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解放思想，突破禁区

　　在“四人帮”长期文化专制统治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同其它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禁区遍地，禁条林立。“四人帮”被粉碎了，可是人们心有余悸，身有余毒，禁区还没有完全被突破。如果那些精神枷锁不砸碎，禁区不突破，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要取得更丰硕的成果是不可能的。
　　再说“四人帮”以前，禁区就有了。回顾历史，看看中国近代史研究存在着哪些禁区，对于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近代史著作的质量是不无意义的。
　　解放后，中国近代史研究最有成绩的是太平天国历史的研究。可是，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研究中，对于这次伟大的农民革命的评价，普遍存在着拔高的倾向。只能歌颂，不能一分为二，甚至对某些明显的错误也未能加以分析。近年来的著作，较多的倾向更是变本加厉，以致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某些问题搞得面目全非，不能真正地反映这次农民革命的真实面貌，自然不可能科学地总结它的经验教训了。
　　太平天国制订了很多政策、制度，在革命发展过程中曾起过重大作用，这是首先应当肯定的。太平天国尽管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革命的顶峰，可是，它毕竟是旧式的农民革命，它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它的政策、制度，不能超脱农民阶级的思想，也不能离开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因此，不能将太平天国的政策、制度理想化，以致与无产阶级的政策、制度相提并论。《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伟大的农民革命纲领，它鼓舞了千百万农民群众向清政府以及整个封建地主阶级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但是不能否认，这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却完全违反了社会发展规律，在实质上是带有反动性的。它既不同于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更与无产阶级的土地纲领有着本质的区别。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实行了圣库制度(平均分配)、男女分居、废除商业买卖等，这在起义时由于革命的需要，确起过很大作用，但定都天京后，再继续实施，便不能促进生产，调动广大将士的积极性。我们某些著作将圣库制度歌颂得完美无缺，称为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度，显然是不对的。太平天国的外交政策深受儒家的天朝上邦、夷夏之别的思想影响，不可能是完全平等的。太平天国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天王、东王、北王等都有很多后妃，洪秀全的大量诗歌都存在严重的男尊女卑思想。
　　太平天国革命涌现出大量的英雄人物，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便是其中之一，他的一生是光荣的、伟大的。但洪秀全毕竟是一个旧式农民革命的领袖，他在领导太平天国革命中，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尤其是后期，他深居后宫，耽于逸乐，不问政事，脱离群众，他的有些错误是严重的。我们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总结经验教训，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可是，近年来一些著作和文章，却将洪秀全描绘得高大无比，完美无缺，思想与行动甚至可与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并驾齐驱。这样，便不是历史上真正的洪秀全了。
　　对于太平天国的另外一些领袖，如石达开、李秀成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更科学？一些著作和文章因为他们晚节不终，将他们一开始便写成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坏人，将他们对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贡献从历史上抹去，或一笔抹煞，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石达开参加革命是否一开始就想搞复辟？打算搞阴谋分裂？李秀成十几岁参加革命，他的意志是不是就不坚定？他在苏浙实行的是否便是一条投降、尊孔、复辟的错误路线？这些问题都应该认真讨论清楚，拨乱反正。对石达开、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中的功绩，写历史不能也不应该回避或抹煞。农民起义的领袖动摇变节的事例在中外历史上并不罕见。俄国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蒲加乔夫有过这样的行为，但经典作家仍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我国历史上的黄巢、张献忠等也有过向敌人妥协的事实，经典作家仍把他们称作起义农民的领袖。同样的情况，为什么石达开、李秀成的历史，就不能有分析地看待呢？甚至韦昌辉的问题也可以进一步研究。韦在1856年发动天京政变，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反革命分子，但是，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在金田发动起义，同韦的毁家发难、大力支持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而在过去的大部分论著中都将韦昌辉写成一开始便是钻进革命队伍的地主阶级分子，这样便将历史人物写得过于简单化、脸谱化了。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清朝的一些官僚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在国内推行洋务，最初的目的是为了镇压人民起义，维护清封建统治的军事需要，后来则是为了攫取更大的权益。作为一场运动，无疑是反动的。但是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争是否都是一丘之貉？洋务派后期办的民用企业是否也有资本主义因素，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条件？洋务派办学堂，派留学生，建译书馆是否对学习和传播西方文化也起过一些作用？尽管这不是他们的主观愿望。这些问题都是可以，也是应当研究和讨论的。洋务运动的中后期，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资本主义企业，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国最早的近代产业工人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企业而产生的)，成了清政府的掘墓人，这与洋务派本来的愿望正好相反，也是洋务派所料不到的。对洋务派的人物也要作具体分析，不要一提洋务人物，都简单地戴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有些洋务派代表人物也做过一些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工作，不能一笔抹煞。如左宗棠收复新疆，有助于中国统一；刘铭传在台湾坚持抗法；曾纪泽在中法条约和伊犁条约谈判中据理力争等等，都应该肯定。
　　戊戌变法时的光绪皇帝，范老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称他由“封建皇帝变成维新元首，是值得尊崇的”皇帝。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清宫秘史》这一影片后，光绪皇帝在近代史著作中便成为卖国的头子了。戊戌变法是一次进步的改良主义运动，康有为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的代表之一，光绪皇帝支持康有为变法，不论出于什么动机，在客观上同维新派和国家利益应完全一致。因此，光绪皇帝如何会成为卖国贼？为什么不是爱国的呢？即使在义和团运动时，西太后主战，光绪帝主和，从表面看，西太后爱国，光绪帝卖国，但实际上西太后置国家、民族前途于不顾，为了私利，利用人民的爱国热情，煽动义和团盲目排外，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无限灾难。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光绪帝虽无实权，但他在西太后召开的御前会议上表示反对义和团抵抗外国侵略者，这是严重的错误。但是以光绪为首的帝党不同意与八个国家同时开战，这并不是没有一点点道理。战争失败，最后被迫签订屈辱的《辛丑条约》，这次条约本是西太后主持签订的，谁都知道，戊戌变法失败，光绪帝便被囚禁，失去了任何权力。可是，前几年有的著作却将这个卖国条约作为光绪帝卖国的罪证。这当然是睁眼说瞎话。
　　义和团反抗外国侵略者是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但是许多近代史著作对这次运动的评价也存在拔高的倾向。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口号在民族矛盾尖锐下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应看到在这个口号下，混进了大量地主阶级分子、清朝官僚，篡夺了义和团组织的部分领导权。义和团也不能如某些著作所说的矛头直指清朝皇帝。所谓杀“一龙二虎三百羊”并不是义和团的口号，而是端王等人为了打击光绪帝、利用义和团提出的。义和团在反对八国联军侵略战争中是英勇的，同时，很多清朝爱国将领如聂士成、罗荣光、寿山等也英勇地抗击了外国侵略者，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些爱国将领为什么不能给以应有的评价呢？义和团迷信落后，组织松懈，笼统排外，提不出正确的纲领、口号和斗争策略，为清政府所利用，可是在我们的著作中不去正确地、科学地分析这些问题，却采取了回避或盲目拔高的态度，这是不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戚本禹之流便利用了义和团运动制造舆论，煽动红卫兵火烧英代办处，与西太后煽动义和团攻打外国大使馆一模一样。现在必需实事求是地给义和团运动以全面的评价，不能同过去一样，以义和团为标志来划线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对义和团，也应加以分析。他们害怕群众运动和帝国主义是错的，但是反对义和团对洋人和中国教民乱杀，对教堂乱烧，不能一概认为是错的。
　　辛亥革命研究中的禁区也是不少。很多著作将立宪派作为反动派，但是立宪派作为资产阶级的一翼，他们虽与封建地主阶级、帝国主义有较多的联系，但应当也有两面性。在革命派提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来时，他们坚持君主立宪制虽然是反动的，但他们在经济上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比起封建制度，是否也有它的进步性？立宪派的争路权、争矿权，虽然为了本身利益，但客观上是符合人民利益的，不能全部否定。立宪派的代表人物中也有左中右，不是铁板一块，因此不能见立宪派人物便一概骂倒。云南的蔡锷和湖北的汤化龙不一样，浙江的褚辅成在后来比革命派的朱瑞还好，前者走向革命，后者投降了袁世凯。
　　辛亥革命中革命派的领袖也是完全可以讨论的。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的一生是伟大的。但孙中山究竟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的思想和行动必然会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他不可能完美无缺。同盟会的分裂，一些武装起义的失败，南京临时政府的垮台等等，革命派的其他领袖有责任，难道孙中山没有一点责任？陈其美在上海独立中有过贡献，后来成为右派，但不能因此避而不谈前期的事迹。辛亥革命时的某些显要人物，后来政治上起了变化，可是，要写一部翔实的辛亥革命的历史和孙中山的传记，又不能避开他们。如何科学地对待这些问题，亟需研究、解决。建国三十年了，没能写出有分量的辛亥革命的历史和孙中山的传记，这不能不是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