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纪之交，读温铁军先生《“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读书》一九九九年第十二期)，豁然开朗，感慨良多。
一是使笔者较为系统地看清了中国的“三农问题”，即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
二是对目前“三农问题”的现状的精辟论述，使笔者百思而有解了。“这个时代(‘毛泽东时代’)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数以万亿计的、以全民所有为名、部门垄断的国家资产，供后人以各种名义再分配和重新占有；而且留下了一个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体制。显然，人们都急于去参与分配、占有，而把解决二元体制矛盾的困难留给后人。”而今的现状何尝不是如此。
笔者在实际工作部门，有些朴素的想法，不妨在此一叙。我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关键是人口问题，要想通过市场正常的方式在较短的时间内将地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实现“规模经营”，目前这么多农民，几乎不可能。
其次，关于拉动需求问题，很多人瞄准农村和农民。但事实情况如何呢？农民需求的东西多得很，全中国加在一起绝对是天文数字，可农民如何消费得起呢？农民负担的沉重在一些地方已到了极限，看起来农民一年有千多元的收入，而我们统计者从没把农民的劳动力支出计入成本，这样，千把元其实就只够
口，何谈小康，可供流通的收入就那少得可怜的日用品支出，而且负担还在日益加重。一方面那些参与分配、占有国家资产的人，房子车子都有了，不需消费，拿去投资又因“参与分配、占有”的“名义”不同而承担“政治风险”，只好让钱睡大觉；另一方面又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法如税收(这样你必须承认他以各种名义占有是合法的)来调节分配，显然只有死水一潭。
其三，关于农村稳定问题，“稳定压倒一切”，口号提得多响，但真正从根本上去解决稳定问题的人不多，一些人还在继续地迫不及待地更大规模地利用各种名义“参与分配、占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是在“用纸包火”，当维持型干部，把矛盾和问题留给“后人的后人”。比如，关于村级集体经济问题，壮大集体经济来提高村级组织的战斗力，维护农村的稳定和促进经济的发展，理论上是占得住脚的，可是，实际情况怎样？农村大多数村都是空壳村，要发展集体经济，就涉及到谁投资、风险谁承担、谁管理的问题。私人有钱投资，干吗要让集体受益；银行贷款，风险找谁；利用扶贫救济，岂不是成了唐僧肉，就连县一级的干部对目前发放的“扶贫贷款”都存在这种观念，何况农民？而像大邱庄、华西村那样的集体经济，不知对广大的中国农村有什么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