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关于《重瞳》的一些话

　　在我十八年的小说写作生涯中，只有这部《重瞳》(《花城》二○○○年一期)是个例外，一下写到了两千多年前。这部小说早在五年前我就想写了，我记得当时从海口路过广州，一个晚上我和田瑛一起散步，他问起我的创作近况，我告诉他：我想写项羽，用第一人称写。他立刻就说：好，你快把它写出来。能写成个长篇吗？我说我不过是有这个想法，还没敢深想呢。田瑛便又说了句：这个东西也只有你写合适。他的这句话让我有些震动，我想起不久前鲁枢元兄在评论《风》的文章里说过：潘军的身上有一股塞上军旅的霸气。两位朋友的话使我这个刚萌生的写作念头变得强烈，似乎马上就想把《史记》找出来重读，开笔就来。
　　不久，我离开海口去了中原郑州。这里正是当年楚汉相争的古战场，听一位朋友说，位于荥阳境内的那条著名的鸿沟还在，那儿还立着一尊乌骓马仰天长嘶的塑像。我们本来约好要去看看的，结果却因我生意上的一堆杂事一搁再搁，终于没有成行。那个时期正是我这一生最背时的日子，我陷入到进退两难的境地，差一点就彻底栽了。不过，尽管日子不顺，我的内心还不至于过分焦虑。我仍然在想着写项羽，因为我很喜欢这位古代的将军，而且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总是叫我产生写作的欲望。我便找来了《史记》和《汉书》，两两比较，我还是喜欢司马迁。但我还是很踌躇，觉得故事新编的做法意思不大，怎么写和写什么同时提到了面前，而我一筹莫展。
　　又过了几日，我分别写了三个开头，拿给朋友看了，自己却不满意。我想这件事还真是急不得的，得悠着点。谁料这一悠就是五年。
　　去年的夏末，我写完了长篇三部曲《独白与手势》的第二部《蓝》后，总觉得这一口气还噎着，如鲠在喉的不舒服，就再次把《史记》翻了出来，认真读了几遍，忽然意识到自己找到了办法。
　　我选择第一人称叙事，实际上也就是让死人说话，让项羽的亡灵说话。而既然是亡灵，他的视野就应该是无限的，如同传说中的“重瞳”。确定这一点十分重要，它意味着这部小说具备了一种特殊的叙事形式。同时这种叙事上的策略意外地使我对把握这个题材豁然开朗。这样我就可以完全抛开史籍对这一题材的规定性，现在，我可以按照我的想像与思考来写作了。
　　我要讲的自然是我自己的故事。我叫项羽。这个名字怎么看都像个诗人，其实自己早就觉得是个诗人了，但没有人相信。
开篇我就这样写道，我心目中的项羽应该是这样的——
　　我不是奇人。我不是你们印象里的那个“力能扛鼎”的大力士，我的身高也没有八尺，非但不是，我自觉修长而挺拔的身材还散发着几分文气。
　　这个定位无疑具有对历史的叛逆性，这正是我所需要的。但是对于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企图做一次彻底的颠覆实际上已不可能。我无法改变历史中的事件、人物，如同我不能忽视时间和地点，但是我可以对它进行重新的解读，我的责任是寻找另外的可能性。这应该是我写这篇东西最为重要的支点。
　　事实上，司马迁的《项羽本记》具有重新解读的性质。最典型的莫过于“鸿门宴”，围绕着项羽预谋杀刘邦写得绘声绘色，但仔细一推敲，就觉得每个环节都很可疑，整个在鸿门宴中登场的人在太史公笔下都是那么生动，惟有项羽成了多余人，苍白无力，这不能不让我困惑。我甚至怀疑太史公限于当时的某种障碍而故意为之，连起码的逻辑都显得如此的混乱了，以至于最后让刘邦不明不白地回到了霸上。再看“乌江自刎”的安排，正如我在《重瞳》中写到的，怎么恰巧在霸王走投无路之际，会出现那么一叶轻舟呢？如此这些，都成了我的可乘之机。我觉得，我已经有把握来写这篇小说了。在小说写过三千字后，我决定增加一个副题：霸王自叙。我要求项羽作为当事人出来说话，要求这个死去两千多年的亡灵出来把司马迁未能说清楚的、说得不妥的地方说明白。甚至咬文嚼字，譬如对项羽祖父项燕的死，司马迁写道：“为秦将王翦所戮”，便遭到“我”的驳斥——
　　关于这一点，太史公说的不对，甚至非常错误。我祖父项燕并非死于秦将王翦枪下，他是饮剑自尽的。虽说都是一个死，但之于
　　军人，自裁无疑是光荣的。
接下来我又强调——
　　这个细节我之所以喋喋不休，是因为太重要了。它不仅仅是关乎我项家的荣誉名声，更重要的是它预示着宿命。很多年后，某种意义上讲我的归宿实际上也是对我祖父的一次公开模仿。
　　作为小说家，我更关心的是这种借题发挥。
　　重新解读与借题发挥是这部小说的两条路，但又是殊途同归。一方面，我需要对史籍中所提供的东西认真咀嚼，从中寻求新的可能性。从现在的作品看，《项羽本纪》里提到的基本上没有遗漏，但已完全的不同了。最典型的是写项羽的几次杀人——他杀会稽太守是受了叔叔项梁的利用，杀宋义是为了救赵，维护了一个军人的尊严；杀王离是骄横，杀李由则是成全。在写到坑章邯带来投诚的二十万秦卒时，我犯难了。显然，我是喜欢这个项羽的。我的愿望是塑造出一个血管里流着贵族血液的且具有诗人气质的军人，一个对世界富有天真浪漫情怀的男人，一个为连天征战所厌倦的性情中人。“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李易安的这番感叹多少年前就是我的心声了。可坑秦卒又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我想了几天，意识最后锁定的是权力与人性的关系。我不能回避这个。与此同时，我写了章邯的忏悔，以一种暧昧而无法证实的手段了结此事。另一方面，我的思绪完全撇开了历史的局限，把一切在我看来都可以引进的东西全部写进了小说，这是一种幻想，一种超现实，更是一种心理的真实。以至于在小说发表后，一位朋友给我来信说：“这个项羽不是死了两千多年的古人，而是我们中间的一个，昨天才刚刚告别人间。”
　　这同样是我想要的。所以某种意义上，我反对把《重瞳》看做“历史小说”。
　　我曾经在报纸上看到一篇关于《重瞳》的评论，不长，却很对我的胃口。那篇文章的题目叫《云霄之上的浪漫主义》。这是不错的，我的确想把这部小说写得洒脱一些浪漫一些，我希望在刀光剑影之中看到一些温情的东西，我喜欢那种举重若轻的感觉。于是我安排了项羽的吹箫与寻剑，安排了项羽在乌江之畔与虞的那种初次相见，遥远的楚声与千里之外那一块绿色的对应，也安排了最后那样的结尾——第二年春天，这块地方开出了一片不知名的红花。有一天，一个老人领着他的小孙女到这儿散步。那孩子就问：爷爷，这些漂亮的花儿有名字吗？
　　老人思忖了片刻，说：有。它叫虞美人。
　　关于《重瞳》，我想我已经在小说里说够了。就我个人的写作经验而言，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篇东西在写作中能像这样的让我感到舒畅。
　　二○○○年二月十七日，合肥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