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一个非正式的场合，对卞悟为《现代化的陷阱》叫好的文章《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读书》，一九九八年第六期)提出批评，言词尖刻。我说，你刚才演讲批评某某人怎么样，但是在经济学界看来，你就是一个某某人。
没头没脑地就讲这样一句话，实在太不学术了。其背景，是一些非常偶然的和很不要紧的因素，使得我当时只来得及说一句话。我的想法，是不能把别人的工作因为着眼点不一样就说成是伪学问。
这样贸然地做尖锐的批评，其实是很危险的。首先是没有资格说“在经济学界看来”如何，何况“经济学界”远非舆论一律，不可能都持同样的看法。更重要的是，在那时以前和自那时以来，一方面我一直作为旁观者关心“真学问伪学问”论争的外观(所谓“看热闹”)，另一方面却并没能静下心来好好读读相关的文章(所谓“看门道”)。事实上，在本文之前，我没有为这场论争写过一个字。
感谢“中国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吴敬琏教授从事经济研究五十周年研讨会”要我当秦晖(卞悟)教授在研讨会上的演讲《转轨经济学中的公正问题》的主讨论人。吴敬琏教授是我敬仰的经济学家，参加这次研讨会，对我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诱惑。为此，我不得不比较认真地读一些文章，一些粗浅的看法得以形成。
转轨的公平与效率
吴敬琏教授在文集《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一九九二，第17页)中写道：“经济学要解决的两大问题：一是有效率地生产，一是较公正地分配。”其中，有效率地生产又是基础，是发展初期别无选择必须给予优先考虑的问题。对于社会化大生产来说，生产效率的高低，关键取决于经济体系能否有效地配置资源。
这里，吴教授说的是生产和分配。同样道理，经济体制改革也面临效率和公平的问题，以及相关的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问题。远离中国主流经济学的舞台，我的印象是：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讨论当中，我国经济学界向来比较关心经济如何有效率地运行的问题，以及具体一些的市场经济应该如何运行的问题，至于如何比较公平地达到效率运行的境界，则相对关心得比较少，而后者如秦晖教授强调的，理应是“转轨经济学”的重要内容。这种关注程度的不对称性的学理背景，部分也许的确是因为经济学家们熟悉的书本所讲的就是这样的东西，但是还有社会背景，那就是设计并且实施公正的转轨，比让产权不管怎样明晰以后设计和实施经济如何运行要困难得多。两相比较，社会背景的引导力和约束力可能更大，因为我们做事情，不仅要看需要，尤其要看可能。所谓审时度势。
在我们的社会里，不少人持有这样的心态：不公平是早已存在的，“认了”也不失为一种可取的处置，要紧的是往后怎样，要紧的是早日尘埃落定，做可以做的事情。例如在最近的这段时间，住房制度改革是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经历的很大的动作，其中显露出来的不公平的情况，足可以叫人气馁好几次。不要说权力常常利己地左右分配，即使同是国有企业，那些原来地皮比较大、位置比较好的企业，这次职工福利房分配比较好的比率就大很多。如要从根源上说起，这也是很不公平的，但是你要追究并且推翻这样的不公平，恐怕只能是当堂吉诃德式的勇士。所以，不少人宁愿早日比较公平地把原来已经很不公平的现状明晰化，不再为不可能的事情消耗心力。我看很难说这就不是一种积极的、可取的生活态度。这里，“比较公平”和“已经很不公平”放在一个句子里，念起来似乎有点拗口，但仍然不失为一种包含理性价值的设想，关键在于“早日”。
在持这样态度的朋友看来，对历史过程进行正义追溯，其价值主要在于警示未来。前面说了，不公平是早已存在的。这一点相信大家都同意。现在的问题是，对于已经拿到(例如体现为权力的)支票但是尚未完全兑现的那部分“原始积累”，对于已经拿到支票但是尚未完全兑现的那部分不公平，是否已经是历史，的确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人家已经拿到的支票，哪怕是无形的支票，要让它变得不可兑现，这样来达致公平的转轨，这样来追溯正义，有一个可行性如何的问题。人们不免要问，对转轨的公平性的比较高的要求，会不会延误甚至阻碍了转轨的本身？我看在许多情况，的确有这样的可能，而我们实在再也耽误不起。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耽误越久，不公平就越会扩大。这时候，完全可能出现下述南辕北辙的图景：为了公平，结果可能更加不公平。
写到这里，我更加体会帕累托改善这个概念的价值。转轨也要讲究效率和公平，也有一个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的问题。我们但愿公平和效率能够相辅相成，但愿越是公平的转轨能够实施得越快，不过，看来这是非常理想化的设想，与实际相去太远。首先，解决不公平问题，是转轨的目标内涵之一，所以从根本的意义上说，转轨要革不公平的命，设想革命与被革命这样的两者相辅相成，真是悬乎得很。另外，公平与否，属于“规范经济学”的论题，从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莫衷一是。现在的问题是，对于手中掌握权力而又不想转轨(因为从此将不得不面对公平)的人来说，让人们先去探讨和争论出最公平的方案，再行实施，难道不是对付转轨的最优策略吗？失去了转轨的效率(速度，时间表)，到哪里去找公平？在必须权衡取舍的时候，我们也许别无选择，只好把效率放在优先的位置。
科学研究和社会变革，都要讲究难易取舍和审时度势，至少都可以讲究难易取舍。不能把舍难取易的讨论和研究，说成是伪学问。
泛哲学化倾向
我仍然不赞成卞悟原来关于真问题和伪问题的说法，但是他在论争中发表的文字，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观察到争论中的一些思维脉络，而且本身包含许多很有价值的深刻的揭示。例如，他尖锐地抨击“我们这里一些‘主旋律’作品却堂而皇之地教训下岗工人‘今后得学会自己养活自己’，仿佛过去工人是被谁‘养活’的”这种颠倒的说理。就问题的本身，是否可以说他追求的是更理想的情况，即使难以实现，也有道义支持的意义和警示未来的价值。但是他把他认为是“主语缺失”的陈述，概括为主张“权贵私有化”，看起来有点儿言之过重。我们总不能把“惹不起，躲得起”的立场，归结成替让人“惹不起”的主体为虎作伥的态度。同样，没有道理把对于公正的关注程度不若自己的探讨研究，都说成是伪学问。
在阅读卞悟教授和几位经济学家进一步争论的文字的时候，我有这样的印象：两方面都有点意气用事。即使“主张权贵私有化”的概括不妥当，最好也不要还以“情绪化”、“政治敏感”这样的说法。至于将一方论述的说成是“学理层面”的问题，而将另一方的论述说成是“扯到政治层面来讨论”，同样也很不妥当。只要是认真的学术讨论，总是有意义的，讨论经济问题和经济学问题，自然也不必非得有经济学家的身份才行。学术讨论中以身份排斥的潜意识，在经济学界确实存在。论争中出现的经不起逻辑检验的归谬和若干欠风度的言辞，说明经济学界自身的提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伴随这场论争，我倒是觉得经济学讨论中违逆市场经济观念的“道德哲学”新潮值得注意。道德当然是高尚的范畴，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学者实际上把社会不公、把“原始积累”之不公，自觉或不自觉地一古脑儿都归咎于市场经济。有学者并且提出：“如果不加限制，市场经济是个很坏的东西。”试问，在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和设想过的所有社会经济体系之中，有哪一种可以被称为“如果同样不加限制，它却是比市场经济好一些的东西”？按照这些学者的也许并不自觉的逻辑，真可以写一本《市场经济的陷阱》，尽管如果不是市场取向的改革，它的作者未必能够坐下来写这么一本书。
在我看来，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当前似乎都有一种泛哲学化的倾向，“终极关怀”、“人文精神”、“话语权力”等等“后现代”词汇，是最时髦的陈述。你如果像我这样没有经过“后现代”陈述的浸泡，真是很难看得懂那些文章。这样子强调要“给经济学引入人文关怀”，究竟是科学精神的要求，还是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是个仍然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我看来，经济学终于从道德哲学中分离出来、可以为人类文明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这本来是非常可贵的学术演进。如果“白马非马”那样的哲学思辨广泛进入经济学讨论，对于民生和国运未必能有多大意义。
在这类经济学讨论中，充斥着哈贝马斯、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出现最多的是哲学家的名字。有一本《信息经济学》，连标题都充斥着大量哲学性质的词汇，如：陈述、命题与判断，本体论和认识论，理由与法则，务实与务虚，工具论——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工具的技术性与物质性，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宗教的衰落与科学的兴起，古典自然法，事物是什么，时间和空间，符号与意义，语法与语用，灵魂，人性等等。如果只是正文里面偶尔提到这些概念，也就罢了，人们可以原谅说，既然他知识广博，难得有用武之地，那就让他施展一番吧。但是，现在这些哲学性质的概念，是作为论述标题出现的，那就不得不问一个为什么。我也算对于信息经济学有所了解的人，真是不知道语法与语用、务实与务虚、工具的技术性与物质性、古典自然法乃至灵魂、人性，这些高深博大、天马行空，自然可以说充满人文精神和终极关怀的论述和科学意义上的信息经济学，能有什么实在的关系。
当然，学科都是联系的，学问做到一定程度，哲学必将出现，这里，我指的是哲学的色彩或者哲学的味道，而不是哲学的考证和哲学的陈述。文字里面那么多哲学和那么多哲学家，轻易就要“深入”到“阐释学”、“存在哲学”的“理念”层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民用词汇的学术语用
我认为，不能把着眼点不一样的工作说成是伪学问。关于真学问与伪学问的问题，我认为，这个说法到现在为止仍然是有危险的。险从何来？来自一些学者引用的关于真问题伪问题、真学问伪学问的学术定义。去年一月我首次就这场论争唐突地讲那么一句话时，确实是很肤浅的。当时，我完全不知道关于真问题伪问题真学问伪学问还有那么精细的学术定义。回想起来非常后怕，因为我居然在老百姓的民用词汇的意义上就问题的真伪这么个需要精细哲学分辨的问题发表意见。
在这场论争中，我不知道关于真问题伪问题的“学术”界定是谁最先引进的。卞悟先生在提出真问题伪问题的时候，也许头脑里已经有关于真问题伪问题的明确的学术界定，但是我作为读者觉悟到需要注意真问题伪问题的学术定义，却只是在看到《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之一)》(《读书》一九九九年第十期)以后。作者写道：
真问题和假问题最早是三十年代维也纳学派提出来的，开始时是真陈述与假陈述的问题，其论点可以归结为，形而上学的整个陈述都是假陈述。……
写到这里，我觉得是否可以提出民用词汇的学术赋义要注意社会兼容性的问题，请大家考虑。不怕你见笑，现在回想起来，当初读《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的时候，则柯是把“真问题”理解为平常人们所说的“有意义的问题”了，与此对称，“伪问题”则是“没有意义的问题”。如果以我的学历经历在《读书》这样的杂志上阅读，也会轻易陷入望文生义的尴尬局面，那么在检讨我作为读者才疏学浅、孤陋寡闻以外，是否有必要同时探讨一下作者如何把争论文章写得稍许大众化一些呢？我当然知道，学问比我好得多的，甚至学富五车的，大有人在。可是一些经济学界和文化界公认的造诣很深的学者，也明白表示过，现在一些杂志和一些作者的文章越来越读不懂了，而这些文章讨论的却是诸如效率和公平这样的被许多人关心的事情。在我看来，一些文章之所以晦涩难懂，主要是因为过分追求哲学诠释。
虽然我到现在还没能进入哲学地(或者说“学术”地)明辨真问题伪问题真学问伪学问的境界，但我还是要不揣冒昧提出，学界借用平民百姓早已熟悉的词汇来界定即使是非常学术化的概念的时候，要注意词汇的社会兼容性问题，尽可能不要在读者中和在社会上造成太大的语义分歧。真、伪、问题、学问，都是老百姓常用的词汇，使用这些词汇，最好不要学术化到老百姓难以理解的地步。如果你觉得所论的概念本身太学术化，非精细地甚至哲学地重新界定不可，那么是否可以对大众常用的词汇手下留情，赦免了它，而选用不那么流行的词汇，或者干脆自己新造一个呢？
这个建议如果能够得到学界认同，相信对学界精英和普罗大众两方面都是福音。大约四年以前，有学者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论文，讨论《第三产业劳动和高科技是否创造价值》(《人民日报》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日第六版)，其结论是，包括卫生、体育、文化艺术、广播电视、教育科技、金融保险在内的第三产业的这些“非物质生产部门，其劳动并不创造价值”；进而，高科技“本身”也“并不创造价值”。
如果不是概念和理论体系方面的重大谬误，很难想像如何能够导致这种完全背离现实的结论。但是，这一宏篇巨制有它自己的与众不同的“价值”定义，据说还是来自老祖宗的。多亏这个难以明辨的定义做保护伞，许多人也只好对这篇大作望文兴叹。
其实，这篇文章与众不同的“价值”定义本身也是经不起逻辑检验的(参看：王则柯，《经济学：捍卫理论，还是发展理论？》载《开放时代》，一九九七年五——六月号)，但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即使逻辑上能够自恰，这样来重新界定“价值”这类流行词汇，也不妥当。
我们希望，民用词汇的学术语用，不要太和公众过不去。这里我斗胆用了一次“语用”，其实很可能我完全不知道后现代叙述中“语法和语用”中的“语用”是什么意思。好在这么一直写下来，行家还是可以明白我擅用的“语用”指的是什么，能够宽宏大量地予以谅解。
每讲一个概念，每写一个名词，是否一定都要注明谁第一个这样写、他是怎样用的呢？我看不见得。用自己的语言讲话，在可能的时候用老百姓听得懂的、不容易产生歧义的语言讲话，是学者的可贵品质。用自己的语言讲话，并不一定导致侵占别人的理论。樊纲先生在这场论争中发言很少，他的《“不道德的”经济学》(《读书》一九九八年第六期)就很好读。我注意到，一直到最后一段以前，除了帕累托效率和基尼系数这两个专有名词以外，他好像没有直接引用任何别人。
观棋不语真君子。我却忍不住讲话。经济学本来更多地是一种思考方法，可是现在人们更热切地要求它是经邦济世的学问。既然这样，经济学讨论是否还是应该多关心一下人们的衣食住行、生活环境，关心资源的配置和国运的昌盛。