后者是国际主义的。事实上，跨文化理论背后也有西方中心论的因素，例如艾柯的讲演论述的无非也是有关西方跨文化努力的失败的故事，而跨文化的努力却不简单是西方独有的传统，我们看来有必要了解非西方探索西方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