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士的进退

　　明、清之际士大夫的境遇，对后代的读书人一直是个有趣的话题。章太炎那代人不提了，仅从鲁迅、胡适、周作人，乃至谢国桢、黄裳诸人那里，就可看出他们对这段历史的关注。周作人就不止一次谈及明末读书人的心境，好似其间也有心心相印之处。比如对袁氏兄弟的喜欢，对小品文中非道统的情调的认可等等，均有精到之论。其实议论“士”的优劣、长短，不过是反观读书人自身的历史而已，与其说在谈论学术，不如说观顾自我。这个话题的延伸，是与知识群落的自我意识密切相关的。
　　赵园著《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好似是这个思路的延伸。我读这一本书，很是喜欢，觉得把当代读书人与明清文人间相近的体验，条理化了。站在今人的立场，去看三百年前知识群落的人生经验，以及这经验中隐含的学理、风尚、精神风范，可谓一次有趣的回溯。我们今天的读书人，何尝不是生活在这一影子下？中国文史的研究所以具有魅力，正在于那历史性情的呼应处。
　　这一本书让我想起了鲁迅的那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好像彼此有着深深的联系。鲁迅的那篇奇文，奠定了现代学术史中，研究士大夫文化的一种思路，其中从社会政治、文化心理、个体体验、民间风气诸方面论及知识分子的境况，可谓知人论世的绝篇。这思路影响了王瑶那代人，又经由王瑶而传染了赵园这批学子。《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分明就有鲁迅和王瑶的某些影子，其中对“世族”、“流品”、“言路”、“清议”、“经学”等方面的探究，可看出“五四”后知识分子自我认识的某种承传。此前，赵园从未做过如此带有“匠气”的学术专著，她似乎被汪洋般的史料压迫着。但在厚重的历史档案的穿行里，你可以读出她与当代知识群落心灵相通的激情，这激情我们从晚清以来的学人身上，分明也可体味到。王瑶做《中古文学史论》，就有类似的感叹罢。
　　赵园写士大夫的心灵演进过程，很受“五四”情结的某些暗示，她甚至将当代文学的某些体验，也渗透到这本书中。例如对“戾气”的描述，毫无隔岸观火的悠然，倒像自己也燃烧在其中。经历过残酷政治压迫的人，自然懂得那不满于“戾气”、“躁竟”之后对理想人格的向往。赵园看到了王夫之、黄宗羲那代人的忧患之根，她从士风的偏执、谿刻里，捕捉到明末文人内心焦虑、失态，而又颇有执著感的成因。这些不仅在《明史》中暗含着，且在王夫之、黄宗羲、钱谦益等人的著作中，都可以觅出踪影来。赵园敏锐地发现了易代之际士人的经验隐含的文化因子，好像是一种二元对立，她找到许多相悖相成的话题：暴政与对抗、施虐与自虐、仁暴之辨等等。明末世风的复杂，文人心绪的苍茫之状，我以为和上述的因素有关。作者在众多的文献中，梳理出这些关键性词语，给人的兴奋，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王夫之那代人的文化经验，后人多有不同的看法。钱穆、余英时注重的是学术史的价值，很有创见。黄裳、张中行则从“遗民”的角度，看文化创造与气节的有无之关系，虽有冲突，却让人看到那段历史在今天的意义。赵园和上述诸人，视角有别，她承认这种研究对自己的难度，但还是以独特的体悟，创造了一部迥异前人的著述。《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随处可见作者思想的闪光。和三百年前的士人交谈，我们并非彼此隔膜，在顾炎武、傅山、钱谦益的文字里，是可以找到今人感兴趣的话题的。
　　“士”的概念，在今天已和知识分子、读书人相重叠了。按余英时的观点，“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而言，其出现的时代大概不能早于十八世纪，而中国的“士”“自孔子以来便形成了一个延续不断的传统”。中国的“士”，和西方的知识分子不同的一面，是难以离开政治，他们和权力有着忽冷忽热的联系。明清之际士大夫的忧国、孤愤，以及治学时的态度，很能体现“士”的特点，它不仅带有明显的东方色彩，和近代西方“知识分子”也难说没有近似的地方，或说那一代人，已埋下了“五四”文化的一种因子。赵园在自己的著述中是感到了此点的。她在《易代之际士人经验反省》一章中，为我们描绘了“士气”、“进退出处”，“遗民”的角色选择等等，读了不禁吸了口冷气。我们看近代西方知识分子，以及“五四”以降的文人情怀，多少可感到其间的近似。作为“士”，明清易代之际的选择，十分艰辛，赵园于此不无感叹，书中谈“士”之生命体验时说道：
　　……“进退出处”本是士人的常课；置身明清之际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士人不能不体验着选择的艰难。王夫之的深刻处也在于，他承认并不存在“心美无恶”的选择。其《章灵赋》自注说天理迁移无定，“昔之所可，今或否矣”，出与不出均不能无弊：“留则河山非有，往则逆顺无垠，求以洁身而报主者，如凿秕求精，亦已难矣……王夫之晚年史论中反复讨论“进退出处”，辨析不厌其细，且一再强调“尊严原则”，都令人感知“与义”的经历对其人刺激之深。
　　(66页)在出入困顿、几近绝境的文人那里，要看到朗照的东西很难。“死社稷”、“主辱臣死”，都是惨烈的意象，而遗民学术中沉重的叙述，正可见中国“士”的某种苦难。鲁迅对明清文人学术选择的优劣，曾算过一笔账，以为暴虐环境下换来的文化之光，代价过大，并不能算是什么荣光。但几千年来，我们的文化，不就是这样么？倘了解中国“士”之苦乐，不深入此段历史，当难以进入三百余年中国文化的漩涡之中。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可谓一部“士”之心灵史的缩影。文中对知识群落的勾勒，多有心灵呼应之处，即便对前人有所微词，立论大多持中，没有过于感情的冲动。赵园在此保持了一种冷静和节制，她对“制度评估”、“清议”、“言论环境”等的论述，都裹在严明的学理下，言必有据，但又未淹在史料之中，浩茫的情思照例自然流淌，其中亦有大自由于此吧。赵园读明清史料，有着特别的激情在。在那些今人以为生涩的资料里，能得心应手地穿行，我想还是“五四”式的经验起了作用。倘不是研究过现当代文学史，以及经历过“文革”风潮，也许这个选题会以另一种面孔出现。带着几代新文人的苦涩，回返到历史的深处，在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诸人身上，也能找到“五四”那代人的影子。周作人谈新文学源流时，就注意到了明清文人的价值转变。这种转变，在“五四”那代人的身上，多少有些投影。在这两个“易代之际”，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中，是有着共同的东西的。
　　作者写“遗民”的部分，似乎更能体现受过“五四”熏陶的思维训练。遗民情结，在明代以后，就时起时落着，直到民国和新中国，我们都可看到它的遗绪。明末读书人喜谈宋的文化，今人嗜谈“五四”，其实都有遗民的因素。那其实是一种向往和价值的认可，“士”的思想支撑，大约就在这里，其实自孔夫子以来，不满当世者，大多有着复旧的梦。孔子有他的周王之梦，顾炎武不忘的是复明，陈寅恪心目中萦绕的是三纲六纪。几千年中，文人墨客看重的是“忠”、“节”、“气”，遗民的本质，大抵如此。赵园写《遗民论》，谈中国的遗民史，已略触及到这个题目。《遗民史述说》一节反思“宋遗”、“明遗”，有很浓的历史感，其中“至于明遗民，更施其深远影响于后世；说我们至今犹未全出其时语境，也决不夸张”，是有真知灼见的。
　　打量遗民，其话题之多，令世人感叹不已。《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有一半篇幅，在谈遗民的现象，其中对“生存方式”、“失节忧惧”、“遗民学术”等的探讨，哲思灵动，智语迭出。描述士人的“逃禅”、“衣冠”、“交接”、“生计”等，我以为有着人性的深。恰恰是这种人性的深，使其在论述古人的两难时，看到了人间大的悲哀。遗民的失节之忧、处世无力，在“五四”以后，一直是个普遍问题。今人看重陈寅恪，冷漠周作人，都有此一情结的作用。三百余年前的文化心理仍在遗传，此正是“遗民现象”很有意味的原因所在。
　　此书剖析遗民的学术成就，让人久久难忘。那其中的体味，非久历学术甘苦的人，难以感到。遗民学术的独立性和批判性，在今天依然有参照意义。我们看《日知录》，当惊讶于它的阔大。顾炎武的心性、学识，多融化于其短札之中，其考据、述理，得精神的大自在，每每让后人惊叹不已。遗民的民间性特点，使中国的学术保持了一片净士，《船山全书》、《黄宗羲全集》有魅力的地方，恰在于那与当朝的距离感。赵园将此看成“‘学术’的功能意识的潜变”，她说：
　　“遗民”作为民间身份，遗民学术与当代朝廷政治的脱节，鼓励了对于学术之为独立价值、境界的追求。黄宗羲就有对极端的经世论的批评。其驳舍家国天下无从致知的说法，曰：“夫吾心之知，规矩也，以之齐家治国平天下，犹规矩以为方圆也，必欲从家国天下以致知，是犹以方圆求规矩也。学者将从事于规矩乎？抑从事于方圆乎？可以不再计矣”。至曰“使举一世之人，舍其时位而皆汲汲皇皇以治平为事，又何异于中风狂走？”(《与友人论学书》，《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146页)虽其说未出心学理路，毕竟是对认知的独立(于家国天下的)价值的肯定。“遗民”这一特殊身份所促成的“学者化”，为清学的“学术化”做了准备。而学人与传统儒者角色的职能区分(也可读作“学人”作为“类”的发展)，是在清学之为“过程”中普遍实现的；这一趋势也不妨认为滥觞于明清之际。明代发达的经世之学，至此而有一变局。凡此，无不点滴地准备着士的角色的近代蜕变。(416页)
这是理解遗民学术的关键点，也是中国“士”的历史性的转化。我们看明末“士”的心态，再读“五四”时学人的文字，可以看清其间的一条不断的线索。这条线索在今天也时隐时现，成为学术渐进发展的内在因素。想一想鲁迅以来的知识群落，求索与失落间的，不正是类似的东西。深味明末、“五四”文化的人，可谓会了解中国学术精魂的大半。做这一类的选题研究，是有着文化的挑战的。
　　但学术史的回溯，往往因职业的习惯而变得自恋。许多学人言及学术沿革，不免陷入趣味之谈。赵园是个厌恶伪态的人，其学术自语中的态度，不免多见人间的苦涩。她在文人的得失之中，看到的更多是命运的前定、无奈，以及精神的有限。她甚至背负着历史重负，在黑暗的闸门边眺望那漫长历史间微漠的晨曦，怅惘与迷离是显见的。我特别注意到她在赞佩遗民的学识后，对其弊端的种种揭示，比如“士人以治生为俗累”，就一针见血地道出其孱弱的根源；“道德律未必总能敌‘时间’的力量”，则暗示了遗民情绪的渐失性。遗民的要害在于未脱“君臣”的精神之网，在故国与新朝之间，其独立之品格，也多少带有历史的旧影。由此让人想起王国维、陈寅恪，他们在某一方面，未尝没有明末文人的禀性。这古老的遗绪隐含的文化基调，不知道是学术的幸事呢，还是不幸？
　　写这样一本书并不轻松。在那些抑郁、悲慨的史料里，我依稀感到了作者组织它们时的沉重。她写葬制、丧仪，谈论死亡，有着鲁迅式的苍凉，以致在文字中，看不到多少明快的色调。《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系当代知识分子冷观自身的一次历史寻梦。旧学问家的某些套路，在此多已弱化，代之而来的是新的精神。我们于此看到了一种描摹心灵苦难的精神跋涉。明清文人研究的著作可谓多矣，但像赵园这样进入历史的，很少见过。中国士大夫文化，并非甜甜的旧梦，不信你在那里走一走，要有悠然见南山的惬意才怪呢。
　　二○○○年八月十日于北戴河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赵园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33.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