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民间戏班、迷信及其他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台州人，对于傅谨先生的《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调查与研究》一书早就有话想说了。只是没有机会拜读原作，所以直到现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心都还有点虚。
　　台州当地对民间戏有“寿日戏”的说法。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乡民们自己筹钱看戏的由头是某个庙里面的“老爷”的寿辰到了，趁这个吉日为“老爷”奉上一台好戏，祈求“老爷”使当地风调雨顺，生意兴隆通四海。
　　或许，这种迷信说法在鲁迅的“社戏时期”是中肯的。但在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浙东沿海经济的飞速发展，民间戏剧和其他很多东西一样，已改变了她的存在意义。原先，做一台戏是为了保平安之类的目的，但现在却逐渐演变成比富了，要比比哪个村财大气粗，谁请的剧团档次高。所以后来爱戏的乡民碰到一起的时候，见面要说的是“某某村戏要演多少个晚上”、“一晚上要多少钱”这样的问题。因而从这个角度来看，迷信的意味已经越来越淡了。我想，这一点是任何一个外乡人所难以察觉的。
　　而且，迷信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本来就有点复杂。对于傅先生所谓的“迷信”，我更愿意用“习俗”去称呼它。习俗和迷信本来就很难区分的，尤其是在今天，他们之间的界限就更加模糊了，一个江浙的农民抬着猪头往庙里走并不意味着他心里绝对相信这次祭拜就能给他带来好运，而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上的依赖，一种心理上的习惯。它是一种特殊的情感表达——福进门时去祭拜表示高兴，值得庆贺(这跟舒马赫在领奖台上拿着香槟乱喷在本质上是一回事)，祸来的时候去祭拜表示内心的倾诉(这跟找一个亲密的朋友去倾诉差不多是一码事)。因而，虽然经常有不灵验的时候，但善男信女们也没什么抱怨，还是照旧抬着猪头上山。由此可见，这种所谓的“迷信活动”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内心表达，而不是功利色彩很浓厚的趋福避祸。因而，我认为他们只是有点“迷”，但不“信”，这在今天的江浙农村尤其如此。所以，对于今天的“寿日戏”的定性，可以用上面更加生活化的原因来界定，而不能只用“迷信”轻率地解释。况且，早先的民间戏剧之所以吸引了那么多的人，主要还包括一部分看热闹的人，因为直到八十年代末之前，电视机在浙东农村的拥有量还没有普及，其他的娱乐活动更是少之又少。因而，闲暇时间多而娱乐活动少也可以被看成是乡民们热衷于自己筹钱搭台看戏的动力之一。
　　此外，傅文也对戏班所代表的民间文化的力量和贡献赞扬有加。当然，我不想否定这种力量和贡献。但我要提出的是，进入戏班首先是一种职业，是一门能赚钱养活自己的职业。在我小的时候，就看到过这样的事情，有个演员为了要跟她哥哥一起去开个理发店而不想再唱戏了，因为理发比唱戏更赚钱。所以说，很多人选择唱戏并不是出自艺术上的某种抱负，而仅仅是出于为生活的选择。所以，对于傅先生这种过于浪漫化的表达，如“中国的民间戏班就一直通过路头戏，与欣赏者一同书写着他们的精神与心态史”，我是不敢苟同的。当然，我并不是不相信神圣的艺术精神的存在，而是更相信生存精神的存在。我不喜欢文人式的概念化的表达，是因为我更加在乎生存的诉求。所以，台州民间戏班的发展不是跟迷信有着莫大的关系，而是与生活有着莫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