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直面相互缠绕的历史

　　年初逗留东京，在不同场合与日本和韩国的学者讨论，得到的是彼此相近的困惑和危机感：今天，无论是现实还是学理，都把我们逼到了两手空空的地步：现成的理论和以此为据的批判方式并不能有效解决复杂的现实课题，而直观的道德正义性也不足以面对紧张的国际政治关系。在保守和右翼意识形态日益升级的日本社会，我深切地感觉到了学院精英批判意识的无力，以及政治正确性带来的自我陶醉和自我欺骗的负面效应。今年出现的一系列超越日本“国内问题”框架的具体事件，又把这种危机感进一步推向了跨文化的层面：事实上，我们没有权利对于日本社会和日本学院的一系列问题隔岸观火，因为它们同样是我们自身的问题。
　　回到北京，又遇到了看得见却摸不到的“中日关系紧张”。看得见，是因为大小传媒都在报道以“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有可能通过文部科学省审查为首的一系列事件，包括日航对于中国乘客的不正当待遇，三菱汽车公司的产品性能问题等等，似乎一时间嫌日情绪又充斥着中国社会；而摸不到，是因为我不能在自己也身处其中的文化氛围中为这种情绪找到明确定位。就社会舆论而言，嫌日情绪既来源于战争记忆又不仅仅限于战争记忆，它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且经常填充着对美国说“不”的空隙；对于知识界来说，日本意象总是跳动于几个固定的模式之间：算盘加论语；武士道文化加兽行；现代化加逃避历史责任。当这些模式不能被整合的时候，嫌日情绪似乎就充当了有效的黏合剂，使人得以暂时逃避思考的怠惰所带来的尴尬。然而这一逃避也终究得面对一个基本状况：当对于现实的回应无法被仅仅归结为立场性问题的时候，人们难以依靠单纯的“大批判”姿态解决问题，因为我们始终面对那个上了年纪的问题：日本人为什么不认罪？
　　无论怎样试图在思维方式上瓦解“日本”的单一整体性，这个问题到今天仍然以顽强的变体存在着，这自有它的道理。假如把日本社会思潮极其粗略地分成追究战争责任和逃避战争责任两大种类(这区分很难说明问题，在此我仅仅为说明“日本意象”的整合性而不得不做此区分)，那么强调日本“排外整合性”的，显然与“不认罪”的思潮互为表里。如今“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正在力图通过文科省审查的教材，就是这种“整合性努力”的最佳样本。在编写者和文科省就修改各种表述细节展开“拉锯战”的时候，正像这个编撰会的会长西尾干二所宣称的那样：“但是，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史观不同的想法本身却保留着”(《朝日新闻》二○○一年三月五日)。这个“想法本身”，就是在情感上重新整合日本，它借助的动力是面向东亚邻国的排他性情绪。近年来所谓新自由主义史观由曾经是日本左翼的知识人挑大梁，试图清算植根于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念的、反省战争责任的所谓“自虐史观”，理由是这种“自虐”让日本人失掉了自信。“纠正自虐史观——修改侵略历史真相——增加日本人自信心”这样一个逻辑背后，隐藏的是日本必须作为一个排他性整体存在的思维定势。战后日本进步知识人一直试图建立的开放性文化主体，就这样被简单地置换为狭隘的“日本式心情”。而如果考虑到国际舆论的力学关系，那么不容忽视的是，尽管东亚邻国对于日本的谴责作为国际政治和外交的压力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同时在日本国内又有可能被转化为加强内部整合性并使其对立于外部世界的反作用力。令人深思的是，当日本国内的政治势力之间试图借助于教科书事件的国际效应改变内部的权利关系时，最具煽动性的口实也是屈服于外力与否和所谓审查程序的民主性和言论自由问题。由于日本的中小学教科书采取多种版本的竞争原则，文科省在程序上不直接参与教科书的内容编写，而仅仅具有“审核”权利，因此在制度层面留下了教科书以“言论自由”之名随意改写历史的空间；这不由得让我们联想起东史郎一案审理的法律程序——一个在事实上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案件，依靠法律的“程序”得以成为民事诉讼案：表面上中立的制度是如何微妙地配合社会思潮中的强势力量，所谓“民主制度”是如何毫无矛盾地保障着保守乃至极右势力的利益！
　　沸沸扬扬的教科书事件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们有可能在动态的国际政治关系中重新审视那些在国别框架内似乎很固定的观念：文化主体性；民主制度和民主理念；历史相对主义；左翼与右翼的对立；言论自由与自由主义立场等等。对于知识界来说，要关注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教科书是否可以通过审查，更在于它引发了对于上述观念特别是“民主”观念的随意性解释。当日本国内不同立场的知识人各执一词地同时使用上述观念的时候，它们的歧义性造成的不同政治效果反过来促使学院的知识人不得不反省：在学理上进行的有关阐释，为什么无法为现实中的种种论争提供有效的武器？为了有效地处理小岛洁去年《读书》论文中涉及到的“相互缠绕的历史”，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国内权利政治与国际张力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核心究竟在于形骸化了的“民主”被反向利用，还是民主本身遇到了危机？这样的歧义究竟该把我们引向新观念的生产，还是对既有概念架构的重新讨论？恰恰在同一时间内，由小林善纪的漫画《台湾论》引起的“台湾效应”，更有效地强化了这种思考的复杂性：如果说我们曾经把大陆与日本的关系和台湾与日本的关系分而视之的话，这次来自日本同一阵营的不同出版物使我们不得不把大陆和台湾的问题结合在一起思考；大陆与台湾之间共有的现代史和张力关系，借助于两岸对于小林漫画的反应有可能激发出新的理解维度。而当我们进而了解到小林的台独立场与并不赞同这一立场的其他日本自由主义史观知识分子之间还引发了“内讧”式对立的话，那么情况的复杂性就更让人难以把“左、右”当成惟一可靠的区分标准了。
　　在这样的情势当中，回应沟口先生的论文，使我感到了超过自己能力限度的责任。在如此复杂的日本和国际语境里，作为一个试图在跨文化的话语空间承担历史责任的日本知识分子，沟口推到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无法被简化为意识形态结论的复杂课题——当对于战争责任的追究难以仅仅就事论事地加以处理的时候，当历史修正主义者们使用如此拙劣的方式把历史相对主义的原则庸俗化为随意篡改历史的时候，批判知识分子的责任究竟是什么？
　　日前由大江健三郎等日本社会知名人士组成的一个文化人群体在记者招待会后向日本政府正式要求不批准“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历史教科书。这举动让我联想起安保斗争中的一九六○年五月十八日，由松冈洋子、竹内好等十一位知识精英组成的小组会见岸信介，要求日本政府做出拒绝日美缔结新安保条约的决定，并要求岸信介辞职的历史镜头。当这两个镜头在我眼前重叠的时候，我突然记起了竹内好事后写作的《大事件与小事件》。在这篇发表于同年八月号《世界》的随笔中，竹内好简洁地传达了他当时的心情：
　　作为十一个代表中的一人，我去国会面见首相。我很想推掉这个差使，可是心理上又有一股力量不允许自己这样做。其他人好像也是一样的感觉。等待的时候，感觉很憋闷。
　　我很想知道大江健三郎等我所尊敬的师长与友人是否也有如此感觉，因为我正是在竹内好的这种“憋闷”的瞬间感觉里读出了日本思想史的一个潜在脉络。
　　在竹内好等人面见岸信介的第二天，一九六○年五月十九日深夜，日本国会强行通过了日美安保改定条约。当时，正在国会周边按照宪法规定行使“请愿权”的学生和工人达两万人，翌日，冒雨示威抗议者达十万人。
　　在日美安保改定条约强行通过的第二天，一九六○年五月二十日，竹内好辞去东京都立大学教授职务。从此，他摆脱了“国家公务员”的身份和“尊重、拥护宪法”的誓约。之后，东京都立大学的游行队伍曾经打出这样的标语：“竹内好不要辞职！岸信介辞职！”竹内好的辞职与他面见岸信介劝后者辞职同样仅仅是一种姿态，但是假如没有前者，后者所包含的那个“憋闷”的瞬间感觉不可能承载思想史的内涵。假如把竹内好的辞职泛泛地理解为“反体制”就错了，他的这一姿态中所包含的内容是他对日本国带有强烈“进口”色彩的宪法本身表示根本质疑。
　　竹内好在同年六月十二日发表的讲演《我们的宪法感觉》中阐释了这一质疑：“以五月十九日为界，我们遭遇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件：经过形式上的民主主义程序，独裁者诞生了。”
　　与日本至今尚存的使用抽象化的西方民主想像对抗本土保守立场的学院左翼思潮相对，竹内好始终保持着对于这种方式的质疑。他敏锐地意识到，当日本如同脱掉一件衣服般摆脱了天皇制旧宪法一变而为民主国家的时候，这个新体制随时会以政治正确的名义保护旧体制中最黑暗的部分并使它合法化。而对于西方近代价值基准的简单挪用和由此而生的绝对化倾向，造成了民众在实质上缺少民主训练的“民主”感觉，这正是独裁的土壤。他尖锐地预言道：就算是岸信介被迫辞职，岸信介第二、第三立刻会取而代之！
　　我猜想，这就是竹内好那个“憋闷”瞬间的思想史内涵。当他别无选择地参与这一就事论事的“民主行动”时，他明白这并非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竹内好战后的思想课题，就凝缩在这一瞬间的复杂感觉中。他意识到，如果不把旧宪法下生存者被扭曲了的“自由”愿望转变为新宪法的“内在感觉”，日本人不会获得独立的人格，即使数十万人行使了宪法规定的“民主请愿”的权利，他们仍然会在和平时期与战时同样沦为奴隶。使用同样的文法，我们也必须追问：即使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教材不能通过审查，为了不再出现第二、第三本同样的教材，我们该做的是什么？
　　当年竹内好一直坚持追究一个困难的课题：如何使日本人的战争体验“一般化”？如何通过这种对于战争体验的自觉建立日本人新的宪法感觉？在这个课题面前，战争体验不仅仅是过去的事件，它亦是战后出生的人同样可以经验而且必须承担的。竹内好所考虑的“一般化”，正是让后来者有效继承战争历史，并通过例如安保斗争那样的体验进入历史。日本的战争历史与日本的现代化过程本身是密不可分的，这使得对于战争历史的检讨不能不与对于现代化的检讨相结合；如果进而把战争视为最极端的现代性事件的话，那么对于战争责任的追究就无法脱离对于整个近现代史的认识。如果说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以沟口批评的变相“日本近代优越论”视角简化了近代在东亚的历史含量的话，他们把追究战争责任简单地等同于批判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路的确是一个不能不吸取的教训；而对于日本马克思主义者这种简单化思路的反省并不能使我们赋予“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所谓纠正自虐史观的做法以正当性，因为后者奉行的逻辑根本无视日本近代的内在逻辑：日俄战争的历史记忆使日本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曾经一度产生过代表亚洲抗击西方的幻觉，这一幻觉如何与侵略东亚和东南亚的战争在同一结构中加以讨论，一直是日本思想史上的一个难题。竹内好在五十年代末期讨论《近代的超克》的时候，曾经试图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在六十年代讨论“大东亚战争的理念”时，也显示了这样的思路；这也是他探讨战争体验一般化的动力。在六十年代反美的特定语境中，这种“一般化”的课题局限于普通日本人在国内的创伤经验；而到了七十年代初期，伴随着又一次安保斗争，竹内好的这一课题发展为如何使日本人在战时的受害体验转化为他们对于东亚受害国人民创伤经验的感知。但无论是哪个时期，竹内好始终紧扣着一个基本视角，那就是对于战争历史的整理不能排除创伤经验，但是创伤经验本身不经过在不同时代中的“一般化”环节，无法构成历史的真实。
　　这也正是沟口雄三今天仍在追究的课题。他多年从事的对于“前近代中国思想”的研究，正是把有关现代性和战争历史的反思从日本左翼和右翼共有的西方式近代价值观怪圈中解脱出来的尝试。值得深思的是，当沟口试图把这个课题推向日中知识界的共同空间时，他又一次遇到了当年竹内好曾经遇到过的难题，那就是由充满“日中友好”诚意的专家们不断再生产的、在本国语境中将对方流动的现实“知识化”的模式，以及这一模式不断引发的现实效应。正是由于这一模式妨碍了知识人在跨越国别的主体层面进入活的历史，现实中的紧张被消解从而简化为单纯的理论推演与国别叙事，民主制度反倒在最保守的意义上成为冷战格局的支撑物。这一切都使得“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得以在情绪层面以极为单纯和狭隘的方式把从古到今的日本史整合为日本人的顽强奋斗史，把复杂的日本现代史简化为日本对抗西方和在这一对抗中受挫的历史。沟口以不同的方式重申了竹内好“战争体验一般化”的课题，他在追问：谢什么罪？怎样谢罪？而作为国际政治关系中的一方，中国人要求谁来谢罪，如何谢罪？“要求谢罪”这件事情，对于中国公民意味着什么？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又意味着什么？当“要求谢罪”的呼声被轻易地简化为一种嫌日情结的时候，当教科书问题仅仅被孤立地视为一次性事件的时候，我们是否错过了一个思想形成的真正契机？不得不承认，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足够的准备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它不仅仅意味着追究战争责任，而且还意味着超越嫌日情绪直面自己复杂的现代史——那是与邻国和其他地区相互缠绕的历史。
　　在此意义上，台湾知识分子的声音显得特别重要。作为共有着中国现代史的知识人，台湾知识分子的在地经验碰击着一个根本问题——中国的现代史格局问题。当沟口把战争体验“一般化”的课题以自己的方式推到我们面前时，他要求我们参与对于这一“相互缠绕的历史”的介入；而作为一个有效的参照系，台湾现代史与我们的关系更为直接，对于台湾的关注不仅可以丰富我们的现代史感觉，而且有助于揭示我们自身历史意识的盲点。正如沟口论文涉及的那样，当反思涉及到感情记忆制作的“装置”本身时，我们无法简单地满足于仅仅以受害者的身份对待那一段历史，因为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也是我们现代化进程的组成部分，它牵涉到我们如何认识自己的现代化进程、如何建构自己现代史的学术伦理责任。
　　今年一月，竹内好辞职的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教授宫村治雄出版了他的新著《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精读》。这是宫村面向社会人的“市民讲座”的结集，它引起的反响是饶有兴味的。这部被归入《岩波现代文库》丛书的学术著作在出版后三个月之内已经再版，总印数达到一万三千五百册；与此相应，再版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的呼声也已出现。在漫画横行的日本社会，这是罕见的现象。三月的《周刊朝日》和每日新闻社四月的《经济学家》分别刊登了《精读》的书评和作者访谈，社会人的反响走在了学院反应的前面。去年三联书店翻译出版了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使得这位使用西方现代理论资源批判日本天皇制、为建立日本民主社会而不懈努力的思想家开始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而当年在安保斗争中曾经与竹内好并肩战斗过的丸山真男，尽管一贯使用极为学院化的方式工作，却始终把面对社会人的“市民讲座”视为自己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使丸山的工作有效保持了与复杂现实的关联性。他至今仍然未被日本社会遗忘的原因也正在于此。《周刊朝日》(三月二十三日)保前信英的书评这样回顾他当年作为某公司白领阅读丸山真男《超国家主义的伦理与心理》时的感受：“丸山指出：他的论文分析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军队，但是这一理论也同样适用于现代企业的职员。这样的普遍性中隐藏着丸山受欢迎的秘密吧。”
　　“这样的普遍性”与竹内好的“战争体验一般化”的课题之间有什么关联？一九六○年竹内好那个“憋闷”的瞬间是否可以引发我们对于今日似是而非的“民主”话语使用方式的反思？我在《精读》一书引发的“丸山真男热”中感受的不仅仅是日本社会潜在的反省和批判能量，更是上一代知识分子示范的社会责任。在我们这个无法关门说事儿的时代里，思想正在经受着现实的重新检验，学院知识人的工作伦理，将再次成为我们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