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哲学与实践

　　海德格尔一度向纳粹输诚，直到今天仍是西方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其实，在纳粹统治期间，甚至在纳粹上台前，德国哲学界“佳人作贼”者大有人在，只不过海德格尔树大招风，人们对他更为严格而已。尽管在纳粹统治期间的确有不少德国哲学家由于他们的哲学观点，他们的政治或他们的种族而被驱逐、被处决或被迫沉默，但不仅海德格尔，许多德国哲学家都发现很容易把自己和自己的哲学思维与新的纳粹现实联系在一起。
　　例如包姆勒(Alfred Baeumler)，他以研究康德的第三批判开始其学术生涯，后来又成为尼采的研究者。但他长期以来就代表纳粹事业积极活动。一九三三年他担任了柏林大学新设的一个哲学和政治教育学教授。一九三四年被罗森贝格任命为“总体精神与意识形态教育与训练管理局”科学部的头，八年后被指控在这一机构中策划一所纳粹大学。包赫(Bruno Bauch)，耶拿的哲学教授，一九三三年和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一起对希特勒及其政权表示敬意。包赫最初是一个新康德主义者，是李凯尔特和文德尔班的学生，曾一度任《康德研究》杂志编辑。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包赫就成了民主国家直言无忌的批评者。此人后来建立了德国哲学学会(DPG)，说是要与外国思想侵入德国哲学作斗争。这个学会从一开始就是德国哲学中民族保守成分的避难所，吸引了像李凯尔特，威廉·冯特和弗雷格这样的头面人物。在学会领导人中，哈特曼也许是最知名的。像包赫一样，他最初是一个新康德主义者，也是一个客观价值论者。哈特曼很早就把自己和许多右翼事业联系在一起，虽然他在政治上一般没有包赫那么显眼。一九三三年，包赫，哈特曼和德国哲学学会宣布他们完全支持纳粹革命。
　　认同纳粹事业的德国哲学家远不止这些。有人甚至醉心于种族思想。史华兹(Hermann Schwarz)便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位宗教哲学家，对艾克哈特和神秘主义特别有兴趣。早在一九二二年，他就当上了格赖夫斯瓦尔特大学校长。他也是一份主要的德国哲学杂志的编辑。在纳粹上台前十年，他就公开支持他们。威廉·冯特的儿子马克斯·冯特，也是如此。他是耶拿的哲学教授，一位学识渊博的德国哲学史家。他坚信种族主义理论，最终竟从伟大的德国思想家的种族特性中去演绎他们的思想。他也是魏玛民主的敌人。除了哲学家外，与哲学相近学科中有哲学倾向的学者中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也颇有人要么想帮助，要么去迎合纳粹制度，如政治学家施密特(Karl Schmitt)，社会学家傅莱耶(Hans Freyer)和人类学家盖伦(Arnold Gehlen)。
　　这张名单上的人数和他们代表的哲学流派之多，着实令人吃惊。纳粹能容忍这么多不同的思想派别当然是因为纳粹是用政治而不是哲学来给自己定位的。除了种族主义外，它并无自己的哲学。因此，它可以容忍不同的哲学观念继续竞争，只要它们遵守某些明确的意识形态限制。当然，所有的思想学科最终都应在意识形态上统一是纳粹的既定方针。这样，政治话语就必然强化这些学科中的正常争论，学科内部的不同意见现在被定位为政治斗争。争论的各方都希望用政治因素来提高自己的学科权威和权力。这种情况当时在物理学、数学、化学、地理学、生物学、医学和药学等学科都发生了，遑论哲学。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和斗争变成看谁能产生纳粹哲学，看谁已正确认识了这一运动内在的真理和伟大。哲学家的目光短浅和愚蠢适足衬出纳粹意识形态掌门人的精明。与其用行政手段强迫一律，不如让他们自己去斗个你死我活。在社会生活各方面日益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大气候下，他们早晚会向权力输诚以换取官方认可或支持的独尊地位，从而最终心甘情愿地认同纳粹政权及其意识形态。
　　事实也正是如此，但并不像初看时那么简单。不管怎么说，从专业角度来看，这些人都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学者，都多少还保有学者的自尊和自持，没什么人下作到去搞什么元首哲学思想研究或《我的奋斗》学习体会之类的东西。并且，德国文化中学术独立的传统对他们多少仍有影响。因此，哲学家向权力靠拢或认同在这里表现为非常复杂的动机和情况。即如包姆勒这样哲学成就平平，要不是他不幸卷入政治没什么人会记起他的名字的人，多少还坚持哲学的独立地位。虽然他在意识形态上感到与纳粹很协调，但他并不宣称能从他的哲学体系中导出国家社会主义来。在柏林大学的就职演说中他说道：“我的任务是描绘政治的，即真实的人的形象，而不是从这个学术位子上去从事政治。”这篇演说正好是在大学前烧书的那天发表的，因此，在演讲结尾时，他对将要领去烧书的学生说：“你们现在要去烧那些异己精神用德语语词来和我们斗争的书了”，但他告诫学生，这个行动只是象征性的，这并不是在实际焚烧政治敌人。那个敌人仍需与之进行一场语词的斗争。即使在这些赤裸裸的意识形态语言中，仍可看出包姆勒对哲学与政治的有意区分：政治行为只是象征性的，语词(也就是思想)的行为才是根本性的。在纳粹这种集权政治下，强调哲学与政治的分际就意味着大学的独立性必须予以尊重。果然，他直截了当地说：“德国大学不能成为一个外在于它的意志的执行工具，它有自己与全体的关系。政治和精神在象征中得到统一，但却是不同的部分。在解释象征上我们是自由的。”尽管与老的自由制度不同，新制度希望在象征上都一致，但仍得有为“对此时此地发生的事的最真实、最深刻解释的斗争，”语词不能由行政命令来规定。
　　但上述这种区分不仅被用来维护哲学的自主性，也被包姆勒用来批评某些别的哲学立场不合时宜。他主要针对的是老的唯心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传统。他认为它们本质上是一种死板抽象的思想体系，专心于语词和概念，是一种纯理论的、反政治的立场。这种塑造了德国大学的哲学是过时了。哲学不能归结为政治的象征领域，但对政治作哲学解释必须以接受既定的政治现实为基础。因此，包姆勒认为他自己的政治现实主义是适时的。在他的就职演说中，他毫不含糊地说：“我将用政治人的真实形象来代替新人文主义人的图象。我将重新确定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我将描述我们实际生活的秩序”。在他看来，现在有了一个历史的、倾向具体的、现实主义的概念。按照这个新概念，人得理解为始终属于一个特殊的种族和民族。新人的典范不再是受过人文主义教育的个人，而是“政治战士”。哲学的任务就是解释这个新概念。这样，对政治的哲学解释最终成了拙劣的对政治的哲学注释。哲学的独立性在不知不觉中最终被“自由地”自己取消了。
　　在包姆勒发表他的就职演讲十七天后，海德格尔也发表了他那篇至今聚讼纷纭的就职演讲。即使是那些熟悉海德格尔哲学风格的人，依然会对这篇演讲的修辞结构和思路感到困惑和迷惘。因为很显然，这决不是一篇简单的应景文字或即兴演讲，而是发自作者情感深处的肺腑之言。透过那使人捉摸不定的思路和海德格尔特有术语表达出来的是一种深沉的悲怆和希望，使人感到这决非一般的哲学演讲，也不是严格的政治演讲。这篇演讲的复杂在于它把各个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海德格尔，德国现代史上的海德格尔，德国文化传统中的海德格尔，弗莱堡大学校长和教授的海德格尔以及德国人的海德格尔以一种迄今为止最海德格尔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惯于从某一方面了解和理解海氏的人，困惑是自然的。
　　尽管如此，在这篇题为《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的演说中，海德格尔念兹在兹的首先还是“学”，而不是“政”。在他看来，问题是是否还可能有知识。他要人们回到早期希腊哲学家那里去找答案。他们不是把知识理解为理论，而是理解为把此在(Dasein)作为一个整体来磨砺和接受的力量。这种知识可以定义为“在存在的东西的永远遮蔽的整体中疑问地把握一个人的根据。”“疑问本身是知识的最高形式”。现在到了把学术自由的自由主义概念搁置起来的时候了；必须重新思考把大学划分为各个学科的做法；学生从现在起必须服兵役和劳役。但这并非表明海德格尔有意臣服新政权；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都非常策略地未被指名提及。当然，海德格尔在这里也不是继续他以前的哲学话语。这里发出的既不是一个职业哲学家的声音，也不是一个政治行政官员的声音，而是一个精神领袖的声音。演讲一开始，海德格尔就开门见山地声称：“就任校长就是承诺在精神上领导这个高等学术机构。”正是以这样一种领导的名义，海德格尔开始描述德国大学面前的根本任务，这就是需要改造德国大学和整个德国现实。但关键是“科学与德国的天命必须一起以这个本质意志掌权，”海德格尔提醒他的听众，“一切关于事物的认识都隶属难以抗拒的天命，在它面前无能为力”，除非它发展它最高的蔑视。在这“德国的天命极度困苦”的关头，必须通过使自己朝向科学的终极关怀而使德国人民的精神使命成为自己的使命。但既然“一切科学都是哲学”，那就意味着科学应直面“诸如历史，语言，人民，习俗，国家；诗，思想，信仰，疯狂，死亡；法律，经济和技术这些人的历史此在塑造世界的力量”方能有所成就。只有专心致力于这些主题，德国大学和德国人民才能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
　　很显然，这决不是一个要接受或迎合纳粹意识形态的人的邪辞遁辞。海德格尔实际上是想要为自己的哲学目的利用那个时机。也差不多是在那个时候，他告诉雅斯贝斯他的最终目标是“领导元首”(denFührer zu führen)，即领导希特勒本人。在海德格尔看来，在这一时刻需要的只是科学与天命，哲学与政治走到一起。海塞一九四五年在非纳粹化审判时写道：“在现代世界的困难形势下，在一九一四年以后德国的困难形势下，纳粹在一九三三年作为一个有着许多许诺但还不明确的运动掌了权。一九三三年春天，在与马丁·海德格尔博士教授长时间的友好交谈中，我们得出结论，这个运动对于德国来说将是某种方式的天命，一切都在于为它创造一个理智和道德核心。”然而，残酷的纳粹政治却无情地证明了这些哲学家自以为是的道德盲目和政治幼稚。他们不得不为这种幼稚付出惨痛的代价。现代利维坦岂容哲学家向它布道，要么迎合和充当喉舌；要么屈服和沉默。第三条道路需要巨大的道德责任心和勇气。不幸，出于种种要把哲学和政治联在一起的企图，人们往往以历史、必然性或天命的名义置道德于不顾。
　　如果包姆勒和海德格尔是要用哲学去解释或引导政治，那么包赫及其德国哲学学会则是要主动用哲学去迎合政治。这个学会一九三三年十月在马格德堡举行的第十二届年会，主题是“目的、意义和价值”。但其真正的目的是要“探讨真正的德国意识形态”。包赫一贯反对欧洲大陆从基尔凯郭尔以来的生存哲学，认为德国哲学是伟大的唯心主义传统的继承者，而他的客观价值论和有机整体理论是这个传统自然的延续。他相信这个理论也应该是新德国的哲学。德国哲学学会其他的领导成员也都认同他的这一信念。在这次年会的欢迎致词中，学会主席、心理学家克鲁格(Felix Krueger)说，学会早就感到需要使德国的价值观念对当代生活产生良好的结果。他并且说：“哲学洞见和时代需要之间需有密切的协调。哲学家和政治家的共同点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多。正如德国哲学家认可强有力地重整国家秩序，国家反过来也能要求哲学站到它一边，成为一种塑造民族的力量和权力。”欢迎致词后就是唱德国国歌和纳粹党歌。接着，大会主席宣读希特勒的贺电，“祝真正德国哲学的力量为建立和加强德国的意识形态作出贡献”。大会也给希特勒发了回电，感谢他良好的祝愿和对他们的信任。
　　在回顾德国现代哲学史上这令人难堪的一页时，以及在评估海德格尔的政治问题时，人们往往着眼或强调哲学家的道德责任，这自然是不错的。康德认为理论哲学是中性的，而实践哲学才是与道德相关的。因此，海德格尔专家佩格勒教授就曾暗示，海德格尔政治上“落水”是由于他哲学中缺少伦理学(实践哲学)。但比实践哲学更为根本的，恐怕还是哲学家本人的实践及实践理性。哲学家毕竟无法置身于生活世界之外。因此，哲学家无法回避政治。但问题是哲学家如何在哲学与政治的张力中保持其实践理性？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曾提醒人们：哲学整个来说是一个危险的事业。不仅对它的批判对象，而且对它的实践者——哲学家，哲学都是危险的。这后一种危险在于：哲学要求哲学家不仅在理论中，而且也在他的实践中证明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