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莫信诗人竟平淡

　　我本来是不相信“诗谶”之说的，然而有些事情却总在迫使我相信它。在我师从程千帆先生读研究生时，先生要求我们在课余学习写作诗词。一开始我的习作总是被改得面目全非，渐渐地也偶尔能得到几句鼓励的评语。大约在一九八○年，我呈给先生一首《南京车站送母东归》：“又作异乡别，石城寒雨霏。贫家多聚散，微愿每乖违。梦绕故园路，泪沾新补衣。此身犹寸草，何以报春晖？”先生的评语是：“此诗佳，似大历。至情至文，此等是也。”我当时很清楚先生这么说无非是为了不让我泄气，并没有太在意。但是后来“微愿每乖违”一句却使我铭心难忘，它简直成了一句诗谶：我命途多舛，父亲早在“文革”时期就不堪凌辱而弃世。我是多么希望能让劳苦一生的母亲过一个安定、温饱的晚年啊！可是当时的我虽已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插队生涯，但仍是住在集体宿舍里的学生，又怎么能与母亲团聚呢？后来总算毕业留校任教了，但是居室狭小、收入低微、孩子幼小等困难又接踵而至，母亲虽也时常到南京来，但过得并不安稳。等到我住得稍为宽敞一点、经济也不再捉襟见肘时，母亲却突然因病去世了！于是我那小小的心愿就成了永久的遗恨，我真懊恼当年怎么会写出了那句不祥的“诗谶”！我更没想到这句诗谶会再一次带给我厄运，我的又一个小小的心愿成为永久的遗恨。经过近两年的努力，由我编辑的具有全集性质的《程千帆文集》即将出版了。河北教育出版社的责编潘海鸥先生向我担保，文集一定可在今年八月底推出。我已与师兄弟们商量好，到九月二十一日为程先生庆祝“米寿”时，就用新出的全集作为最好的礼物。一切似乎都没有问题，程先生今春以来身体一直还好，在五月十三日到十五日的《中华大典·文学典》样稿论证会上，他不但亲自参加，而且还在闭幕时发了言，发言思维清晰，情辞并茂，与会者都为先生的健康而高兴。没想到五月十七日他突发脑梗塞，经过十八天的抢救后，终于在六月三日离开了我们！他再也不能为我们解答疑难了！他也看不到凝聚着一生心血的全集了！
　　无论是作为学者还是作为教师，程先生的一生都堪称是充实而又光辉的，学界对此已有公论，不用我再来赞一语。然而作为亲承音旨二十年的弟子，我仍想说几句自己的想法，那就是程先生的平生事业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内在因素：他是一位有强烈个性的优秀诗人。
　　程先生出生于一个诗人之家。他的曾祖父程霖寿，字雨苍，著有《湖天晓角词》。伯祖父名颂藩，字伯翰，著有《伯翰先生遗集》。叔祖父程颂万，字子大，号十发，著有《十发居士全集》。父亲名程康，字穆庵，著有《顾庐诗钞》。十发老人在光绪年间与易顺鼎、曾广钧齐名，称“湖南三诗人”。穆庵先生青年时，即蒙陈衍赏识而有诗入选《近代诗钞》。两人还都列名于汪辟疆所撰的《光宣诗坛点将录》。程先生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里耳濡目染，很早就学会了写诗。待他进入金陵大学中文系后，一方面师从黄季刚、胡小石、胡翔冬、汪辟疆等深于诗学的大师学习文史之学，继续加深对于传统诗学的修养。另一方面又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对新诗写作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一九三四年，程先生与汪铭竹、孙望、常任侠等人组织了“土星笔会”，并创办了新诗期刊《诗帆》。《诗帆》虽然一共只出版了十六期，但程先生已在上面发表了四十五首新诗，可见他高昂的诗兴。也正是在金陵大学，他结识了著名的女词人沈祖棻，并结为人生伴侣。在这对珠联璧合的夫妇之间，最能达成心灵默契的无疑是对诗歌的钟爱了。在以后的四十年中，他们的生活中悲愁多于欢乐，然而诗神本来就是与愁苦同在的，流离失散、横遭摧残的生涯反而使他们的诗作更臻高境。对于沈祖棻，世人所认可的主要身份是诗人，尽管她也是一位优秀的学者。对于程先生，世人所认可的主要身份是学者，却往往忽视了他也是一位真正的诗人。
　　程先生平生作诗相当勤奋，即使在那些风雨如磐的黑暗岁月里，也始终不废吟事。可是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他的千余首诗作(以五七言诗为主)大多被毁了，如今只残存二百来首，其中有些还是在“文革”后勉强回忆起来的，这些诗由他手订编成了薄薄的一册《闲堂诗存》。另外还有词作十余首，附编于诗集之后。相比之下，倒是他早年的新诗保存得比较完整。“流落人间者，泰山一毫芒”，这似乎是古今诗歌的共同命运！
　　对于程先生的诗歌风格，钱仲联先生认为在近代诗人中“于蒹葭楼主人为近”，也即近于黄节先生的诗风。黄节的诗本来是以学陈后山为主的，陈三立即说他“卷中七律疑尤胜，效古而莫寻辙迹。必欲比类，于后山为近，然有过之无不及也”(《蒹葭楼诗》卷首题记)。所以程先生的诗风也是以陈后山为远祖的，这当然是一种以平淡质朴为基本特征的风格倾向。程先生的诗中不乏清丽芊绵之作，或是廉悍奥峭之篇，例如《挂冠后寄江南故人。庾哀流离暮齿，杜嗟生意可知，虽才谢前修，而情符曩哲矣》之一、之四：
　　沉身几见海扬尘，失路终悲鸟堕云。虎闼昔惭陶相国，龙山今并孟参军。颠蛮蹶触犹争长，博谷书臧共策勋。十有八年真露电，剩将白首仰苍旻。
　　江南风景梦魂间，世法拘人竟不还。锦障步春三月雨，玉骢嘶雪六朝山。少年好事浑如昨，衰鬓逢辰忍闭关。若共盼英征故事，也应憔悴泣红颜。
显然，前一首不但因迭用典故而使语言较为生奥，而且句法之顿挫与情感之抑塞历落也颇生峭硬之感。后一首的颈联虽似后山，但全诗藻采芊绵，情辞宛转，竟有近于昆体之处。(顺便说一句，后一首是程先生本人的得意之作。一九九六年初我应《中华诗词》周笃文先生之请为程先生选诗，初稿选了二十四首，程先生都认可了，惟独提出增补这一首。)由此可见，程先生的诗风是相当丰富多彩的，并不专学后山一体。但是，在总体风格上，程先生的诗确是比较平淡的，这与他论诗时的主张可以互相印证。
　　那么，诗风平淡的诗人，其个性是否也一定平淡呢？其诗作的情感内蕴是否也一定平淡呢？古今诗风平淡者，首推陶渊明。然而龚自珍早已说过：“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更早的朱熹也已指出：“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朱熹还准确地指出：“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为之。”的确，陶渊明隐居在庐山脚下，并不是本性恬淡所以醉心于“悠然见南山”，也不是为了逃避黑暗现实欲全身远害，而是对浊世的抗争，是对黑暗势力的批判。陶诗在平淡质朴的字句中不时流露出“金刚怒目”的本相，正是其抗争精神所闪现的光辉。
　　程先生也一样。他在日常生活中显得恂恂如也，相当的平易近人，可是其内心却是刚强不可犯的。早在解放前，他就曾因抗议某大学校方的污行而被解职。一九五七年，当他听到帮助党整风的号召后，就推心置腹地把自己的意见都说出来了。谁想到这竟是意在“引蛇出洞”的所谓“阳谋”呢？于是，程先生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被视为人民之敌的“右派”，而且是武汉地区的“大右派”。他像千千万万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一样，从此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和尊严。一位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良师从此不能再登上讲坛了，一位才华横溢且正当盛年的学者从此不能再平静地安坐在书斋里了。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中，才学杰出的人物何止百千！然而经过将近二十年的磨难以后，仍能重新恢复学术研究、且取得非凡成果的人则相当少见。人们对此是有充分的理解和同情的：人格受到侮辱，精神受到摧残，生活和工作的基本条件全被剥夺，连活下去都成为需要非凡勇气的挣扎，又怎能设想坚持理想、并继续进行学术方面的思考？在那风雨如磐的漫漫长夜中，有多少人不堪重压而对人生失去信心，有多少人虽能隐忍苟活而不再坚持对真理的追求？我们绝对没有理由去责备那些不幸的人们，他们在非人世所堪的情境中能度过二十年艰难岁月已足以赢得我们的尊敬。然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不乏坚毅之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使他们能够直面人生，宠辱不惊。程先生就是这样的坚毅之士，在那种艰难、屈辱的环境里，他没有像许多右派人士那样低头认罪、甚至真的怀疑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罪恶。他勇敢地喊出了：“我就是不服！”不服就是怀疑、就是抗争。他决心要与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抗争下去，决心要活下去看看其结局到底如何。更重要的是，他对祖国的传统文化有刻骨铭心的热爱，他坚信自己的学识和能力都是祖国所需要的，总有一天他还可以为祖国服务。程先生所在的劳改农场有一个图书室，里面没有多少书，但倒有一套中华标点本的晋隋八史。程先生如获至宝，他白天劳动、挨斗，晚上就细细地阅读这套书。他虽然没有能像苏东坡那样在流放生活中实现创作的辉煌，但毕竟没有完全虚度光阴，毕竟没有中断对学术的思考。这充分证明了由中华传统文化所铸就的坚毅人格不是黑暗势力能够摧毁的！
　　程先生的诗歌就是其多灾多难的人生的记录，是他对风雨飘摇的时代的反应。这些诗虽然很少直接叙述社会生活或国家大事，但它们往往通过对自身遭遇的悲欢离合的诉说而表达了儒者“能好人能恶人”的淑世精神，所以在平淡的语言外表下面蕴藏着抑塞历落、豪荡感激之情。试从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各举一例：
　　抗战云终，念翔冬、磊霞两先生旅榇归葬无期，泫然有作
　　八岁荒嬉愧九泉，南郊宿草换新阡。爆竹满天角声死，留命东还真偶然。
　　八里湖作
　　柙虎雕龙未足希，鲰生晚遇颇盋奇。黄尘扑地秋风起，倚杖荒原学盌鸡。
　　重到金陵，赋呈诸老
　　少年歌哭相携地，此日重来似隔生。零落万端遗数老，殷勤一握有余惊。金滕昔叹伤谣诼，玉步今知屡窜更。欲起故人同举酒，夜台终恐意难明。
　　第一首作于抗战胜利时，在庆祝胜利的满天爆竹声中，诗人想起老师胡俊(翔冬)和介于师友之间的佘贤勋(磊霞)尚旅榇巴蜀，遂感叹自己能活着东归真是偶然之事，言下之意是多少人已经在战乱中死去，诗句似乎是淡淡说来，但其中蕴含着多么深沉的感慨，所以我读此诗时总联想到杜甫《羌村三首》中“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两句。第二首作于开始劳改生涯之时，一位大学教授顷刻之间被赶下讲坛，来到荒凉的农村喂鸡牧牛，这是多么巨大的生活落差！这又是多么不公正的待遇！诗中仅仅是直叙其事而未作感慨语，然而牢骚、抗诉之意充溢于字里行间，可谓满纸不如人意。第三首写“文革”后重到南京的感受，旧地重游，物是人非，恍若隔世。尾联中“故人”乃指杨白华，杨在“文革”中不堪凌辱而自沉于玄武湖，事后却有人说这是他“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云云，这真是沉冤莫白了。此诗对这种无耻谰言并未直言驳斥，但末句以沉痛的心情诉说了杨之冤屈，长歌之哀，过于痛哭，批判力度极为强烈。
　　程先生论诗也体现出同样的倾向。在古代诗人中，他最推重杜甫。他讲授的诗歌课程中，杜诗是重中之重，直到晚年还指导弟子合作写了一部杜诗论文集。一九八六年他到河南巩县凭吊杜甫墓，作诗云：“愤怒出诗人，忠义见诗胆。以诗为春秋，褒贬无不敢。诗圣作诗史，江河万古流。兹丘封马鬣，永与天同休。”在现代诗人中，他最推重聂绀弩，曾题聂绀弩诗集说：“绀弩霜下杰，几为刀下鬼。头皮或断送，作诗终不悔。”在诗歌艺术方面，程先生向来是主张博采众家的，唐音宋调，在他心目中正如春兰秋菊，各有千秋，并无轩轾。所以他之崇杜、重聂，主要是从诗歌的内在精神本质着眼的，尤其是从诗歌所包含的批判力度着眼的。否则的话，沉郁顿挫的杜诗与寓庄于谐的聂诗岂能在同一个尺度下得到如此高度的肯定！
　　程先生的诗歌所包含的这种精神力量也充溢于他的学术研究。中国自古就有“发愤著书”的传统，司马迁曾在《报任安书》中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太史公当年在遭受极其严重的打击后，就是以这种精神支撑自己写完了史家之绝唱——《史记》。然而，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竟连这种传统所赖以存在的土壤也不复存在了。在反右、“文革”时期，那些失去人身自由、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的知识分子，时时刻刻处于“不许乱说乱动”的艰难处境中，哪里还能著书立说！可是暴力能够禁止人们的言论，却无法牢笼人们的思想，程先生当时虽然不能操笔作文，但他常常在心里进行思考，这实际上就是“打腹稿”式的“发愤著书”。于是，一旦阴霾散去，大地春回，程先生的思考结果就源源不断地喷涌而出了。一九七八年，年逾六旬的程先生被聘请到南京大学来任教。在紧张投入教学工作的同时，他也抓紧时机重新开始学术研究。此时的程先生，数十年积累的图书资料已损失大半，记录着平生思想火花的笔记、讲稿也所余无几。虽然他努力地购置图书，但这件事哪里是可以一蹴而就的！每当有人到他家里，看到架上的图书大多是新的出版物时，程先生总是自我解嘲说：“我简直不像一个搞古典文学的教授。”的确，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学者，一位在大学教了几十年古典文学的教授，书架上竟然没有几本线装书！早在“文革”时期，程先生多年省吃俭用而购置的大量图书都被没收，或焚烧撕毁。他的一些底稿和讲义也被别有用心的人抢走，至今不知下落。可是，正像当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没有能断绝六经的流传一样，以文化为目标的这场“大革命”也没能彻底毁灭传统文化。就像当年的伏生凭记忆传授典籍一样，程先生也凭记忆把自己多年积累在心中的学术思考重新整理、加工，并以此为起点开始新的研究。这种研究是非常艰苦的，需要付出非凡的努力才能有所收获。而程先生正是以非凡的毅力，日以继夜地从事著述，实现了现代意义的发愤著书。更为重要的是，“发愤著书”是以整个生命铸成一部人生的巨著，这样的著作中所蕴含的生命激情是常态下的论著所难以拥有的，它们所达到的思想深度也是常态下的论著所难以企及的。王国维曾在《人间词话》中引尼采之言：“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我觉得对于重要的学术著作，也可作如是观。即将问世的十六卷本《程千帆文集》，正是他“发愤著书”的结晶。我在读这些书稿时，除了得到学术上的启迪外，也常常从中受到生命激情的感染。
　　程先生走了，他那充满着睿智思想的大脑终于停止了思考，他的诗歌写作和学术著述都永远划上了句号。但是透过他的诗歌和学术论著，我们仍能感受到其中跳动着一颗不屈的心灵。这些著作由此而获得了永久的生命力，它们不仅是程先生一生心血的结晶，也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长河中的一朵浪花。
　　二○○○年六月十九日
　　(《程千帆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