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周文选集》序

　　朋友之间，在大家都还活着的时候，如果能够把话说得透一点，充分一点，那可真是一件莫大的幸事；那怕是说得重一点，过头一点，甚至在当时看来好象是说了多余的话，也同样大有益处。其实这个道理是用不着证明的。在朋友死去之后，我们领会到的第一件憾事，不就是有很多的话，没有来得及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对他们说么！更何况在以后必须说话的时候，我们又是含着怎样的心情来面对那依稀淡薄了的死者的面容和他们所留下的浅显深隐的足迹的！
　　在周文同志还活着的时候，虽然我们都经常忙于各自的工作，不可能有很多工夫坐下来痛痛快快地长谈，可是由于我们有着比较多的相通的经历，以及对于文学的比较一致的兴趣，在见面的时候只需交换短短的几句话，在隔山背水的时候只要通过短短的一段文字，就会觉得已经很了解对方的情况、很明白对方的思想感情了。我从来没有想到会由于和他没有能作更多的交谈因而成为缺憾，我更没有料到会由于在他生前没有来得及对他、以及为他说些什么，因而必须在今天抱着这种缺憾的心情再来说些什么！
　　我和周文同志陆续交往的二十年，正是阶级生死搏斗、民族延存危亡、新中国在阵阵绞痛中孕育、临盆的时期。在这样一场伟大的历史征战中，周文同志既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旗帜的党的事业中的一个坚定顽强的战士，又是以鲁迅先生为旗帜的左翼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埋头实干的作家。
　　作为战士，周文同志除了具备坚定顽强的根本品质而外，还具有认真严密这样一个最大的特色。他在左联初期负责油印、发行等具体工作的时候是这样，后来在担任左联党团成员、负责全面组织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九三六年四月下旬党中央委派雪峰到上海开展工作以后，周文同志作为交通和秘书，冒着极大的危险，负责与各方面的秘密联络，并且奔波在上海一西安一线上，更是认真严密地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九四○年周文同志由四川来到了陕北。我记得，在他负责陕甘宁政府的秘书工作和后来担任晋绥分局秘书长期间，曾经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过他谈论公文改革和关于会议与事务主义一类的文章，字里行间浸透着他那种一贯的认真严密的作风。当时我读着他的文章，不由得会意地笑了，还不禁地叫了一声：“还是那个周文！”当然，这种认真严密不仅仅是他的作风，而正是他对于革命事业一片赤胆忠心的极其自然的流露。
　　作为作家，周文同志恰恰具备了一些作家往往欠缺的那种对于文学事业的赤子之心和埋头实干的精神。如果单纯地从写作所用的时间上来讲，他名副其实地是一个“业余”作家。整个三十年代。周文同志从事于党的艰苦的秘密工作，白色恐怖一向威胁着他，但是他却在这动荡的岁月里，不但拿起了笔，而且在紧张工作的空隙里创作了很多小说；抗日战争开始后，周文同志在蒋管区成都做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负责组织领导四川省“文协”，在繁忙中他仍然写了许多作品；周文同志到根据地后一直到全国解放前夕，在负责报社工作、政府工作和党务工作等等的千头万绪之中，照样舍不得放下笔，照样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新中国诞生后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周文同志虽然根本不在文艺部门工作，但还是在我主编的《文艺报》上以及其它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评论。正因为周文同志对文学事业保持着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所以他留下的作品，比起那些出头露面的作家来，要多得多。
　　周文同志对文学事业还保持着一种眷恋的热情，他绝不象一些作家那样，把文学看作是敲门砖，当作是招牌，而对文学事业本身却又十分绝情。据我所知，周文同志一直到死之前，还在希望着能够从当“官”的位置上回归到文学界的岗位上来，从事创作。正因为周文同志对文学事业抱有这种高尚的感情，所以他留下的作品，比起那些空头作家来，要珍贵得多。
　　周文同志在文艺大众化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还很少为人所知。其实在这方面他的贡献是很大的。周文同志不但在自己的创作中一开始就注意了大众化问题，而且早在一九三三年就编写了《毁灭》和《铁流》的通俗本，使得这两本有影响的苏联名著，得以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在劳动群众中的传播。周文同志在主持陕甘宁边区《群众报》期间，更是身体力行，大力提倡推行大众化，做出了许多成绩。
　　还应该指出的是，周文同志的文学创作活动，从一开始就受到了鲁迅先生的亲切鼓励和直接帮助。鲁迅先生曾为了周文同志的小说《山坡上》一文中的“肠子爆了出来是否还可以打架”问题，亲自询问军医，解答疑难，为的是排除别人对周文的不正确的责难。鲁迅先生在致美国朋友的信中还认为周文是可以向国外读者介绍的新进作家，而周文同志本人对鲁迅先生也怀有极崇敬的感情，他说：鲁迅先生“他把血液喂养了我们，喂养了全中国的大众”。
　　关于周文同志的文学作品本身，我不准备说更多的话，我只想引用他本人所说的一段话：“一个忠于现实的作者所应该遵守的一个创作上的铁则，就是：应该写他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和人物；那末，那些生活和人物，我既然比较的熟悉，把它采取下来，作为自己的创作题材，想来是可以的罢？”余下的，就请读者们自己去说吧。
　　周文同志离开人世已经二十八年了。在这二十八个年头里所发生的变迁，用不着我来多说。我只需指出，在他死后又延续了二十八年之久而才至的今天，他的作品能够选集出版，与广大的几乎完全陌生的读者见面，就足以证明这历史变化的艰难与伟大。而这，大概也可以宽慰我们已经死去了的朋友们和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了！
　　(本书将在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