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朝鲜西学摄取的历史启示

　　主要由于地理上的缘故，中、日、朝三国的历史自古以来就是相互缠绕。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传入日、朝并成为其民族文化的核心，即便从唐代算起，也有一千数百年的悠久历史。中日朝三国为东亚近邻，又有着大致相似的传统文化底蕴，与西学初次接触的时间亦相差不远，可是到了十九世纪，却进入了各不相同的历史发展道路：日本成了独立的资本主义强国，中国遭受侵略成为半殖民地，朝鲜更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我们不能不反思，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结局。尽管可以指责曾经风行一时的“冲击-反应”的理论模式或者“传统-近代”的解释框架过于简单化，但我们应该承认，如果将三国摄取西方近代文明的历程撇开不谈，恐怕是很难找到答案的。最近二十年来，对中国近代化历程的反思越来越得到大陆学界的重视，日本也因其与中国近代历史的密切相关性而进入我们的视野，而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对朝鲜(韩国)的了解和研究则显得相当薄弱。在这种情形下，新近出版的《朝鲜西学史研究》一书就显得更有价值了，因为尽管它成书于十五年前，但在其中译本面世之前，大陆几乎找不到一本对朝鲜西学摄取史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著作。
　　“如果一个社会要发展，就必须把这个社会传统的文化和思想进行创造性地重塑。如果固守传统文化和思想，将会导致僵化停滞状态，社会就会失去跃动的活力，跌入老化衰残的境地，在炽烈的历史急流中，最终会导致被毁灭的悲剧。”在这一基本思路指引下，作者为我们勾勒出了朝鲜接受外来文化的基本线索：三国时代，新罗接受佛教；统一新罗到高丽初，接受儒家文化；高丽末到朝鲜初期，推崇程朱学；朝鲜后期，在实学兴起的基础上容受西学。在朝鲜传统文化体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佛教和儒学。最初从部族国家到古代王国的过渡期，朝鲜思想的基础是包含着祭天和自然神崇拜在内的萨满教，随着集权世袭王国的建立，统一意识成为必要，具有普遍世界性的佛教信仰遂为朝鲜古代社会所接受，并在高丽时代作为国家基本观念被固定下来。儒学登上朝鲜的历史舞台要早于佛教，但最初只是作为政治修养和学术知识而受到重视，到高丽末和朝鲜王朝初期，才在朝鲜社会发挥了支配性的影响力，程朱性理学被奉为新的国家理念。西学于十七世纪初由赴京使行员传入朝鲜，经过百余年的接触碰撞，十八世纪是对西学进行探讨研究的黄金时期，十八世纪末叶朝鲜开始对西学进行禁压迫害，直至十九世纪开港之后，西学才又重见天日。
　　朝鲜近代思想的萌芽正是发端于朝鲜西学，它在朝鲜历史上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对西学的摄取，动摇了传统的华夷世界观，开启了接受西欧科技之门，以平等、互爱为宗旨的天主教思想也对传统朝鲜社会的尊卑、贵贱等级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在书中，作者始终明确地将西学分为“理”和“器”两个部分。器当然是指西学中科学技术方面的内容，理则专指西学的宗教、伦理，具体言之，就是天主信仰和基督教伦理。与明清之际的中国知识分子相似，接近西学的朝鲜学者也表现为三种不同的态度：一是全盘排斥；二是全盘接受；三是接受“器”的方面而排斥“理”的方面，即所谓“二元论”的立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接触西学程度的加深，中朝两国在接受西学上很快就出现了显著的区别：中国一开始就侧重于吸收西方的科技知识，天主教的教义和信仰则对中国人影响甚微，及至十九世纪末提出中体西用的著名模式，接受器物文化而拒斥制度和精神层面的文化，更清晰地反映了文化接触由外及内的一般规律；反观朝鲜，西洋科学技术所产生的作用并不突出，接受天主信仰反而蔚为风气，给朝鲜后期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且无论接受西学还是拒斥西学，皆以精神层面(而且是纯粹精神层面的宗教信仰)为主要关注点，这是其独特之处。
　　接受天主信仰实质上是接受基督教价值体系，因此在它传播伊始，就受到了传统儒家势力及性理学价值体系的强烈排斥，这种排斥最终转变成了禁压、迫害天主教的政策和行动。迫害天主教的理论根源是朝鲜一贯奉行的辟卫思想，即把性理学之外的其他思想体系均视为异端邪说；另一方面，倡导人类平等博爱的基督价值体系，也被视为破坏传统身份制度、家族制度及礼教秩序的危险物。由于统治者没有明确将西学的“理”与“器”区分开来，对基督教的迫害扩大为对整个西学的封锁，西学研究、近代化萌芽全部被否定、镇压、扼杀了。政治上的锁国、思想上的斥邪、文化上的保守相互合流，导致了这种悲剧性的结局。即便是在一八七六年开港之后的很长时间，朝鲜社会的大趋势仍为封锁的、保守的，与主动开放态势有很大距离。从开港起至朝鲜灭亡的半个世纪，一方面是具近代倾向的洋务、变法、自由民权运动的开化思想，另一方面是与其相反的从具有守卫传统意义的御洋、反侵略上疏、义兵运动的斥邪卫正思想，两者的对立，在列强侵略意识的制约下，延续了沉闷、多变的朝鲜历史进程。
　　与清末盛行一时的西学中源说相似，朝鲜西学摄取史上也有过这样的论调，但值得注意的是，接受和排斥西学的学者们都把它作为理论武器来为自己的主张辩护。排斥西学者证明西学在中国古已有之，并不是如今才传来的新奇学问，是为了说明西学不过如此，没有什么独特价值；西学接受者则是想借此表明西学并不违背传统和古训，完全可以借来为我所用。这提示我们，在我们习惯于用简单化、类型化的言辞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特质或民族性加以概括时，必须根据不同情形分别言之，否则很可能坠入归纳越精练清晰，距离真相越远的陷阱。
　　在接受西方科技方面，作者注意到西学摄取者社会地位的重要性。士大夫之类的官方学者，主要是为改订历书(这是被视为帝王之学的)而努力引入天文观测技术，对纯粹科学意义上的理论不感兴趣，所以事实上尚未摆脱与政治相关的“官方御用学”的樊篱。被称为朝鲜西学鼻祖的李瀷则是得不到入燕机会的在野学人，他热衷西学是通过习读汉译西学书而培养起来的，在理解、把握汉化的西欧天文、历法知识上具有很深的程度和一定的先导性；但与此同时，作为远离政界的在野学人，他对西洋文明的认识又很难产生社会性的影响，做出更多的贡献。这表现出同时注重西学摄取者在思想史与社会史上的双重意义的明确意识。不论是中国明清时代还是朝鲜，研究接受西学的主流都是从改进历法、精确历算的现实目的出发的，因此，对其他科学领域的关注就明显削弱了，因而这是局限于特殊领域的容受，而不是总体上的容受；是应用科学方面的容受，不是科学理论和科学精神的容受；是现实目的的容受，而不是以学术为目的的容受。
　　在文化形态论者的影响之下，我们通常认为，日本、朝鲜与中国有着完全相同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规范，并将其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但本书作者却表现出与我们迥异的思路，在很大程度上将儒学与西学等量齐观，对它们同时采用了两种相反而适相成的态度：就其思想来源而言，将儒学和西学均视为“异学”，因为它们都不是朝鲜本民族固有的思想；就其在本国的地位而言，又把二者都看作朝鲜本国学术的一部分，因为它们都与本国固有文化融为一体。朝鲜西学虽是来自异质文化体系的学问，但其内在的主体是朝鲜后期社会的学者，他们以传统的学问修养为基础，以韩民族的思维来研究西学，研究能给社会带来裨益的致用之学，所以西学也属于韩国学范畴。朝鲜西学虽然立足于生疏的天主教信仰之上，可儒学、佛教原本都是外来的价值体系，它们被导入朝鲜社会后，经朝鲜学者吸收转化为朝鲜的文化，在历史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因此自然也应将朝鲜西学作为朝鲜民族史的一个方面来看待。这一思路是极具启发性的，不仅对于古人、对于历史，而且对于异域、异族、异国、异质的文化，都需要具备一种设身处地的态度，具备一种了解之同情，方不至于隔阂肤廓。
　　中国对朝鲜西学摄取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为朝鲜学者接触西学提供最基本、最重要的渠道；为朝鲜接受西学提供必须的思想资源；其自身在近代的遭遇为朝鲜接受西学提供刺激和动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赴北京的使行员是朝鲜接触西学的惟一渠道，汉译西学书也是朝鲜学者接触西学的基本资料。尽管“清欧文明”并不是纯正的西方学问，并带有较强的“宫廷学”韵味，可正是这些来自中国的汉化西学，带动了朝鲜西学摄取的发轫和初步发展。
　　西学与儒学、实学的关系，大概是朝鲜西学摄取史上最意味深长的内容。朝鲜对西学的摄取，与本国实学的兴盛直接相关，而实学则是在否定蹈于空疏的程朱性理学的背景之下酝酿产生的。当人们仅仅出于好奇心来打探西学这一外来事物时，尽管曾引起一时的轰动效应，但浅尝辄止的姿态使西学在朝鲜社会留下的痕迹很快淡化了，只有在与朝鲜社会后期已经蔚为壮观的实学相结合、成为实学展开的一个侧面以后，学术深度的增强才让西学具有了更加厚重的分量，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无论是接受还是排斥西学，都不再浮于表面，而是在经过了深入的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经过长时期的摩擦、冲突，天主信仰最终还是在朝鲜站稳了脚跟。陈寅恪先生说过，“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外来文化只有与本土文化相互融合、相互补充，方能在本土扎根并对本土文化产生大的影响。
　　传统的儒学和实学成为摄取西学的思想资源，与今文经学被康有为用作引入西方政治制度、推动政治变革的思想资源，有异曲同工之处。但与此同时，在传统樊篱中找到的思想资源又难免其局限性，实学者和今文经学者的思想基础都并没有真正超越传统儒家思想，旧瓶固然可以装新酒，却终究会让新酒失去本来的色香味。不难看到，朝鲜学者们无论是接受还是拒斥西学，都是以儒学和实学作为基本评价标准和参照物的。李瀷通过汉译西学书掌握了多领域的西欧自然地理理论，用犀利的目光批判了传统的地理观，并努力吸纳科学论。但是，李瀷仍旧没能彻底抛弃因袭的谬见。他看了《万国全图》后，将世界比作人身，中国是其胸部；看到《大地全图》后，将中国比作人的心脏与肾脏。他对天主教持有很多疑问，但仍肯定天主与先儒古经里的上帝是相似的，认为天主教的“去恶积善”、“教化世间”与儒家的“修身克己”具有相同的教化功能。本土文化精英在接受异质文化的时候，常会这样有意无意地将其与自身原有的知识结构、文化精神相对照相比附，利用外来的知识来肯定对本土文化的信心，如同西学东源说一样，反映了容受外来文化的矛盾心态，它对于文化容受同时具有促进和抑制的双重作用。
　　从安鼎福驳斥天主教义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准确地把握所谓“保守”一派的思想和立场，并可以生动地发现异质文化之间的隔阂，尤其是在宗教信仰层面的隔阂。他将天主教视为“巫祝祈祷”，以儒家圣人之道来批驳天主教；同时又将中西学相比附，认为西教不过是佛教的残余，与墨家学说同流。他还站在儒家的现世立场来指责西教的来世立场，以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自然神来代替基督教上帝造人之说。尤其重要的是，安鼎福对基督教罪感文化中最根本的原罪意识、三位一体等全然无法理解，而他用来反驳的武器仍是中国传统儒学的道德伦理，并用这种人伦道德和世俗逻辑来要求上帝。他说，既然天主将亚当作为人祖，又何必要以魔鬼试验其身？如果亚当陷入魔鬼的圈套，天主应像仁慈的贤父或良师那样好好引导亚当走出误区，而不是惩罚他，即便惩罚也不应该殃及其后世子孙。如果人的灵魂都要进天堂或地狱，那里能容纳从古至今众多的鬼神吗？他最终的结论是，天学是佛教的一个支流，是与老子、墨子的兼爱说相通的异端之教，儒家既然排斥佛道，也自当排斥天学。李瀷的弟子慎后聃，也是在对西学进行较为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以儒学为思想资源倡导“辟卫”之说，其《西学辨》是系统揭示当时儒家学者西学观的最好作品。他运用宋学的宇宙论，特别是援引程朱学派的伦理及理气论，批判西学的灵魂论，同样认为天主教是佛教的余孽，以天堂地狱说使人们信奉天主，重利益关系，不能将天主教与重视“仁”的儒学等价齐观。
　　有意味的是，信奉西教的知识者同样把儒学作为自己的思想资源。与斥邪论者将天主教视作“佛氏余条”、“佛家糟粕”、“释家分支”不同，笃信天主教并最终在辛酉迫害中殉教的丁若钟认为，天主教的“地狱惩罚”(末日审判)是针对无形体灵魂的，而佛教却认为这是针对有形体肉身的惩罚，简直是无稽之谈，佛教教理前后自相矛盾，不值得信赖。丁的次子丁夏祥认为，天主教尊行的“十戒”蕴含着儒家忠恕、孝悌、仁义、礼智的行为准则。他们所持的是一种“补儒论的天主思想”，即认为儒学与天主教有相同的一面，天主教中又存在着儒学中所没有的来世观和灵魂观，所以可以相互补充。“无父无君”是斥邪论者对天主教最严厉的攻击，信奉天主的朝鲜学者同样用来自儒学的思想和理论为之辩护。丁若铨借助儒家的孝道，强调对宇宙大君主(天主)的孝，他说：“父母之情犹如大海，人间禽兽、草木万物之主为天主，谙熟孝敬父母，就应懂得尊奉天主。”(一八六页)这是极有意味的一种观点，这里他将儒学由孝亲推演到忠君的逻辑关系，转化为由孝亲推演到信奉天主，同样是孝的扩展和放大，指向的目标则完全不同。显然，无论是接受还是排斥西教，这些朝鲜学者们都以儒学和佛教作为参照：接受者认为天主教有与儒学相似的价值、功用，而与佛教(异端)有别；反之，排斥者认为天主教与儒学不合，而与佛教相似。西学、实学、儒学三者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究，无论是容受还是排斥西学，其主力军都是实学者，而实学和西学又都是在传统儒学的基础上展开的，这充分表明三者之间关系的密切和复杂。
　　中朝西学摄取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只在中国活动，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是西方主动输出与中国部分士大夫输入相结合的产物。朝鲜西学则基本上是赴清朝鲜人出于种种动机和目的，主动进行选择和引入的结果，西洋文物是通过朝鲜人本身进入朝鲜社会的，即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能动的引入。朝鲜将天主学作为一种宗教来信仰，也首先经历过一个多世纪依据文献的理论研究和批判过程。在其传统文化形成的过程中，朝鲜早已通过对来自中国的佛教和儒家文化的吸纳整合，培养出了一种文化的受容心态，从这一点来看，朝鲜与日本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而与长期处于文明中心地位的中国情形迥异。
　　朝鲜和日本对西学的摄取也各有其特色。两国同为传统的儒家锁国社会，但最终日本发展成为近代化国家，朝鲜却不幸沦为殖民地，其中的缘由，也应该从两国对西洋学问所作出的逆向反应入手进行探讨。朝鲜西学与日本兰学在输入渠道上有所不同，前者是通过外交途径实现的，由每年被派遣到明清的赴京使行员导入朝鲜社会；后者是通过漂流来的洋人及从事航海贸易的商人传入的。日本也曾于一六三七年禁止天主教系的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船只出入日本，但这些政策只限于对天主教信仰的拒绝，它禁止天主教系各国商船的来往，却并不禁止新教的荷兰商船和荷兰人进入内海，且为了能与荷兰更好的进行贸易，于一六四一年开放长崎作为对外通商口岸。所以日本的锁国令，是与开放对外窗口相同步、自主选择来航国、对“理”与“器”加以区别的相对的锁国，与朝鲜王朝后期的强硬锁国政策是不同的。
　　朝鲜西学者以儒家官僚学者为中间力量，他们多曾获得过出使北京的机会，直接接触过西洋文物，依靠汉译西学书研究西洋学问，而不想学习横排的西方文字，直接面对西洋文献。在他们看来，西学只不过是以学术论学术的西学研究活动，是只能靠汉译西学书作为间接资料的学问。而日本的兰学者大部分是翻译、医者出身，还有部分下级武士，他们通过直接阅读兰书(荷兰原书)培养了很高的语言水平。与其身份相适应，他们对西学的形而上之理不感兴趣，而是更倾向于形而下之器，更注重研究实用的技术。兰学者们从兵学、天文、历算和医学等实用技术入手，并在此基础上对生物学、化学、物理学、政治学等基础科学进行研究，到十九世纪中期，兰学的研究范畴已经扩展到西洋科技的各个方面。这些学术成果和实用技术，奠定了日本近代文化的雏形，并作为明治学术的思想和时代背景，为近代日本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书中自然也有一些颇可商榷之处。在强烈民族情感的支配下，作者往往过度强调文化摄取中本土因素的重要性，有时甚至以他自己所批评的比附方式，得出难以令人信服的结论。不过毕竟瑕不掩瑜，该书对朝鲜西学摄取史的系统研究，使我们有机会从比较的视角对东亚三国的近代命运进行溯源式的反思，这是我们应该感谢作者和译者的。
　　(《朝鲜西学史研究》，[韩]李元淳著，王玉洁、朴英姬、洪军译，邹振环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一年三月版，3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