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在中国知识界引起过一阵“爱罗先珂热”的“俄国盲诗人”华西理·爱罗先珂(Vasilij Ero
enko)，一九二一年五月间，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罪名为宣传社会主义和参加“五一”示威游行。五个月后，盲诗人辗转到了上海，第一个去看他的中国人是《东方杂志》的青年编辑、热忱的世界语学者胡愈之。这一年爱罗先珂三十一岁，胡愈之二十五岁。
爱罗先珂出生于南俄一个村落的大地主家，兄弟姊妹共七人。他四岁时因病导致两目失明，十七岁到莫斯科一个饭店乐队弹琴，从托尔斯泰传记作者比留可夫的小姨学会世界语；二十二岁就读于伦敦皇家盲人学院，学会英文。一九一四年大战爆发前夜，他带着理想主义者的梦到了东方。他先游日本，学会了日文，然后游历暹罗(今泰国)，缅甸，印度——他在印度因为批评了野蛮的封建恶习，得罪了当权者被放逐，于一九一九年七月又回到东京。他在日本结识了著名的左翼戏剧家(同时又是热忱的世界语学者)秋田雨雀，又结识了其他进步人士，受到这些人言行的熏陶，逐渐从一个带着童心去爱人间的善良正直的知识分子，变成一个富有正义感，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的社会革命“同路人”。秋田雨雀读完他的童话剧《桃色的云》写给他的一封信中说道：“你之所谓‘桃色的云’，决不是离开了我们的世界的那样空想的世界。你所有的‘观念之火’，也在这童话剧里燃烧着。……你叫喊说，不要失望罢，因为春天是，决不会灭亡的东西。是的，的确，春天是决不会灭亡的。”(鲁迅译文)鲁迅在辑译了他的一部童话集(《爱罗先珂童话集》，一九二二，商务版)时，在译序中有这么一句话：“我觉得作者所要叫彻人间的是无所不爱，然而不得所爱的悲哀，而我展开他来的是童心的，美的，然而有真实性的梦。”(重点是引用者加的。)
爱罗先珂带着这样的“梦”来到中国时，正是爱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后两年，时值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后四年。其时，无论西方的还是东方的知识分子，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洗礼，都在找寻人间的“春天”。所以爱罗先珂的到来，被年轻的热情的爱国智者们当作一个“先知”或“预言家”。盲诗人在这“冒险家的乐园”中寻不到他的好梦，这里并没有他所希望的“春天”，却充满了人世间的不平与苦难。于是他把所闻所见所感写下了他的名篇《枯叶杂记》，注明“奉献于我的在上海的亲爱的友人们”，并且把它称为“上海生活的寓言小品”。
盲诗人在这名篇中假托一株老树掉下来的一片枯叶，诉说了他的“梦”。枯叶说，这株老树“见过这国度里许多帝王的尊荣，而且也曾见过他们的衰败和灭落”，“他看见过这地方的百姓们受本国高级的强盗的抢劫，他又看见过百姓们受外国低级的强盗的抢劫”；他“看见百姓们被本国人抢劫着，同样地更被黄种和白种的外国人抢劫着”。一幅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图景，借着这篇“寓言小品”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寂寞的盲诗人不知从何着手去改变这现实——正如那时中国很多知识界人士的心境一样——那“童心的，美的，然而有真实性的梦”促使盲诗人发出了本世纪二十年代的“天问”：
“呵，这百姓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呵？这国度到底怎样了呵？这民族的壮烈的精神是不是已死去了吗？这国度的伟大的灵魂，已永久消失了吗？在青年们的胸膛里的英雄的心已不再跳跃了吗？”(胡愈之译文)
接着盲诗人借“南风”之口，说他梦见了“幻想之国”，梦见了“幸福之岛”，那岛是在“情爱之海”里，岛上有“友谊之港”，港里流着“欢乐之川”，永远开着“诚信之花”，生着“道义之树”，高耸着“自由之山”，照耀着“真理之日”，“正义之月”和“美艺之星”。
但走哪条路才能到达这“幻想之国”和“幸福之岛”呢？我们的盲诗人迷迷胡胡，他不知道，我们这里许多智者也在寻找着路，也不知道。可是在这“寓言小品”中却又好像隐隐约约找到了一条路，一条希望之路，他写道：
“树委实知道那‘幻想之国’的梦已飞到北地里去了，飞到神秘的‘雪之国’里去了，飞到有伟大精神的国土里去了，飞到具有推翻全个世界的潜势力的国土里去了。”
译文是胡愈之的，重点是我加的。这几句诗一样的，梦一样的，谜一样的语言，难道不是清楚地遥指那震撼旧世界的“十月革命”故乡吗？盲诗人同那个年代一些带有“童心的、美的，然而有真实性的梦”的知识分子一样，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给他们带来了希望。
《枯叶杂记》的中译文最初分两期刊登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十日、廾五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十九卷第五、六号)上，翌年(一九二三)，收在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文库》第八十一种中，小册子取名为《枯叶杂记及其他》。包括除了胡愈之译的《枯叶杂记》外，还有夏丏尊译的《幸福的船》——这篇童话也在《东方杂志》第十九卷第四号刊登过，童话的最后问道：
“载了全人类到幸福的国里去的那个船，几时来呢？”
盲诗人不知道，但他带着几分希望，几分焦急，几分迷惘，几分幻梦。那时中国许多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也有着同样的心境。
差不多同时，鲁迅辑译的《爱罗先珂童话集》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九二三年)。同年，胡愈之还把爱罗先珂到中国后用世界语写作的几篇原文，辑印成书，由胡愈之和巴金刚刚重建的上海世界语学会出版，题名为《一个孤独灵魂的呻吟》(La
emo deunu soleca anímo)，六十四开小本子，灰纸封面，除《枯叶杂记》外，还有其他两篇小品以及《人类一分子》(Homarano)和《茨冈女人的预言》(Antaǔdino de la ciganino)等四首短诗。胡愈之用世界语为这部小书写了短序(时为一九二三年六月)，其中写道：
“如果说没有人爱我们，没有人怜悯我们受难的人民的话，那么，《一个孤独灵魂的呻吟》的作者正是我们唯一的忠实朋友。作为人类一分子主义的信徒，他向往着自由的世界，他诅咒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文化，他为被屈辱的，被责罚的和不公正地生活着的人民哭泣，叹息和激愤。有人称他为幻想家，另外有人说他是安那其主义者，还有人害怕他这个‘危险分子’；这些人全都曲解了他。他是一个人类一分子主义者，他只不过是一个人类一分子主义者。”(引用者从原文译出)。
现在已经没有人使用“人类一分子”这样的语词了——爱罗先珂企图用八行小诗来表达这个语词的含义，他那首小诗曾用原文刊印在鲁迅译的《童话集》扉页背面，没有中译；《童话集》收在复社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第十二卷时也照样排印。这首小诗大意(我只能译出大意)是：
我心中燃起了大火，
任何强暴也扑灭不了它；
我胸中燃起了火焰，
就是死亡也扑灭不了它。
大火一直烧到我生命完结，
火焰一直燃到大地殒灭；
我的名字是人类一分子，
这是火的名字，是人间自由的名字。
胡愈之那时在《东方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人类一分子主义”是“一种爱世界爱人类的普泛的教义”。教义者，即一种信念，并非真有那么一种宗教；“人类一分子主义”一词源出世界语创始人——波兰的柴门霍夫博士一九○六年为此写的一首小诗和一篇“宣言”(随想录)，所述特征，很多都能在爱罗先珂身上以及本世纪初的知识分子身上看到，比如：
——“我是一个人，我把全个人类看成一个家庭；我认为人间最大的不幸，就是人类被割裂成互相敌视的种族和宗教群体；但这不幸迟早会消失的，我应尽我的力量加速这消失。”
——“对每个人，我只把他看成一个人；对每个人，我以他的品德和行为来评价。凡是侮辱或压迫属另一种族、操另一语言、信另一宗教的人，我都认为是一种野蛮行为。”
——“为全体同胞的利益而奋斗，我名之曰爱国主义。……我意识到对祖国对家乡的深爱，是一切人天生具有的，只有非正常的外界环境才能麻痹这种天生的感情。”
也许这就是爱罗先珂那时所具有的那种感情：爱家乡，爱祖国，爱一切人。也许就是巴金论述这位盲诗人时所表述的“苦人类之所苦，憎人类之所憎”的那种品格或信念。现今来看，也许会说这是一种虽然高尚、童心的然而多少有点脱离现实人间的空想的感情罢。
爱罗先珂在上海感到了寂寞，正如胡愈之给他的创作所取的书名“一个孤独灵魂”。这寂寞混和了苦恼，忧虑，憧憬和爱人间却不被人间所爱的那种迷失的心情。然而他是不甘寂寞的。他到上海不久，十一月十三日作了以《现代的忧虑》为题的公开演讲，翌日在当时由左派国民党主持的《民国日报》发了摘要，二十五日在该报副刊《觉悟》登了全文，三十日又被北京《晨报副刊》转载了。在这次演讲里，爱罗先珂抨击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干涉劳农政权；他指出弱小民族在战后仍然得不到公正的待遇。“出路何在”？盲诗人没有明确的答案。于是他要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去找寻答案。因此，一九二二年二月，他动身北上；胡愈之把他介绍给鲁迅，受到了鲁迅兄弟(鲁迅和周作人)的热心关怀，住到八道湾周家住宅后院周作人居室的邻室。二月二十七日《觉悟》副刊登了一首送别诗，竟善意地誉他为“思想界的刺客”，可见爱罗先珂此时已为中国的知识界所赏识；可以说，从来没有一个外国作家，更没有一个访华的外国文人受到如此的欢迎。几乎新文化运动的所有媒介，从《新青年》到《晨报副刊》和《觉悟》(副刊)，从《妇女评论》，《小说月报》到《东方杂志》，都反复地经常刊登他的作品，介绍文章和消息。爱罗先珂一到北京，便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请，担任了北大的讲师，讲授世界语和俄罗斯文学(虽则《北大日刊》登过消息说聘他教世界语和音乐，但照课程安排看，讲的是文学)——蔡元培是新文化运动的前躯，又是热心的世界语之友，他甚至筹划在北京办世界语学院。
爱罗先珂演讲和教课，大约用了多种语言，周作人和耿勉之等人都做过他的翻译。极为有趣的是，作为新文化运动显赫人物的胡适，竟也受蔡元培委托做过他的翻译。《胡适的日记》一九二二年第一册有这么三条纪事：
(三月三日)。“下午，到女子高师去听盲诗人爱罗先珂讲演《智识阶级的使命》。他说俄国智识阶级的历史，指出他们的长处在于爱小百姓，在于投身到内地做平民教育，并不提倡革命与暗杀。他痛骂上海的新人，说他们没有俄国智识阶级的好处，而全有他们的坏处；说他们自己有一个主张，却要牺牲他人去实行。他的演说中有很肤浅处，也有很动听处。”
(三月四日)“三时，去访盲诗人爱罗先珂，请他把明天的演说先说一遍。他说世界语现在有几个诗人，Zamenhof之外，如Grabovski，Devyatnīn，Kabe，Edmond Privat，皆能用世界语创作新诗。”
(三月五日)。“上午十时，替爱罗先珂翻译讲演，题为《世界语是什么和有什么》，我是一个不赞成世界语的人，在台上口口声声的说‘我们世界语学者……’，岂不是唱戏吗？此事我本不愿意干，但因为蔡先生再三嘱托，一时又寻不着替人，只好老着面皮唱一台戏。但是我自信这一回总算很忠实于演说的人。”(重点是引用者加的)
七十年后看到这三条纪事，深受感动之余，不禁哑然失笑。让胡博士屈从他所反对的主题做翻译，太不简单了——由此可见蔡元培的感召力以及爱罗先珂的影响力。
爱罗先珂的活动给本来就热闹的北京知识界引出了一连串“问题”，但他本人却仍然感到在沙漠似的“寂寞”，这样，我们就有了鲁迅的名篇《鸭的喜剧》，鲁迅写道：
“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君带了他那六弦琴到北京之后不久，便向我诉苦说，‘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
然而这位盲诗人在这“连蛙鸣也没有”的城市里，却得到了几个蝌蚪，然后买了几只小鸡，最后买到一只小鸭，不料小鸭一下子把蝌蚪吃个精光。鲁迅接着写道：
“待到小鸭褪了黄毛，爱罗先珂君却忽而渴念着他的‘俄罗斯母亲’了，便匆匆的向赤塔去。”
“现在又从夏末交了初冬，而爱罗先珂君还是绝无消息，不知道究竟到哪里去了。”
盲诗人是七月间离开中国的，鲁迅写这名篇是在十月，实际上一个月后爱罗先珂又回到了北京，他虽然日夜思念着“俄罗斯母亲”，可这一回却只去了一趟赫尔辛基(芬兰)，参加第十四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十一月四日回到北京——盲诗人来去全程；都受到日本特务的监视，现在还可查到特务的详细电报。上海《觉悟》副刊十一月十日发表了胡愈之八日写给编者邵力子的一封信，报道了这个消息，还发表了爱罗先珂到京后写的短简，说他在俄国接触了工人和农民，共产党员和耐普曼，士兵和和平主义者，牧师和无神论者；谈他在共产主义俄国的旅行，虽有种种困难，却不像外间所传那么恐怖。这样，爱罗先珂又在北京住了大半年，也同先前一样活跃着：教书，演讲，看戏，参加各种集会。据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先生的材料，听讲者先是很多，有好几百人，后来听世界语课的则不过寥寥可数。藤井认为是盲诗人对一切看不惯的都批评，惹得左派右派都恼火——此说也许对，也许不全对，例如批评北大学生演剧事件，确实引起过满城风雨(如今在鲁迅笔下所记就可见一斑)，但上世界语课的人先多后少，那是从来如此的，不足为怪。他参加平民夜校的游艺会，并且引吭高歌歌颂俄罗斯农民领袖拉辛的民谣(“红太阳呵，我们渴望你！”)；他参加孔德学校的集会，热情高唱《国际歌》。他参加爱国学生的提灯游行，而游行遭到北洋军阀的镇压后，他悲愤地记下了“我们底灯上的革命和灯上的自由底火，开始一盏一盏地灭了”，他记下了“黑夜的鬼怪们”扑打学生，一面却喊着“强权即公理”。他在一次学生集会上甚至慷慨激昂地宣称：
“不必是政治家，不必是革命煽动家，不必是政治经济学家或历史学家，不必是共产主义者或安那其主义者，不必是伟大的先知，只须稍为有点人心，有点良知，就可以明白：资本家对工人的掠夺和对穷人阶级的无情剥削，都是要用血的起义和革命来惩处的。”他甚至宣称共产主义或安那其主义的“理论”“比之现在的充满罪恶的资本主义或军国主义体系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尽管如此，然而鲁迅说他“不像宣传家，煽动家；他只是梦幻，纯白，而有大心，也为了非他族类的不幸者而叹息”。
为了别的民族的不幸而叹息——这就是爱罗先珂。他写了《红的花》来纪念这一次(一九二三年三月二日元宵节)为打倒军阀，打倒列强(即帝国主义)示威游行而遭到镇压的现实。盲诗人发表时写上“致北京大学的学生”，鲁迅当年四月二十一日“夜译E君稿一篇讫”，四月二十八日“下午寄胡愈之译文一篇”，这就是《红的花》；这篇童话《小说月报》六月号登了预告，七月号刊出，后来收入《童话集》里。
《红的花》是幻想，也是现实。一个王国的学生被殴打，“那国度里的人民，从起来的时候起，到躺下的时候止，总是迷路”，而国王的两个儿子“横暴”和“乱暴”唱着“喂，打打，推，/喂，摏呀，杀杀！”的国歌在全国度绕。青年们去问外来的叫做“希望”的学者：“要怎么办，〔这国度〕才会幸福呢？”学者简单的答道：“使全国开了红的花，就会幸福罢。”(用鲁迅译文)
这是爱罗先珂在北京(也是在中国)最后一篇创作——他急于要回到他日夜思念的“俄罗斯母亲”那里去，他是想去找“红的花”罢。
盲诗人在一九二三年寒假时到上海、杭州转了一下，于四月十六日午后离京赴欧(可惊的是，这个准确日期根据日本特务的电报，存档“高警第1351号”文件)，参加在纽仑堡举行的第十五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他在大会上朗诵了诗篇《茨冈女人的预言》(有胡愈之的中译)得了奖，然后在西欧几国漫游，又参加了翌年的维也纳大会，秋天才回到莫斯科。他在东方大学任教，指导日本留学生就读。十月革命十周年(一九二七)时，他给应邀去莫斯科参加庆祝的秋田雨雀当“向导”。然后他在全俄盲人协会工作至一九二九年夏，他到西伯利亚极北地区楚克查族人聚居点去了几个月，据他妹妹回忆说，是去看他的兄弟(研究冻土鹿群的专家)的，他自己说是去考察那里的盲人教育的，也许兼而有之。他在冻土带“过了十分令人窒息的几个月”。他不只感到寂寞或孤独了；甚至可以说，从前那种对春天的希望仿佛消失了。这个“对人间无所不爱，而又不得所爱”(鲁迅语)的知识分子，这个“苦人类之所苦，憎人类之所憎”(巴金语)的知识分子，却找不到“红的花”，找不到“幸福的船”，更没有到达“幸福之岛”。他那“童心的，美的，然而有真实性的梦”，撞击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粉碎了。
遗憾的是一九三一年胡愈之访问莫斯科时没有机会与这位盲诗人见面。胡愈之由巴黎回国时靠着世界语关系在莫斯科住了一个星期，写下了那有名的曾经强烈地吸引过我这一辈青年人的《莫斯科印象记》，中间有一节(《盲诗人的消息》)提到他。书中说当他知道了这位盲诗人的确实消息时，感到意外的喜悦，因为日本消息说这位不幸的诗人已经死了。此时他才知道盲诗人“不但没有死，而且比以前更愉快康健。他的兴趣非常好，和以前一样的‘干着使我们明眼人惭愧的事’，据说他在乌克兰的一个盲童学校教书，”“要是我来莫斯科早了五个月，还能和他见面”，胡愈之说。书中还记载：“在前年去年的暑假，他都到堪察加的北冰洋面上，坐着破冰船去探险，这几乎是不能相信的。”——这很可能是误传，因为他的兄弟却正是在破冰船“切留斯金号”到北极考察被冰块所围困，爱罗先珂正是去看他的兄弟的。
盲诗人同外间世界的最后一次接触，是在一九三二年。——是年七月，爱罗先珂去了一趟巴黎，参加第二十四届国际世界语大会，见到几个日本友人。据日本峰芳隆先生说，短短的十年夺走了这个盲人的青春，他“失去了往日的欢乐，才四十二岁，却已显得颜容憔悴，老态龙锺了”。其后二十年间，盲诗人经历了“大清洗”，经历了反法西斯战争，盲诗人的任何信息都没有传出来，——只有盲人世界语学者还偶尔有点消息。直到此刻，我们也只看到他用世界语写成的四篇东西：《楚克查悲歌》，《楚克查牧歌》，《楚克查盲人》和《三步棋局》——前三篇都是一九三三年发表在瑞典出版的盲文(世界语)刊物上，最后一篇却发表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前面提到的峰芳隆先生一九八○年将这四篇东西汇编成《爱罗先珂选集》第二卷，题名为《冻土带在呻吟》(La tundro
emas)。盲诗人也许不止写过这几篇作品，但是他曾那么热爱过的这个世界，却只能看到这些了。《悲歌》也好，《牧歌》也好，都已失去了往日的童心，对春天的憧憬也消失了。梦，好像已经破灭了。日本友人的巴黎印象是确切的。他变了。他真的变了。在他，美梦已变成了恶梦。也许变成梦呓。他的《悲歌》就是梦呓般的“诗”——
“大海似睡非睡地在呼吸，冻土带母亲像做梦似地在叹息。人的贪欲呀，难道您也有个要瞌睡的时候吗？蚊子嗡嗡地叫，飞到我的臂膀上，吸我的血。——蚊子没有血是活不成的——人没有血也活不成。——乌鸦呀，乌鸦呀，你是很坏很坏的黑鸟呀。”
“我捏摩着一颗颗小石头；你们呀曾经是巨大的岩石，可你们不久就会变成海滩上的沙子，然后将变成尘土。——我们都会变成尘土的，我，我的狗，我的小艇。——乌鸦呀，乌鸦呀，你是很坏很坏的黑鸟呀。”
这几行散文诗的作者，已非当年那个确信春天一定要来的盲诗人，已非当年被称为“思想界的刺客”那样的盲诗人了。《牧歌》也是阴暗的“梦”，写他的小舟被大海吞没，经过求情又被放回来的“奇迹”。这篇小品中的“我”，向大海恳求：
“您，大海呀，是伟大的，而我，一个人——只是渺小的人；您，大海呀，是强大的，而我，一个人，却是弱者；您，大海呀，是富有的，而我，一个人，却一无所有。干吗您还夺去我的小舟呢？”“干吗伟大的却要行恶？干吗恃强——凌弱？干吗富有的还那样贪婪？干吗你要夺去我的小舟呀。”
然后大海“放”还了那小舟，“奇迹中的奇迹！”他说“敬礼！”他说，“而这一切都不是梦，一切都是现实。你笑，你不相信？我以乌鸦的喙向你发誓……”(引用者由原文译出)。
谜一样的句子。梦一样的情景。这一切都看不出是写《虹之国》，写《古怪的猫》，写《桃色的云》(鲁迅译)写《幸福的船》(夏丏尊译)，写《枯叶杂记》，写《为跌下而造的塔》(胡愈之译)时的爱罗先珂了。但是当人们捧读盲诗人在半个世纪前写下的说是以楚克查人生活为题材的成人童话《三步棋局》时，仍不能不心惊肉跳。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幕冻土带的人间悲剧——作者自注，稿成于一九三三年，遗失了，一九三八年他到土库曼生活时重新写的。也许所谓“遗失”是托词，也许这正是一九三六至三八年那一场“大清洗”的悲剧过后才写成的——然而那情节，那感觉，那气氛，正是那个悲剧时代的活的写照，这不愧为“童心的，美的，然而有真实性的梦”的记录，可能是绝无仅有的谜一样的“纪实”文学。不能不说这是“奇迹中的奇迹”。盲诗人怎样能逃过那场“大清洗”呢？他又如何痛苦地熬过这一段令后人震惊而为当时人所不敢道的日子呢？也许因为他没有写作？也许因为他没有参加三十年代那里轰轰烈烈的世界语活动(所有世界语活动家几乎无一幸免地遭逢劫难)？也许因为他在不被人注目的圈子里默默无闻地为盲人服务？但毕竟他熬过了，而且留下了《三步棋局》那样真实的童话——这童话的结尾写道：
“那厨娘给我送来晚饭。她嚷道：瞧！乱了套了！翻了车了！那受过欧化教育的大坏蛋给格拍乌(‘内务部’)送去的不是纯正的报告，而是冻土带朋友们的名单。其中有村长的名子，有你的和我的名字。格拍乌那里一片翻腾；人们重新计划一次大逮捕。可是我想该永远结束这场闹剧了。”“村子里在庆祝，在狂欢。我边入睡边知道医生给我过量的药，但我感谢他，因为他这样做就走完了最后一步棋，而棋局就如此简单解决了。半睡半醒，我听见那厨娘又一次悄悄地溜进我屋里。村长和格拍乌首长悄悄地跟着她背后。我那善心的厨娘小声地说：‘我常常怀疑，可现在我确信了。’她确信了什么，我已经听不见了，因为我睡着了…我已经消失了…我死了。”
爱罗先珂于一九五二年辞世。在这以后我多次去苏联都找不到有关这位盲诗人更多的信息。人们简直忘记了他，但他的日本友人和中国友人却没有忘记。在日本，高杉一郎印出了他的日文版全集(三卷本)，峰芳隆印出了他的世界语版选集(四卷本)，藤井省三作了一部评传(《ェロシェンェの都市物语》，1989)。在中国，也许因为有鲁迅，巴金，胡愈之的著译在，人们也常常怀念这个爱人类甚于爱自己的、做着“童心的，美的，然而有真实性的梦”的盲诗人……而在这位盲诗人辞世那一年，他曾经生活过，爱过，跟他的同时代人找寻过“幸福的船”的古老国度，开出了“红的花”，也许可以望见“希望之国”了罢。
一九九一年十一/十二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