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境内境外的思想

　　王中忱的《越界与想像》不是一本学术专著，而是一本论文集——如同它的副标题“二十世纪中国、日本文学比较研究论集”显示的。但这本论文集具有学术专著的性质，因为它具有“话题”上的一致性。集中的多篇论文都是处理近代中日文学关系中的“个案”，诸如日本作家的殖民主义冲动、“新小说”观念的诞生、梁启超在日本的小说出版活动、日本政治小说《经国美谈》中译本的叙述方法、周作人翻译诗体的选择等等，即都是处理“越界”和“想像”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该论文集被命名为“越界与想像”十分恰当。不言而喻，著者是在安德森“想像的共同体”的意义上使用“想像”这一概念的。
　　王中忱在论文集的“后记”中说：“我希望能从具体的文本入手，带着比较具普遍意义的问题意识，进行比较细致的文本解读，并力求从文本内部伸展到外部的社会历史语境，通过这样的个案研究，检验、质疑既有的理论论断或文学史叙述。”论文集中的第一篇文章《殖民主义冲动与二叶亭四迷的中国之旅》和第二篇文章《殖民空间中的日本现代主义诗歌》，就集中体现了上述研究方法。前文通过对日本近代知名作家二叶亭四迷(一八六四——一九○九)二十世纪初两次中国之旅的动机及其在中国活动状况的细致考察，揭示了这位日本民间知识分子自发的殖民主义冲动。这篇文章弥补了中日两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者在对二叶亭四迷认识方面的不足，并且有些“残酷”地指出了余秋雨《这里真安静》(收入《文化苦旅》)一文谈及二叶亭四迷时的“想当然”。而且，王中忱认为造成中国知识分子二叶亭四迷认识盲点的原因并非学术信息的匮乏和史料的不足，而是意识形态或某种既定观念的干扰。后文论述殖民空间与日本现代主义诗歌的关系、日本现代主义诗歌的类型，着重分析了安西冬卫(一八九八——一九六五)的现代诗《春》。《春》一九二六年五月发表在创办于大连的杂志《亚》第十九号，全诗只有一句：“一只蝴蝶飞过鞑靼海峡去”。(王中忱译)王中忱指出：一般的日本评论家仅仅是指出诗人卓越的想像力和诗中对比度极大的意象组合方式，到了川村凑的《异乡的昭和文学》，这首诗的诞生与诗人自身所处的殖民地语境之间的关系才被注意到。在此基础上，王中忱通过对该诗文本的细读，通过对鞑靼海峡在近代日本被发现和命名之历史的考察，通过对“鞑靼”一词在当时日本语境中意义的分析，很有说服力地揭示了安西冬卫作为一位“日本诗人”面对海峡时的殖民者心态、征服者心态。因为这首诗最初发表时“鞑靼海峡”是写作“间宫海峡”，而间宫海峡是用开拓日本北方疆土的探险家间宫林藏(一七七五——一八四四)的名字命名的。
　　显然，《越界与想像》把人们常说的“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完美地统一起来了。仅就中日两国学者的现代文学研究方法而言，“宏观研究”似乎是中国学者擅长的，而日本学者更精于“微观研究”。也许应当认为，上述王中忱的方法论实践，与他作为中国学者曾经游学日本这一事实有关。“问题意识”这个词就是日语式的。学术的本质不过是“知”与“解”的统一。从“真问题”(而非“伪问题”)出发，通过细致的解读对历史做出新的解释，也许是克服学术研究“玄学化”、“空洞化”、“翻烙饼”、“猜谜语”等弊端、建立学术规范的有效方法。在这方面，王中忱的努力具有启示意义。
　　《越界与想像》的意义并不限于方法论的实践。或者说，与它涉及的殖民、越境、共同体等问题相比，这种方法论的实践意义倒是次要的。将这本书与前文提及的《异乡的昭和文学》对照起来阅读，中日现代思想史上的不少问题会变得更加清晰。
　　《异乡的昭和文学》一书的副标题是“‘满洲’与近代日本”，一九九○年十月由岩波书店出版。著者川村凑(一九五一——)为日本法政大学教授，在研究境外日本文学和日本国内的外国人(外裔人)创作方面扮演着开拓者的角色。他所谓的“异乡的昭和文学”，是指昭和时期日本国境线外的日本文学。当昭和文学越过国境线延伸到日本之外的时候，许多本土的日本文学不具有的因素(对于近代以来的日本文学来说这很重要)出现了。由于昭和前期(一九二六——一九四五)日本奉行对外扩张政策，将战火烧到中国、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因此可以认为“异乡的昭和文学”本质上是“殖民文学”。日本早在明治时期就开始了对外扩张，所以“殖民”实际上成了日本近代文学的一种属性。揭示这种属性的构造，是思想史研究的课题，也是文学研究的课题。前面言及的王中忱的两篇文章，均通过对“异乡的日本文学”的研究揭示了二叶亭四迷、安西冬卫这类日本文人的殖民意识。尤应注意的是，王中忱论述了二叶亭四迷作为日本民间知识分子的那种殖民主义冲动的自发性——独立于国家和政府之外的自发性。在进行这种论述的时候，王中忱还谈及与二叶亭四迷类似但比二叶亭更有影响力的日本思想家德富苏峰。这种论述的意义，在于从日本的知识阶层发掘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潜在必然性，为我们清理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成立的“日本文学报国会”这一组织的思想渊源提供了参照，从而有可能在更深刻的意义上理解二十世纪日本知识界的精神脉络。
　　在揭示日本文人的殖民冲动、殖民意识方面，《异乡的昭和文学》与《越界与想像》形成了互补。以对安西冬卫《春》的解读为例，王中忱着重分析了“一只蝴蝶飞过鞑靼海峡去”中的“鞑靼”一词，川村凑则对诗中的“蝴蝶”一词做了细致的分析——满洲曾经被日本人比喻为“蝴蝶”。将王中忱理解的“鞑靼”和川村凑理解的“蝴蝶”结合起来，《春》的殖民色彩就越发醒目。
　　关于满洲的“蝴蝶”比喻，川村凑在《异乡的昭和文学》第二章“现代主义与乡愁——大连”中引用了长与善郎所著《少年满洲读本》(日本文化协会、新潮社一九三八年版)开头的一段描写：准备趁暑假随出差到满洲的父亲去修学旅游的儿子拿出《世界地图》和《最近极东地图》，从地图上找出“满洲国”，说：“多么辽阔啊！满洲。像蝴蝶的形状呢。是吧，爸爸。”被儿子一问，爸爸似乎也恍然大悟，说：“啊，真的。看这形状，蝴蝶正在向日本飞去呢。”引用这段描写之后川村凑说：“究竟从何时开始满洲在日本人的认识中被比喻成了‘蝶型’？毫无疑问，这与‘蝶型’比喻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安西冬卫那句名诗‘一只蝴蝶飞过鞑靼海峡去’(《春》)这一问题重叠在一起。”川村凑还指出：几乎在创作《春》的同时，安西冬卫还写了一句可以看做《春》之异文的短句：“啊，那飞过鞑靼海峡的蝴蝶！”
　　确实，前述“蝴蝶”的比喻是出现在安西冬卫发表《春》十多年之后，但日本人对满洲的兴趣从二十世纪初就产生了。根据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的文章《日本文学越境中国的时候》(《读书》，一九九八年第十期)，夏目漱石二十世纪初创作的《草枕》、《三四郎》、《门》以及一九一六年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的《明暗》等作品中的人物，总是去满洲(那也正是二叶亭四迷去满洲的时候)，满洲因此成为夏目漱石文学的主题之一。看来，弄清“蝴蝶”在安西冬卫这里的真实含义，涉及到二十世纪初叶日本人的“满洲认识史”，这显然是一篇论文无法胜任的。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王中忱和川村凑才没有深究。无论如何，在安西冬卫的诗中和那位“爸爸”的叙述中，满洲这只“蝴蝶”越过“鞑靼”海峡飞向日本这一“意义结构”是相同的。而且，至少在川村凑的阅读中，“蝴蝶”作为满洲的比喻与《春》的关系已经被提了出来。
　　安西冬卫的殖民意识和前述二叶亭四迷、德富苏峰的殖民意识同属于日本的知识阶层，而川村凑在对“异乡的昭和文学”的论述中，还揭示了日本农民阶层(日本社会底层)的殖民意识。该著论及的日本农民作家和田传取材于“满洲开拓”的纪实小说《大日向村》，就包含着这种意识。大日向村位于日本中部山区的长野县，人多地少，村民们在“猫脸”般大小的耕地上你争我夺。为了从贫困的生活和土地纷争中解放出来，他们订立“分村”计划，组织“满洲开拓团”，参与了“满洲开拓”。《异乡的昭和文学》讨论《大日向村》的部分，附了一张大日向村开拓团出征的历史照片。这张照片取自乡土出版社的《长野县满洲开拓志》，照片上的人们在列队涉水过河，队伍前面的人高举太阳旗，太阳旗下是鼓笛队。河面宽阔，水流湍急，远方能看到横跨河面的大桥与桥下的拦河坝。河水从坝上跌落，形成落差小但很宽的瀑布。这张照片拍摄的生活状态显然不是自然的，而是有几分“表演”的性质——既然有桥，出征时没有必要涉水过河把衣服弄湿。不过，正是这种“表演”，使照片弥漫着一种热烈、豪迈、勇往直前的“开拓”气氛。这气氛中蕴含着大日向村的农民们冲出国境线的原动力——对土地的渴求。农民们的这种原始的、以生存本能为核心的殖民冲动，构成了与国家的殖民政策、知识阶层的殖民意识相并列的近代日本殖民意识的另外一个层面。这三者的统一，构成了明治后期以来日本殖民扩张政策的社会基础。将这三个层面结合起来，可以在更深刻的意义上理解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历史必然性。人们熟知的那种将“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分裂开来的表达有其片面性。
　　从王中忱的论述中可以发现，较之于农民阶层的以生存本能为核心的相对单纯的殖民冲动，二叶亭四迷的“知识分子”式的殖民冲动具有更为复杂的内在结构。为了实践其殖民理想，二叶亭四迷甚至把往西伯利亚输送日本妓女作为方法之一提出。他认为日本妓女所到之处，日本商品肯定会随之渗透。王中忱把这种战略归纳为“运用‘胯裆政策’把西伯利亚日本化”。这种近于荒谬的“战略”，一方面将日本殖民主义的“反道德”用略有夸张的形式暴露出来，同时又展示了“日本道德观”的某些侧面。在近代日本，尽管往海外输送妓女被某些人看作“国耻”，但与此同时卖淫也确实已经“国策化”。包括《望乡》中的阿畸婆在内的众多“南洋姐”，就是日本“胯裆政策”的牺牲品。平江不肖生在创作于民国初年的长篇小说《留东外史》的第十四章把日本称作“卖淫国”，甚至把明治时期日本著名的教育家、实践女子大学的创办人下田歌子丑化成鼓励日本女子用卖淫的方式“爱国”的人。这种近于谩骂的描写无疑包含着仇恨与偏见，然而二叶亭的主张又不幸成了不肖生观点的注脚——不肖生的描写也许揭示了日本人道德观的某个侧面。二叶亭四迷的殖民冲动涉及的中日关系也具有复杂的结构。无疑，在他的殖民冲动中，中国首先是作为日本殖民政策的牺牲品、因此是殖民主义者的对立面出现的，但当他在殖民冲动的支配下提出在中国的满蒙地区建立针对俄罗斯的“国民抵抗线”时，确实存在过的东亚与西方列强的对立又将中国和日本置于相同的位置。日俄战争爆发的时候，甚至蔡元培都在上海参与创办《俄事警闻》，表现出“袒日抑俄”的倾向。这样，殖民意识又与近代日本的“大东亚”意识发生关联。显然，二叶亭四迷的殖民冲动中包含了日本近代思想的许多复杂性。
　　殖民冲动在明治时期至昭和前期的日本社会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但是，在具体的殖民实践中，被“植”(日语汉字的写法)之“民”由于中国的抵抗与日本的战败而成为历史的牺牲品，获得了特异的人生体验。成为川村凑和王中忱共同分析对象的小说《洋槐树下的大连》，就表达了这种人生体验。这篇小说的作者是清冈卓行(一九二二——)，小说一九六九年发表，获得芥川文学奖。依然是从“殖民”这一特殊的历史视角出发，王中忱从被川村凑认为是“表露了纯粹和清冽的乡愁”的《洋槐树下的大连》中读出了“故乡”与“祖国”的裂隙，以及主人公(实际是小说作者清冈卓行本人)在裂隙之间苦闷、彷徨的精神状态。
　　当被“植”之“民”在痛苦、在挣扎的时候，殖民冲动从内部被瓦解的可能性就出现了。王中忱较少涉及而川村凑较多论述的“失乡民”问题，就包含着类似的、甚至更多的思想可能性。移民到满洲的日本人面临的局面空前复杂。他们曾经依仗日本军人的枪过着“满洲国”一等公民的生活，但是随着日本的战败、“满洲国”的解体，他们在成为“失乡民”的同时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当地中国人的复仇对象。但由于生活经历的关系，特别是对于那些生长在“满洲国”的年轻一代来说，离开已经成为自己“故乡”的东北回归日本已经很困难，认同危机由此而生。对于他们来说，“国家”是以十分怪异的形式存在的，而这并不完全是他们自己的责任。清冈卓行的痛苦，正是来源于“故国”(日本)与“故乡”(大连)之间的两难。日本著名存在主义作家安部公房(一九二四——一九九三)在“满洲国”度过了小学、中学时代，又亲历了从“满洲国”一等公民变为难民、逃回日本的苦难历程，因此才产生了那种苍凉的虚无感——以对国家的否定为主体的虚无感，才能创作出《野兽向往故乡》之类的作品。川村凑指出：“安部公房的满洲国体验和回国体验，对他后来的特异的文学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一个无法否定的事实。可以认为，在他表达‘沙漠式的思想’、创造奇妙、抽象的‘无国籍作品’的背后，存在着对国家和政治体制的清醒认识。”川村凑在分析《野兽向往故乡》这部小说的时候，强调了小说主人公在从“旧满洲”逃往日本的过程中的“非人”(兽)生活状态，但我想，这个题目中也许包含着另外一个命题：“野兽(才)向往故乡”。因为小说主人公正是在追求对于他来说并非故乡(故国)的日本的时候，才陷入“兽”的生活状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对安部公房推崇备至，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甚至说：“如果安部先生健在，这个荣誉应当属于他。”大江对安部的认同本质上是继承了安部的思想资源，而安部的这种思想资源是以“满洲体验”为基础、通过否定“国家”获得的，这与大江的世界主义、人类主义精神正相一致。
　　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体”理论在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影响是广泛的。如同王中忱的研究受惠于“想像”一样，孙歌的学术活动也受惠于“共同体”。孙歌提出的“知识共同”概念，就应看作“想像的共同体”这一概念的转换。在这个讨论中，日本学者小岛洁谈及中日两国“相互缠绕的历史”(《读书》，二○○○年第三期)。“相互缠绕的历史”——这确实是一个可以深入开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定义的表述。王中忱和川村凑讨论的那些问题，就表明了中日两国的历史曾经以多么复杂、深刻的方式“缠绕”在一起。问题是，这种“缠绕”并非以对等、平等的方式进行。这样，为了理解“缠绕”的意义，“缠绕”的方式以及双方在“缠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值得注意。比如在“满洲国”建立的历史过程中，当东北人悲伤地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从关外向关内逃亡的时候，“大日向村”的村民们雄赳赳、气昂昂地踏上了“满洲开拓”的征程。从那个时期、那片土地、那个历史事件中，诞生了《生死场》、《八月的乡村》等流亡文学作品，也诞生了日本作家创作的《大日向村》等“满洲文学”(开拓文学)作品，而这两种作品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性质不同甚至相反。
　　到目前为止，中日两国间“相互缠绕的历史”并没有“历史化”。这并不仅仅是指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行没有被彻底清算、不少中国人依然保持着关于战争的切身体验、历史尚未沉淀为纯粹的“知识”；不仅仅是指与“残留孤儿”、“残留妇人”这种“满洲开拓”的牺牲品相关的种种问题尚未全部解决；也不仅仅是指日军遗留的炸弹和化学武器依然威胁着当年日军占领地中国人的安全。就日本国内而言，与二叶亭四迷的殖民冲动类似的意识现在依然顽固地生长在民间。“抗俄意识”就是其中的一例。五年前笔者生活在东京世田谷区的时候，认识了一位战前出生在大连(当年“满洲国”的领地)的日本人。他拥有自己的公司，但热心于国际友好活动，参与组织了一个为留学生服务的民间团体。由于与中国的特殊关系，他给了中国留学生很多关照。但他对俄罗斯留学生并无好感，不止一次说∶俄国太冷，俄国人总想到温暖的地方来，所以侵占中国和日本的土地。无独有偶，今年年初在新宿的一次新年会上，我又遇到了一位同类型的日本老板。他一九五二年出生，财大气粗，曾经出钱支持右翼政治家石原慎太郎的儿子竞选国会议员。谈及中日关系，他直言不讳地说∶“日本人侵略过中国，但也帮助中国做了事。我们要是不抵抗俄国人，中国的长江以北现在都是俄罗斯的。”他还筹划到北京投资汽车服务行业，推广电脑洗车。这两位都算得上是日本社会的中坚力量，不管其想法多么幼稚、荒谬，但作为一种与二叶亭四迷的殖民冲动类似的民间思想资源，它的存在不能忽视。
　　在历史相互缠绕、而且这“相互缠绕的历史”尚未全部“历史化”的情况下，为了解决东亚遗留的历史问题，无论是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还是在纯学术的意义上，“知识共同”的倡导都是有价值的。二○○一年夏天日本的“新历史教科书”事件引起争议的时候，旅日中国学者提出了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编写东亚历史教科书的构想。这一构想与“知识共同”的构想十分类似。“知识共同”面临的问题起源于这一概念的自身的逻辑性。孙歌等人所谓的“知识共同”的基点，似乎并非作为研究对象、作为自在之物的“知识”，而是“知识”中包含的立场。她最初提出“知识共同”这一概念，就是从“立场”出发的。二○○一年她在与沟口雄三的一次对谈中说∶“六年以前，我在和日本的代表一起去韩国开会的时候，产生了一个朴素的想法，就是东亚的人们，特别是所谓知识人里面，是否可以有一个共通的立场呢？于是我就在您面前直率地用‘知识共同’这样一个表达传达了我的想法。”(《东方》二○○二年第一期)显然，孙歌所谓的“知识”其实是一种立场、一种价值观。这样一来，价值判断背后的许多问题就来到了前台。至少在目前，“知识人”价值观的差异乃至对立决定着完整意义上的“知识共同”只能是一个“想像的共同体”。包括藤冈信盛在内、以编纂“新历史教科书”的方式篡改历史的“自由史观研究会”的成员们同样是“东亚的知识人”，但他们与中韩各国的“东亚的知识人”之间立场的差异很大。曾经有过的加害与被害的历史以及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将双方高度“国民化”了。换言之，在目前的状况下，“知识共同”的建立只能以省略或遮蔽某些东西为代价。而一旦“共通的立场”建立起来，这“立场”又应当是超越“东亚”的。也许应当说，“想像的共同体”作为一个功能性的概念比它作为一个实体性的概念更有价值。孙歌不久前发表的《全球化与文化差异∶对于跨文化知识状况的思考》(《东方文化》，二○○一年第二期)一文，就表现出了将这一概念功能化的努力。
　　王中忱和川村凑对相同研究对象的探讨，倒是为“知识共同”(称“价值共同”是否更好些？)的建立提供了一种途径、一种具体的操作方法。两位学者实际上已经组成了一个超小型“中日知识共同体”。即便如此，面对同一研究对象的时候二人还是表现出一些微妙的差异。比如，对于王中忱来说“殖民”不仅仅是一种历史而且是一种方法，在他的论述中“殖民”几乎具有起点、焦点、终点三重意义，而对于川村凑来说并非如此。因此王中忱才能从《洋槐树下的大连》中读出川村凑没有读出的“故乡”与“祖国”的裂隙。这种差异与《越界与想像》中《存在的焦虑与灵魂的建构》一文谈及的大江健三郎和韩国作家金芝河的差异有同构关系——大江问“世界记着广岛吗”的时候金芝河反问“世界记着南京大屠杀的三十万人吗”、“记着战争中牺牲的一千万亚洲人吗”。类似的差异起源于国家历史命运的差异，也是中韩知识分子与日本知识分子的差异。不过，这种差异并不危及那种有限度的“知识共同体”的成立。相反，寻找差异、认识差异，倒是建立“知识共同”的前提。
　　《越界与想像》正文部分最后论及的作品是日本青年女作家茅野裕城子一九九五年荣获“昴”文学奖的中篇小说《韩素音的月亮》，王中忱本人也是这篇小说的中文译者。《韩素音的月亮》作为一部描写日本女子“北京之恋”的小说，确如藤井省三论述的，构成了近代以来日本人中国认识的一环。至少，与二叶亭四迷的殖民冲动相比，茅野对“爱国心”的否定和安部公房的“沙漠式思想”一样，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她笔下的园子对中国的崇拜、与中国的隔膜，都具有某种象征的意味。她与那位语言不通、借助字典发生性关系的中国导演最终分手，说明至少在目前，“越界”还只是一种“想像”或者只存在于“想像”之中。
　　二○○二年三月写于东京小松川，七月十二日改定于北京西郊花园村
　　(《越界与想像》，王中忱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一年八月版，17.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