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我看《高家村》

　　《南方周末》质疑《高家村》的几篇文章引起了我的兴趣，在反复读了《读书》中的文章之后，联系我的研究工作，不由自主地想为高默波先生说几句话，因为高先生说的我也亲身经历过。在写博士毕业论文期间我到农村调查，说“文革”时期好的人不少。我曾经问一位对毛泽东时代盛赞不绝的六十多岁的农民，“生产队有什么好？饭都吃不饱”。他说：“那时吃得虽然差些，但农民的精神还好。现在吃得倒好，但人心散了、小偷多了，都各人顾各人了。”甚至有的农民说：“毛主席也知道发展生产，他那时不就搞起了农田科学试验？”面对持有如此观点的众多农民，我们不能仅仅以愚昧解释之，而如果以为高先生是强奸民意，那就更牵强了。
　　首先，这种反应是对现状的不满。现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并不意味着农民主观感受到了福利水平的提高，因为决定福利大小的主要是物质财富的相对量，而不是绝对量。现在贫富悬殊扩大了，并有其不合理性，普通农民作为社会的底层，相对更贫困了。特别是目前的市场经济制度，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而平均主义制度具有降低农民生存风险的价值，农民向往它，也是农民的理性表现。现实使得农民对政府多了疑虑少了信赖，多了欲望少了安全，企盼“青天大老爷”无望，只有望着过去的身影喟叹。
　　其次，社会组织力量的消解。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社会是以家族为主体组织起来的，在“文革”时期，生产队取代了家族，成为社会组织和动员的最重要的力量。许多活动都是以生产队的名义进行，生产队的存在使得农民普遍有归属感、安全感。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农民不用对生产队负责、也不再对家族负责，现在的村委会之类的组织除了催交公粮外为农民自身做的事情并不多，农村组织的涣散成为许多人头痛的问题。于是社会秩序失衡了，信教的多了，封建迷信抬头了，而对经历过“文革”、“破四旧”教育的人来说，这是历史的倒退，所以怀念“文革”也就不足为奇了。
　　再次，当时农村教育的入学率比目前要高。而且经过多年的平均主义式的教育，在恢复高考时，农民子弟与城市子女的成绩不分伯仲，但现在大学生中农民子弟与城镇户口的子女比例差异越来越大，这是不用言证的事实。尽管现在我们可以说那时的教育质量如何低下，但那些连质量低下的教育都没有的农民，怎么能理解得了呢？在他们眼里，人人有饭吃、孩子有学上、村里的事有人管，社会不过如此。套用费正清的话说：“不管毛的声名毁誉如何，他的丰碑是建立在农村的。”所以无论怎么批判“文革”，“文革”对农民的影响是抹杀不了的。
　　最后，评论文章不应该追究作者的动机、立场，高先生只是想从另一视角展现“文革”对社会的影响，是对事物另一面的反思。或许我们真的看惯了“一言堂”、“一面倒”，对许多问题简单地定性定论了事。这种追问立场的做法往往会导致上纲上线。但这种做法无助于对事物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了解，信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