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强死能为鬼”

　　不久前从报上见到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记者两次赴台湾采访张学良的实况剪辑报道，内一节云：
　　“问：关于日本公使佐分利贞男之死，原因是什么？
　　答：我同佐分利在日本领事馆谈过一次话，谈到深夜，谈得很好。他说，回到日本后，尽力解决满洲的问题。但回国后，他死了。我怀疑，他的死不是自杀，是他杀。”
　　这件事，与后来的一九三三年日本驻伪满大使、关东军司令官武藤元帅死事极为相似，试看此年闰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约当阳历七月下半月)郑孝胥日记中的有关记载：
　　“廿二日，乞假半月赴大连。
　　廿五日，武藤约至旅顺，先在黄金山别庄屏人谈至六时，复至关东州节署晚饭，坐客惟大谷光瑞一人。
　　廿六日，约武藤至星乃家茶点，赠五律一首，以扇遗之。
　　初六日，高孟奇电话言，武藤今早暴卒。宇佐美顾问亦来电话，请明日回新京。午后，附四时半快车行。夜半，过奉天，谢介石同车，来言武藤之后任菱刈隆大将求满洲国政府之同意。即于奉天复东京电。”
　　从闰五月廿六日至六月初六日，相隔仅仅十天，武藤之猝毙岂不有点儿蹊跷？而且“今日暴卒”，夜半东京便来就继任人选征求同意，岂不快得有点儿出奇？
　　这一年里，伪满的“暴卒”事件也特别多，郑氏日记中即累有记载。如一月八日：“万公雨得暴疾，已送入满铁医院。”六天后，一月十四日：“万公雨卒于满铁医院。”六月二十三日：“陈建来，闻熙洽二子皆 暴卒。”此外，便是郑孝胥的长子郑垂，事见正月(当阳历二月)的日记：
　　“十五日，大七患喉痛，延福岛诊之。
　　十九日，大七喉痛甚，移入满铁医院。
　　二十日，医院告，大七病势甚恶。小七往视，归云：尚未能辨认为天花、为猩红热。至医院视大七，唇舌皆肿，言语不清，但云‘父放心’。夜，症更险，复往视之。……十一时十分，卒于医院。往抚其额，犹热，口鼻皆为痰塞。”
　　郑垂(小名大七。小七为其弟郑禹)死后，郑孝胥有《哀垂》六首，见《海藏楼诗》卷十二，兹录其第三、第五两首于下：
　　“早通东西学，未暇攻诗书。少得读书力，投闲意不愉。壮健如熊罴，忽然失其躯。妇谐儿女慧，割爱情何如！独云‘父勿忧’，指舌空嗫嚅。汝当目不瞑，吾当持众雏。
　　不敬天降灾，反躬当自责。逆来必顺受。尤人亦何益。事业姑置之，家难殊可戚。譬如风拔木，龙颠委荆棘。孀孤忽满眼，血点垂胸臆。老夫岂长存，素志堪痛惜。回思平生心，忠孝有微绩。盖棺谁论定？一逝真过客。”
　　又第四首起句云：“强死能为鬼”，更足震惊。据《左传》注疏：“强死，不病也。”“强，健也。无病而死，谓被杀也。”陈叔通《百梅书屋诗存》有《书<海藏楼诗>后》一篇，诗中夹注云：“其子让予(按，即郑垂)先勾结日本，有收京密约。嗣让予为日本毒毙，密约夺毁”。
　　郑孝胥本人，从得病到死亡也极迅速。据《民国人物传》第四卷所载：“一九三八年三月六日，郑孝胥在王道书院公开演讲后，突患肠疾，于三月二十八日死于长春”。查阅他本人日记，则是二月二十五日开始腹泻，以后自服神曲，又延中医佟阔泉诊治，已逐渐痊可，故三月六日能出门演讲。从以后几天日记看来，似已完全恢复正常——三月十日“作字”，三月十一日“作字竟日”，三月十二日“石丸志都磨来访”，三月十四日“至大和旅馆剪发”。郑孝胥持续五十七年(一八八二至一九三八)的日记终止于这一天，下距三月二十八日只剩两个星期。最后几天的日记都依旧是毛笔书写，墨色笔力一如素昔，不露衰颓的迹象。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六章第五节中说：郑孝胥“暴死于长春，他的儿子郑垂也是暴卒的，早于他三年(按，应更正为五年)。据传说，他父子都是死于日本人的暗害。”“暴死”自然会引起猜疑，但是，既然连溥仪也只是听到“传说”，足见一时间虽则沸沸扬扬，而终于莫可根究。
　　郑孝胥和博仪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从天津潜赴东北。第二年三月，伪满洲国成立，溥仪为执政，郑孝胥任总理大臣。半年后，郑孝胥两次请辞。其一九三二年九月三日日记云：“诣行在，辞国务总理职，欲乘日本军人换防之际，察上下舆情之信否。容隐处此，徒糜岁月，无益也。”又，十一月二十一日日记云：“国务会议第五十五次。又诣行在，奏会议之况毕，启曰：‘臣任总理已八阅月，所为者特司官部吏之事，而疲于奔命。颇自惜其精力销磨于无用之地。上若惜其老，幸罢政地，使筹入关之策，其于收人心结豪杰必有尺寸之效。’上怃然曰：‘今无代者，当勉力至收京乃议之耳。’又启曰：‘至明年二月，则一年期满，能令稍息，深感主恩！’——默然而罢。”其实，这两个人的进退出处，早已不能自主，郑孝胥终于只得“逆来顺受”，一直“容隐”到一九三五年五月解职。当然，解职也只是脱卸一个浮名，并不是说从此可以“游放山水，得遂初愿”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七日，郑孝胥日记中曾有如下一节记载：“至文教部，遇日高丙子郎，同车来寓。日高言：‘日本人欺压满人，他日恐无善果。’”日记没有下文，人们无从得知当下他是如何应对的。但日记记此一笔，显非闲文，此后三天两夜里只恐怕都在来回沉吟：他真个是推心置腹，还是在引蛇出洞？我看，或者竟是为了迎合郑孝胥的痴心妄想，故布疑阵，以见日本政要中似有一派真心实意奉行“王道”，愿意支持溥 仪入关收京重振大清者在。
　　在上引溥仪自叙传的同一节文中还说，郑孝胥因在王道书院讲课时讲了“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就该让它自己走走，不该总是处处不放手”，　遂被罢职。周君适《伪满宫廷杂忆》系此事于一九三五年六月，时间容有微误。并说郑孝胥丢官后“想到北京去闲住也得不到许可”。前面提到过郑孝胥死前的几天日记，其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记“石丸志都磨来访”下续云：“询余入京事，意谓于满洲国颇有关系。小七言：‘谷次亨来言，星野亦询赴京可否稍缓。’对以将归看花，必不可缓。”难道北京花事真是那么早那么匆忙吗？“必不可缓”，　未免情急，或则可当做“其鸣也哀”看乎？至此不觉想起《海藏楼诗》卷十二癸酉(一九三三)诗中《四月八日乞假至大连星浦》二首中的两句诗来：“含蕊殊浓开渐淡，人生花事黯何言”！哀但快悒，情见乎词，可是也只成微弱的呻吟。“强死能为鬼”，虚张声势罢了，但是，比起“福寿全归”来，究竟还略胜一筹，是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